二、“法家之善”：章太炎等对法家的辩白

谭嗣同、康有为尤其是《劝学篇》对法家的指斥，立即引起了章太炎、何启、胡礼垣等人的反击和驳难。

章太炎与张之洞之间的纠葛，已自有其渊源。《宗经》批评法家，并告戒“好学诸君子”必须警惕法家的流弊，未尝没有针对章太炎《儒法》一文的意味。而章太炎对《劝学篇》内篇，亦有不满。据冯自由所记载：1898年春，章太炎应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的聘请赴鄂。“时张所撰《劝学篇》甫脱稿，上篇论教忠，下篇论工艺，因举以请益。章于上篇不置一辞，独谓下篇最合时势。张闻言，意大不怿。”147也许《宗经》的一句商鞅“无足论矣”，就令章太炎觉得必须对商鞅宏扬一番，以舒发对商鞅的欣赏、赞许之情，并表达对张之洞的“不怿”。不久，章太炎即撰《商鞅》（1898年8月，收入1900年《訄书》初刻本时编为《商鞅第三十五》），批驳张之洞等人士的种种“淫说”（即是非乖乱的邪说），奋力为商鞅辩白。148对于《商鞅》与《宗经》的关系，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徐复认为：《商鞅》一文指出“谗诽”商鞅的言论，“今世为尤甚”，即是指张之洞、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尤以张之洞《劝学篇》所云：“商鞅横暴，尽废孝悌仁义”为甚。149至于《商鞅》一文也附带针对康有为、谭嗣同而发，章太炎亦有说明：该文末尾有一段“附识”，内中指出：“凡非议法家者，自谓近于维新，而实八百年来帖括之见也”。所说“自谓近于维新”者，当指康有为、谭嗣同而非张之洞。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述，康有为、谭嗣同也的确对法家多有批评，因此，徐复先生认为《商鞅》一文同时反驳张之洞、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显然是持之有据的判断。

1899年春，深受西学教育且身居香港的何启、胡礼垣，发表了《〈劝学篇〉书后》，对张之洞的《劝学篇》内、外各篇分别予以辩驳。他们指出：《劝学篇》“二篇之作，张公自言，规时势，综本末，以告中国人士。其志足嘉，诚今日大吏中之矫矫者矣。独惜其志则是，其论则非，不特无益于时，然且大累于世”，故而“不得不辩，且不得不详辩者，诚欲为中国保其国”。150何、胡二人的重点，在于力攻《劝学篇》内篇，其中《宗经篇辩》为诸子九流特别是管子的言行进行了辩护。151

章太炎与何启、胡礼垣为法家所作的辩白，重在阐扬法家之善。他们并不否认法家有其弊端，如章太炎批评商鞅“诋《诗》、《书》，毁孝弟”；何、胡二人说韩非、李斯“持论太苛”。但对法家的弊害，他们只是略有提及、点到为止。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肯定法家的贡献以及其适于时用的意义。当然，他们的评述又各有其不同的侧重点和标准：章太炎专重商鞅，且辩诬甚力；何、胡二人则重在阐明管子的法家言与赞叹管子的治功，并附及商、韩。撇开这些差异不论，他们对法家之善的论证，以及对“谗诽”法家之言的驳斥，则大体相同。“法家之善”一说，出自章太炎，其《商鞅》一文指出：

