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飞将军李广的紧密协作型团队

在历史上为什么有“岳家军”、“戚家军”的称呼？原因是这些部队人数都不算多，但战斗力都相当高，内部组织都严密得超乎寻常，俨然一家兄弟。

不过这里的“家”字，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亲如一家”的意思，而是说军人之间、团队之中，并非只须上下有序、令行禁止，而且还须要建立起强大的感情纽带。

事实上，任何在高度竞争性条件下从事突击性任务的组织，几番拼搏之后，只要不是全军覆没，其成员之间必然也会产生一种相当紧密的关系。这样的感情升华，并非军人才能有所体验。

这也是为什么经典兵法一再推崇“爱兵如子”的道理。(8)这不是要求士兵一定要把长官当做自己家长（无缘无故地，他们也不会这样做），而是要求长官一定要把士兵当做自家子弟一样地对待。

这也不是说，带兵者一定要为人处世都像慈祥长者。假如吴起杀妻、孙武杀宫女、李广杀俘虏的记载全部属实，那么也说明，这些带兵者也都有相当冷血、残忍的一面。不是也有管理学者把领导者概括为“巫师加勇士”（wizard and warrior）的吗？

这里的关键，是带兵者必须懂得，团队关系和团队合作，是关系到战斗成败、个人存亡的基本问题，绝对不可玩忽。想要获得成功，他们就必须凭着近乎残忍的自我约束，要求自己做到平时与部下同甘共苦，战时先于他们冲锋陷阵。

这里一个有意思的案例就是李广。李广一辈子镇守边关有功，却总是阴差阳错未能创造出重大歼敌纪录。但后人，尤其是在尚武的唐朝，引用李广事迹的诗篇几乎举不胜举，超过与李同时代的统帅级人物卫青和霍去病，包括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等等。(9)在宋词里，也有“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至今父老依依恨，犹说李将军好”，等等。(10)最动人的篇章之一，当属辛弃疾的这首词：

故将军、饮罢夜归来，长亭解雕鞍。恨灞陵醉尉，匆匆未识，桃李无言。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落拓封侯事，岁晚田间。

谁向桑麻杜曲，要短衣匹马，移住南山。看风流慷慨，谈笑过残年。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八声甘州》）

这里人们听到的，并非是一种局外人的咏叹。作为将军，仅以作战记录而论，李和辛都很倒霉，甚至辛比李更加无所施展；但以其带兵事迹而论，李和辛都是问心无愧、无可挑剔的。

李的带兵事迹有《史记》记载：“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意思是李广带兵，士兵还没喝完水，他就不靠近水；士兵没吃完饭，他就一口不尝。他对部下宽厚和缓，从不苛刻，因此士兵也爱戴他，乐于听他调遣。

而辛的带兵事迹，从他在长沙自掏腰包，扣押官书兴建飞虎军的记载中，也不难看出。从他后来写给旧部的一往情深的诗句“愧我明珠成薏苡，负君赤手缚于菟”(11)云云中，更可体会。

《史记》也毫不讳言，在战略上，在指挥大兵团作战上，李的成就与卫青、霍去病根本无法相比。凭什么他在史书上有那么长的一篇传记？可以想象，即便司马迁对李情有独钟，他的记载以及感慨，还是要源自当事人、知情者的怀念。如此口碑，绝不可能是铁腕管束的结果，必然是通过与边关将士长时期以兄弟相待，甘苦均分，腥风血雨，存亡与共，才会建立起来的。

别忘了，《史记》里的《李将军列传》正是成语“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的出处。正是这些渗透着前辈将军道德感染力的文字，叫辛弃疾一边读史，一边回忆自己短暂的建军实践，一边听着窗外风雨，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至此人们应可想见，凡能够在高度竞争压力下显示威力的组织，比如被对手冠以“飞将军”称号的军队（这不应仅被视为个人称号），其组织逻辑，必然是既不同于官僚组织（在中国就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也不同于民间组织（小农经济里的家庭作业和社区协作）。

在相当程度上，它必须是既摆脱了世俗追求（“燕雀安知鹄鸿之志”），又不受官僚作风影响的独特模式。只有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感情纽带和精神纽带的作用，这样一个组织才能将一群陌生人（非血亲，原本相互不认识，甚至来自不同的家乡文化圈的人）凝结成为一个高度竞争性和创造性的（因为要实施各种兵法权谋）的紧密协作型的团队。

这样的组织，其实就是将一个社会的精神资源、道德价值付诸惊险实践的，全社会的精英集团。在现代社会，任何创造着与众不同业绩的组织，尤其是那种在激烈竞争中，通过接二连三推出颠覆性产品和服务而胜出的企业，都属于这种实践性的精英集团。它们的组织文化也往往具有与成型大组织（大官僚机构、大企业）和自发性小组织（家庭或个人）明显不同的特征。

在人们特别看重榜样、尊重师傅的中国，任何一个指挥员（或管理者），假如不懂得如何经营这种介乎于政府和社会（俗称“老百姓”）之间的精英组织，假如不能最起码在危机时刻发挥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那么他们也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它的组织目标。

李广是个悲剧。在一次错失战机后，他竟以自杀保全了自己作为带兵人的名誉。但很多创造过一时辉煌的带兵者（如唐朝皇帝李隆基），却因放弃榜样角色，在有生之年就把自己的整个组织都推上了自杀的绝路——他们才是更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