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钱借给那些最有能力的人：资源空间转移
金融要促进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还需要在空间上对资源进行重构和整合，把钱借给那些有能力的企业家去使用。
没有资本的生产与生活
我们只要接触经济增长的知识，都会被教导，促进经济增长的是3个核心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最大的作用就在于，它突破了人类体力、肌肉力量的限制，正是资本与技术、劳动力的结合，才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产品。
但是，没有资本的生产和生活，是怎样的一番图景呢？
在工业革命之前，尽管人类朴实、勤劳，但技术水平低下，生产方式落后，人类的物质满足度非常低，交通靠走、通信靠吼、治安靠狗、取暖靠抖。
即便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但依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就拿我们每个人都熟悉不过的“愚公移山”和“铁杵磨成针”的故事来说，虽然都启示我们只要持之以恒，没有干不成的事，但并没有启示我们，依靠资本能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资本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说，资本是迂回的生产方式。何谓迂回生产？中国人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退而结网”，就是迂回生产。在结网之前，我们可能去钓鱼，甚至跳到河里去抓鱼，可以想见，这是多么低效的捕鱼方式！但我们放弃一部分钓鱼的时间和精力，将它用来织一张渔网，捕鱼效率就会大大提高。可见，迂回生产可有效地克服人类直接体力劳动的局限。
有了资本积累的千年之后呢？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也正如《天路》所唱的：“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当然，也几乎见不到“临行密密缝”了，虽说“儿行千里”仍是“母担忧”，但临行前的所有行囊，都是“买买买”，来自工厂。
这一切变化，均是因为人类创造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金融的重要功能，就是在资源的跨期配置中实现空间的转移和集中，促进技术进步和企业家精神的发扬。正如《变化中的资本主义》所说，1870—1900年，美国基于发电与炼钢业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一场“钢梁与飞轮的技术变革”。比起原先基于皮带和滑轮的蒸汽动力，电气化与化工的应用，加倍扩大了工业产能，工业生产率以前所未有的速率增加。对产业技术的大规模资本投入促成了这一壮观景象，威尔士写道：“迄今为止空前规模的资本组合，成为现代工商业方式的显著特征。”
两类转移机制
金融资源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就把资金盈余部门与短缺部门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在社会经济中，有些部门收入大于支出，有资金盈余；有些部门则支出大于收入，资金短缺。同一个人，同一个企业，在一个时期有资金盈余，在另一个时期又资金短缺。
那么，盈余部门的资金是怎样流向资金短缺部门而实现资源的空间转移的呢？
一般来说，这有财政机制和金融机制两类。
财政机制是由政府将社会的金融资源集中起来，然后再分配给其他部门使用。在封建社会，朝廷要兴修水利工程或皇家园林、宫殿，就通过徭役和苛捐杂税来完成。财政机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是非自愿性机制。
孟姜女哭长城的民间传说，就生动地展现了财政机制的强制力、非自愿性。更重要的是，财政机制使用的是公共资金，容易铺张浪费，效率之低，不难想见。
在市场经济中，金融机制是实现资源空间转移的基本途径。它是基于预期回报的自愿机制，是在对资金使用权利的暂时有偿让渡中实现的。你把钱放出去，希望将来某一天它连本带利回到你的账户中来，而且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你这么做。正如培根所说，有时你不得不让钱财去飞，好招引更多的钱财来。
资金盈余通过诸如银行等金融机构流向短缺部门，这被称为间接金融。在间接金融中，人们将金融剩余存入银行，银行再向企业或个人发放贷款，存款和贷款是两份独立的合约。至于银行将吸收来的钱，什么时候放出去，贷给谁，存款人并不关心，也没有必要去关心。
直接金融通过金融市场将资金盈余部门与短缺部门联系起来，短缺者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等筹集所需资金。在直接金融中，只有一份独立的合约，把钱放出去了，就要直接承担企业经营上的各种风险。譬如，某公司以5元的价格发行新股，张三花了10万元认购2万股。一年以后，该公司披露，因决策失误导致了重大亏损，结果，公司股价跌到了3元，若张三在这一年当中没有卖掉股票，他就亏了4万元。
集中财力办大事
不仅人类会进行资源的时间配置，一些动物虽不懂得金融学，但也知道在时间上配置资源，而在空间上配置资源，似乎是人类独有的本事。亚当·斯密说，“你看不到两条狗交换骨头”，你也看不到一只（群）动物把其猎取的食物借给另一只（群）动物，约定过段时间再连本带利还回来。但人类会通过资源的空间转移，调剂资本余缺，实现资本集中。
为什么通过金融重新组织资本在地区间、行业间的配置很重要呢？