世之仁人流涕洟以忧天下者，猥以法家与刀笔吏同类而丑娸之，使九流之善，遂丧其一，而莫不府罪于商鞅。

这个“善”不是道德上的善，而是其学说具有其长处和积极意义。“九流之善”，是与张之洞所说的“九流之病”针锋相对的，“九流之善”自然包括法家之善，而对法家的攻击，则导致其善的丧亡与丢失。因此，《商鞅》一文的主旨，就在于确证和弘扬法家之善，从而让世人对其重新予以认知与认同。对这一“九流之善”的说法，何、胡二人亦引为同调。归纳而论，他们辩白法家的学说与法家的治行，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法家之善，首先在于其“以法治国”或者建立“法治”秩序的方案。《商鞅》说：“鞅之作法也，尽九变以笼五官，核其宪度而为治本”152，这是商鞅“法治”的根脉。鉴于世人常常将法家之“法”理解为“刑”，章太炎特别作出界定，所谓“法”、所谓“宪度”，并非专指刑律。“法者，制度之大名。周之六官，官别其守，而陈其典，以扰乂下，是之谓法”，既然“法”并非“刑”，那么“法家”亦非“刑家”，“故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于刑律而已”，对于这些“法”和“宪度”，天下吏民是必须遵循的，否则就会施以刑律杀伐。因此，在商鞅看来，“此以刑维其法，而非以刑为法之本也”，“刑”不过是“法”得以施行的手段而已。以此观之，“则鞅知有大法”。而萧何所作的《九章律》，“远不本鞅，而近不本李斯”，所以，继承萧何的张汤、赵禹之徒，佞媚人主以震百官、管束下民，从而废除天下法度，与商鞅并没有什么干系。

从退而求其次的现实选择来看，法家的“以法治国”亦不可废。章太炎认为，如果能有上圣明王之治，如夏、商、周的三代圣治，当然再好不过了。但是，假若这种理想无法实现，

降而无王，则天下荡荡无文章纲纪，国政陵夷，民生困敝，其危不可以终一餔。当是时，民不患其作乱，而患其骀荡姚易以大亡其身。于此有法家焉，虽小器也，能综核名实，而使上下交蒙其利，不犹愈于荡乎？

在没有圣治而法纪荡尽之时，法家之治亦不失为建立秩序的次好药方。至于有人宁愿国政不理，民生不长育，也“不欲使法家者整齐而撙绌之”，这就有如若不能用美酒佳肴救治饥民，与其吃粗菜淡饭，不如饿死了事。但天下岂有这样的道理？章太炎的思路，颇为类似于柏拉图从最佳的“哲君之治”到次好的“法律之治”，既然最理想的治道、治法无法实现，就只能退后一步寻求次优的治道、治法。

何、胡二人在《宗经篇辩》中则引证管子之言：“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管子·法法》），认为这是合于世变时用的法治主张。他们同时指责张之洞的《宗经》仅仅拈出《管子》“惠者民之仇雠，法者民之父母”一句以抨击《管子》，“不按其上文而专取其后二语以为断”，不仅有“割裂之弊”（“即句解亦不能通”），而且亦持过当之论。按《管子·法法》篇，其全句为：“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惠者多赦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何、胡二人认为，“惠者生其祸，故为仇雠，法者生其福，故为父母，此即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意，其理甚明”。从治国的长远谋划上看，“法治”显然优于“惠治”。可见，张之洞对《管子》的评论，的确不合《管子》的法治思想。此外，他们在《守约篇辩》中还指出《商君书》可以为治：“《商君书》为贤人君子所羞称，孔明独好之，而蜀称治。是以人读书非以书读人也”，其《循序篇辩》亦认为，因韩非、李斯的残暴而否定“以法治国”，实属迂腐可笑：

中国之弊惟用非所学，韩非李斯之过乃持论太苛，皆不在簿书文法以吏为师也。不然质剂之法，圜土之刑，姬旦何尝不以之致成康之治哉？今言惟俗吏始用簿书文法以吏为师，则是因噎废食，截趾适屦之类耳，迂腐可笑！153

这是针对张之洞在《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中批评韩非、李斯的言论（见上文）而为“以法治国”所作的辩说。