首先，资本在物理性质上是不可分割的，一旦被分割，使用价值就被彻底改变。一头活的水牛，可作为农业生产中的资本；一旦像庖丁那样，将牛身分解开来，作为价值量相对较小的部分，那水牛就不复为农业上的资本，只能作为餐桌上的“牛肉”了。
其次，人的经营才能分布是不均匀的，像比尔·盖茨、乔布斯、马斯克、任正非等，天生就是商业奇才，不仅善于技术创新，也善于管理；有的人，只知道乐享其成，不懂经营，一天天坐吃山空，消耗老本，无法创造社会财富。只有把资本分配给那些有经营才能的企业家去经营，才能为人类创造丰富的物质产品。
通过金融系统，将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的零星资本集中起来，便可实现大规模的投资，并且将有限的资本让渡给那些善于经营的有识之士去打理。北京的投资者足不出户，就可购买广东企业发行的股票；人们还可通过金融系统进行跨国投资，日本投资者可购买美国企业的债券或股票；中国的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到华尔街发行股票以筹措资本。随着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加深，境外投资者也可越来越便利地购买中国的A股股票和债券。通过金融体系实现资源的空间转移，同时也是资本集中的过程，可以将分散的小额储蓄集中起来，形成大的资本。在此意义上，金融就是资本的黏合剂。所以，马克思说，如果没有股票，恐怕到现在世界上也还没有一条铁路。
没有金融，企业家终将怀才不遇
企业家通常是创新者。要把新发明引入经济之中，不仅需要有眼光、有胆量，敢于冒风险，而且要有组织能力。只有具备这些素质的人，才能成为企业家。经济发展离不开企业家，没有了企业家，新技术就不可能得到大规模的产业化应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才出现企业家。在西欧封建社会的城市经济中有“商人”，在海上贸易中又有“冒险家”，为什么那时没有“企业家”呢？因为，无论是技术还是企业组织和市场开拓方面的创新，主要是伴随工业革命而发生的。
社会发展是社会各个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经济发展离不开企业家，就正如离不开科学家和广大劳动者一样。企业家是资本的组织者和牧羊人，如果没有企业家重新组织资本，再多的储蓄也只能“躺平”在那里，发挥不了生产性的作用。斯坦利·布德尔在《变化中的资本主义》中指出：“企业家极大地重塑了世界，大大拓展了可供人类选择的职业与商品领域。”
然而，直到19世纪末，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几乎都是那些创业者，美国和世界经济中的企业规模通常都很小，雇员数量几乎没有超过100人的，大多数企业都由所有者直接掌管，采用家族共享、子承父业的模式。但现在，在重要经济部门，职业经理人取代了企业所有者的亲自经营。
管理学大师阿尔弗雷德·钱德勒认为，交通（尤其是铁路）和通信（电报）的发展给商品开辟了巨大的市场，这又使制造商可迅速回收巨大的创办费用和投资，也导致了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迅速扩张。它们积极采用新技术，降低成本。在采用将生铁熔炼成钢的工业技术前，美国有数百家使用高炉技术的钢铁企业，任何一家的产量都不到全美的1%。在采用该流程后，到1880年，美国只剩下13家钢铁企业了。通过金融实现的资本集中，加快了大型工程的建设和大企业的形成。
随大企业一同出现的还有职业经理人。在以前，企业的资本和生产规模都很小，企业主完全可以管理好自己的企业。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小企业主没有聘用职业经理人。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大企业的所有者则没有更多的选择，庞大的工业巨头不是某个家庭可以驾驭的，需要职业经理人来协调和控制各种经营。正是金融体系促成资本的集中，加速了大企业的形成，职业化的企业家才有了用武之地。而善于利用金融，也正是企业家的必备素质之一，正如熊彼特强调的，“只有先成为债务人，方能成为企业家”。
技术进步依赖于资源的时空转移
通过金融实现的资源空间转移，也是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
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过去许多技术本来有成功的可能，然而却失败了。托勒密时代的埃及，就已经了解蒸汽的力量，但仅仅用在了玩乐上。罗马早就掌握了重大的技术与工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成倍地增加了罗马早已使用过的水力和风力磨坊。中国在14世纪就发明了焦炭炼铁，但并没有掀起能源革命。至于法国，在18世纪也出现了工业进步的征兆，技术发明一个接着一个，基础科学也可与英国比肩。但工业革命的决定性步伐是在英国迈出的。
工业革命首先表现在生产工具的改进。1733年，约翰·凯伊发明飞梭，使织梭可自动来回工作，不必用手工抛掷，大大加快了织布速度。1764年，木匠出身的哈格里夫斯发明了多锭纺纱机，以其女儿的名字命名为“珍妮机”。经多次改良后，到18世纪末，珍妮机可安装100~120个纱锭。1785年，卡特赖特发明动力织布机，使用马匹、水力或蒸汽机作为动力，其工作效率是手织机的40倍。
其次是动力。1705年，托马斯制造出新式蒸汽机，依靠蒸汽冷凝产生的内部真空，形成大气压力来运转。修理工瓦特于1769年发明了单动式蒸汽机，他将冷凝器与汽缸分离开来，使用蒸汽压力驱动机器运转，“实现了变蒸汽动力为机械动力的第一步”。在工厂主博尔顿的资助下，瓦特于1782年发明了复式蒸汽机。蒸汽机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革命，极大地解放了人力。