（二）法家之善，其次在于其匡救时弊、达成富强的治功。这主要是针对管子和商鞅而言的。对于管子，《宗经篇辩》征引孔子对管子“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的高度评价，以表明称颂管子的心迹。《宗经篇辩》称道：“管子天下才也，而其道尤善在通商以富国，富国以强兵”，而齐国“崛然而起，岂学无本源而能至是”？人们只要读《管子》的《牧民》、《乘马》诸篇，就可以知道，西方大国之所以富强，实不外乎如此。所以，《管子》与“西学”、“西政”，多有暗合之处。同时，他们期待管子再世，从而拯救晚清艰危的时局国运：“中国近二十年间，居上位握权要者，倘有管仲其人，方将物阜民康积余藏羡待之于国，外邦不服，吾可以战，外邦宾服，吾可以布义行仁，岂有屡戒不悛，屡辱不悔，乞怜俯首，仰息于人者哉！”晚清之世“以时势处此，非仲之事不为功也”，因此，应像诸葛亮一样，学习法家为治之法。在何、胡二人看来，正是管子无法重生，而晚清又未得一管子式的伟大人物，中国才积贫积弱、屡受外侮，而不能屹立自强。

商鞅变法致秦日富，也受到章太炎的高度推许，其《商鞅》一文引用太史公言称之曰：“行法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相比之下，汉代“张汤行法而汉日贫”，“终于盗贼满山，直指四出，上下相蒙，以空文为治”，与商鞅之治完全相反。商鞅行法以致储藏有余、赋税不乏、富民强国，比“厉民以鞭箠”而又聚敛以充实君主国库的行径，显然要高远得多。

在中国历史上，每每于社会遭遇重大变故乱局之际，就会有一些趋于现实与功利的人士，思时局、念法家。而富强正是贫弱的晚清所汲汲以求的，因而管子、商鞅的富强之术，岂有不欲弘扬而光大之理？章太炎与何启、胡礼垣亦作此想望，自然也是时势使然。据此以观，张之洞苛责《管子》和商鞅，实在是罔顾时局的立场。

（三）法家之善，其三在于其为官的心术。在《商鞅》一文中，章太炎认定商鞅为官的心术与张汤等人“殊绝矣”。虽然商鞅进身之途（借宠臣景监以进见秦孝公）与背信于魏公子卬，往往为人所诟病，但其为官行法处事，则高优可见，不容轻蔑和恶评。《商鞅》一文指出：

方孝公以国事属鞅，鞅自是得行其意，政令出内，虽乘舆亦不得违法而任喜怒。其贤于汤之窥人主意以为高下者，亦远矣。辱大子，刑公子虔，知后有新主，能为祸福，而不欲屈法以求容阅。乌乎！其魁垒而骨鲠也。庸渠若弘、汤之徒，专乞哀于人主，借其苛细以行佞媚之术者乎？

在这里，章太炎一则推重商鞅变法，任法而治秦，凡事一断于法而不屈节于法，即使犯法的太子作为君嗣不可施刑，也要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二则颂扬商鞅刚直不阿与正直磊落的品节，而张汤等人则媚主曲法、毁坏法度，并极尽佞臣之能事。据《汉书·张汤传》记：张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吏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裁察’。”154所以张汤绝不可与商鞅相提并论。令章太炎十分愤慨的是，二千年来，商鞅总是被恶名缠身，受尽鞭挞：“鞅既以刑公子虔故，蒙恶名于秦，而今又蒙恶名于后世”，其结果是“骨鲠之臣所以不可为，而公孙弘、张汤之徒，宁以佞媚持其禄位者也”。在中国历史上，商鞅之辈不再，张汤之徒横行，不能不让章太炎感慨万端。