除了技术，工业革命还是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即工厂制的建立。一般认为，水力纺纱机的发明者阿克莱特是“近代大工业的真正创始人”，是工厂制的开创者。1771年12月，他在克朗福建立了第一家“工厂”，利用水力，安装了多台多轴纺纱机，由300余名工人按照机器的步调和节奏生产。工厂，这种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就在英国出现了。
为什么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呢？
历史学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众说纷纭。不管分歧有多大，金融系统是工业革命发生的重要助力，却是共识。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就强调金融在工业革命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工业革命中的许多技术，其实在那之前就已存在了，恰恰是后来金融体系的发展，才让那些早已存在的技术得以广泛地应用，促成了工业革命，并反过来加速了技术进步。
所以，纵观全球，那些经济发达、技术和生产率高的国家，恰恰就是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从美国到德国、从日本到英国，莫不如此。因此，美国经济学家费尔普斯说，通过金融渠道，创新可以从想法转变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金融根源
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史做了非常详尽的研究，他发现，在与欧洲直接接触前，中国就已积累了大量先进的科技知识。除了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战国时期的李冰就建设了都江堰，工程之浩大，就不必多说了。李约瑟甚至发现，中国早就了解蒸汽动力。但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欧洲的交通运输技术飞速从马车转变为运河、铁路、汽车和航空；通信技术过渡到了电报、广播和电话，而中国在原地踏步。
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像欧洲那样的工业革命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一些经济史学家试图解开李约瑟之谜。伊懋可认为，中国农业太繁荣，没有革新的需求，乃至早在宋朝就出现了“高水平均衡陷阱”。彭慕兰则提出，中国大型煤矿都没有分布在运河沿线，自然资源分布不适合进行有效率的开采，地理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
然而，减轻体力的付出和艰辛，尽可能轻松地提高产量，乃是人类的本能需求。中国自然资源主要分布在山区，恰恰意味着，中国有采用机械力量克服体力局限的强大内在需求。虽然宋朝经济在同时期的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但农业生产依然完全靠人力和畜力。杨万里写的“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就完全是人民辛苦进行体力生产的写照。柳永的《煮海歌》反映了那时的工业生产情景，“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衣食之源太寥落，牢盆煮就汝轮征”。足见盐民煮盐之艰辛，环境之恶劣，生活之苦难。可见，高水平均衡陷阱的解释，十分牵强。
后来，以戈兹曼为代表的金融史学家认为，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与中国没有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有关。新技术既要依靠天才的发现，也需要资本将新技术加以推广和规模化应用。例如，铁路公司需要巨大的资金来修建铁轨，制造车辆；工厂制下的社会化大生产需要资本集中。况且，创新需要反复试验，也需要专利和法律保护，使创新者将创新成果产业化、利润化。资本市场和知识产权保护是维护企业家创新积极性、大量资本投资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之时，银行和有组织的证券交易所已经存在了至少200年。19世纪铁路公司要铺设铁轨时，就能够通过向投资者支付预期现金的方式，筹集到巨额资本。
中国为什么没有建立起欧洲那样的金融体系呢？
戈兹曼认为，根源在于，中国封建政府没有采用金融机制来弥补财政赤字，而欧洲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债券就是政府弥补赤字的基本手段。早在1174年，威尼斯为与君士坦丁堡的战争而组建舰队时，就向城中居民发行债券，承诺未来偿付。宋朝政府面对军事危机时，不是发行债券，而是通过印制更多纸币来筹措军费。如果说，印钞筹措财政资金还相对文明，那通过掠夺手段征收租税，就比较野蛮了，老百姓与政府之间的对抗和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即便到了清朝，西方如火如荼地开展工业革命之时，清政府为西太后六十大寿而建设颐和园这个重大工程，面临数十万两白银短缺之时，首先想到的，居然是减少军费开支，而不是发行项目债券。因此，中国与西方金融制度出现分流的原因在于，西方国家通过债券这种平等的金融机制解决财政困境时，中国的封建王朝还依靠苛捐杂税这种“猛于虎”的掠夺手段为财政融资，这最终阻碍了中国的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