（四）驳议种种“淫说”对法家的“谗诽”。《商鞅》文一开篇就为商鞅大鸣不平，意欲为商鞅洗尽二千年来的冤屈：

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之倡。乌乎！是惑于淫说也甚矣。

统观《商鞅》全文，章太炎所欲攻破的“淫说”，主要是以下三点：

第一，将法家与刀笔吏等同视之，以为法家就是专为人主施行刑法的刀笔吏。章太炎认为，法家与刀笔吏，不能等量齐观，他们是有云泥之别、天壤之差的。法家之善，亦可从其与刀笔吏的比较中进一步获得确证。《商鞅》指出：“法家与刀笔吏，其优绌诚不可较哉”，又说法家与刀笔吏，“则犹大岩之与壑也”。据章太炎的分析，其优绌悬殊，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鞅知有大法，而汤徒知有狴狱之制耳”，也就是说，商鞅是“以法治国”的政治家；而张汤仅为倚重刑狱、囹圄的刑官，“其鹄惟在于刑，其刑惟在于薄书筐箧，而五官之大法勿与焉”。另一方面，商鞅变法强秦，不计一身荣辱，凡事秉法而断；而张汤则献媚于人主，并为人主专制作伥。“若夫张汤，则专以见知腹诽之法，震怖臣下，诛诅谏士，艾杀豪杰，以称天子专制之意。……有拂天子意者，则己为天子深文治之，并非能自持其刑也。”所谓“见知”之法，是指吏知他人犯罪而不举报者，以故纵论处。155“腹诽”之法，则是以口不言而腹中讥笑者为犯罪。156而张汤坏法曲刑的行径，是商鞅所不为的。

第二，认为法家“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在章太炎看来，这也是不实之词。“今缀学者不能持其故，而以‘抑民恣君’蔽罪于商鞅。乌乎！其远于事情哉，且亦未论鞅之世矣。”从汉代的史实看，恰恰是张汤等刀笔吏“恣君抑臣，流貤而及于民”，他认为“夫使民有权者，必有辩慧之士，可与议令者也”，在民众愚笨无知的时代，民众“起而议政令，则不足以广益，而只以殽乱是非，非禁之将何道哉？”但即使到“后世有秀民矣，而上必强阏之，使不得与议令。故人君尊严，若九天之上；萌庶缩朒，若九地之下”。凡此种种，都起始于公孙弘、张汤的屈膝求媚，“而非其取法于鞅也”。也就是说，“抑民恣君”的帽子，应该戴在公孙弘、张汤而非商鞅的头上。

第三，认为商鞅“横暴残刻”。这是中国历史上评说商鞅的一贯说词，也是康有为、张之洞等人对商鞅乃至申不害、韩非子等法家的一个大批评。对此，章太炎也有一辩。《商鞅》一文说：“夫鞅之一日刑七百人以赤渭水”，这出自《史记·商君列传》的记载：“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根据这一记载，商鞅当然是酷烈的，而且“其酷烈或过于汤”。但是章太炎为商鞅提供了两点辩解：其一，在商鞅那里，虽然酷烈，但“苛细则未有也”。酷烈与苛细各有不同，“吾以为酷烈与苛细者，则治乱之殊，直佞之所繇分也”。为什么呢？如张汤之徒，施行单单凭蓄意以定罪（或赦事诛意）的诛意之律，以及腹诽为罪的反唇之刑，“汤以为不如是不足以媚人主，故瘁心力而裁制之”。与张汤不同，“若鞅则无事此矣”。又如唐代著名酷吏周兴、来俊臣的酷烈，无疑比商鞅过有之而无不及，他们的残害惨毒乱施肆行，毫无法度，“且其意亦以行媚而非以佐治”，但是商鞅“于此又不屑焉”。其二，必须考虑商鞅“以刑止刑”或“以刑去刑”的初衷，并考察其后的实际成效。一方面，商鞅通过“日刑七百人”，希望能够“以刑止刑”。譬如一群牛羊之中，有牛羊患上了皮肤病，牧养牛羊的牧人担心其传染给其它的牛羊，所以将其去之而毫不吝惜。只有这样，一群牛羊才能健康、安全。另一方面，商鞅始之以酷烈之刑，终之以“家给人足、道不拾遗”，富民强国、秩序井然，也是一大治功。然而，世人“徒见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后之成效”，以为商鞅为人“终日持鼎镬以宰割其民者，岂不缪哉”！由此一辩，至少可以克减商鞅的酷烈之罪，而部分抵消康有为、张之洞的攻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