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御前奏闻的缘起和普遍存在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作为蒙古草原古老传统的忽里台贵族会议，盛行于蒙古国时期。而皇帝主持、若干枢要大臣出席的御前奏闻，又是窝阔台朝初见端倪的。
《元文类》卷五十七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云：
宣德路长官太傅秃花失陷官粮万余石，恃其勋旧，密奏求免……仍敕今后凡事先白中书，然后奏闻。中贵苦木思不花奏拨户以为采炼金银、栽种葡萄等户，公（中书令耶律楚材）言：太祖有旨，山后百姓与本朝人无异，兵赋所出，缓急得用。不若将河南残民贷而不诛，可充此役，且以实山后之地。上曰，卿言是也。又奏，诸路民户，今已疫乏，宜令土居蒙古、回鹘、河西人等与所在居民一体应输赋役。皆施行之……回鹘译史安天合至自汴梁，倒身事公……首引回鹘奥都剌合蛮扑买课税增至四万四千定……而近侍左右皆为所啗，上亦颇惑众议，欲令试行之。公反复争论，声色俱厉。上曰，汝欲斗搏耶？[3]
碑文所言“中书”，即窝阔台三年设置的掌管征收赋税、宣发号令及内外奏闻诸事的官署之一，其前身即大汗位下侍从官必阇赤。“中贵”乃怯薛执事官的代称。从窝阔台汗“今后凡事先白中书，然后闻奏”的敕令和苦木思不花、耶律楚材围绕着“拨户”的奏议及“卿言是也”的谕旨，不难窥知，大汗听取中书令（必阇赤长）、怯薛的进奏而做出相应决策以及中书专司内外奏闻制度，此时已基本形成。除了上奏，耶律楚材还在窝阔台驾前驳斥奥都剌合蛮扑买课税，甚至“反复争论，声色俱厉”，有“欲斗搏”之态。既然是“争论”且“欲斗搏”，当时肯定有奥都剌合蛮等辈在场陈述其扑买课税的意见，参与争论的臣下不止二三人。所以，上述史实可以视为蒙古国时期若干枢要大臣参与的御前奏闻的雏形。尽管它尚不成熟和完善，但在参加人非宗王身份、其职司非平等议政而以下对上的奏闻为主，大汗重在听取上奏和下达谕旨等方面，已经显露出与忽里台贵族会议的明显差异。
元朝建立后，御前奏闻逐步成熟，随着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的相继建立，参与人员也多以省院台大臣为主。王恽《中堂事记》说，中统二年（1261年）四月六日“诸相入见”，“因大论政务于上前，圣鉴英明，多可其奏”。十三日，“诸相入朝，以议定六部等事上闻，纶音抚慰，大允所奏，曰：向来群疑，焕然冰释”[4]。世祖朝以后，仍经常有“奏事内廷”，“廷臣奏事”，“凡省台卿监奏事……奏已，上或有所可否”之类的记载。[5]以上记录，虽然比较零散简单，但大体包含了若干大臣奏事和议论政务，皇帝“有所可否”、乾纲独断等基本内容，故不失元朝时期御前奏闻的概括描绘。
除了上述记载，元代御前奏闻的史实更多地保存在《元典章》《南台备要》《秘书监志》等官方文书中。为充分利用此类资料，尽量克服因缺乏系统完整史料描述而引起的困惑，笔者搜集了51例《元典章》等官方文书史实记录，特制元代御前奏闻相关情况统计表如下。
表1 元代御前奏闻相关情况统计表
续表
从统计表可以看到，51例御前奏闻史实记录，纵的方面涉及自世祖到顺帝的绝大部分时段（文宗朝暂时未找到相关记录），横的方面又包罗了行政、军事、财赋、刑法、监察、驿站等朝廷庶务。御前奏闻虽然没有被汉文典章政书作制度上的描述，但它的确普遍存在于元代高层政治活动之中。面对上述颇有说服力的史实，人们不能不承认：迄世祖朝前期御前奏闻已正式成为朝廷最高决策的主要方式，而且一直沿用到元朝灭亡。
51例御前奏闻记录中，中书省大臣参与得最多，达19次，如果加上尚书省的3次，总计22次。御史台8次，居第二位。秘书监6次，居第三位。宣政院5次，居第四位。枢密院最少，仅1次。中书省为朝廷政务总汇，地位高，职权广。它参与御前奏闻最多，合乎常理。御史台和宣政院都是拥有独立上奏权的官署，它们参与次数居第二、第四位，也属正常。奇怪的是，枢密院偏少而秘书监偏多。其实，秘书监参与次数偏多，是我们所引用《秘书监志》的史料较多而造成，显然属于偶然偏差。至于枢密院参与记录偏少，则可能是因为它掌管的军事多属机密，官方文书的公开记载本来就比较少。此外，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三府大臣一同出席的御前奏闻也留有3次记录，而且都集中在顺帝至正十二年、十三年议定征讨红巾军等军国大事的场合。总之，从朝廷官署参与情况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分别或一同出席的御前奏闻占多数。
有必要解释一个疑问：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元代不行常朝”，并没有皇帝“定期上朝接见百官，讨论政事的制度”[6]。这种看法与有关元代御前奏闻的一系列史实是否矛盾？是否影响元代御前奏闻的普遍存在？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持“元代不行常朝”说的学者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是王恽、马祖常等人的奏疏。王恽说：“切见天下之事，日有万机，事重而当即行者，必须取自圣裁。宜恭请皇帝陛下，自非岁时巡幸，于端居两宫之时，视朝进奏，定立常限”；“军国大事，日有万机，须敷奏以时，听鉴有所，今殿庭庆宴，已有定仪，视朝之礼，尚旷而未行，行之正在今日。勤政之实，无逾于此”[7]。马祖常云：“百官朝见奏事，古有朝仪。今国家有天下百年，典章文物，悉宜桀然光于前代，况钦遇圣上文明之主，如科举取士，吏员降等之类，屡复古制。惟朝仪之典，不讲而行，使后世无所鉴观，则于国家太平礼乐之盛，实有阙遗。”建议“参酌古今之宜，或三日二日一常朝”[8]。
王恽、马祖常的批评建议，主要是参照秦汉以来汉地传统王朝的皇帝定期视朝制度而发的。他们之所以提出非议，不外是忽必烈以降的蒙古皇帝没有像汉唐两宋那样，采取严格繁缛的礼仪，定时、定地接见文武百官，处理政务。事实上，在元人笔下类似“视朝”的记述，并不乏见。如《中堂事记》载，中统二年五月十二日，“有旨先召首相二三人入朝”。此外还有若干处“退朝”“下朝”“罢朝”等记载。[9]忽必烈以降不是没有“视朝”，而是采取了御前奏闻的特殊方式，进行最高决策。简言之，御前奏闻就相当于王恽所说的“视朝进奏”。正如后面笔者所言，这种御前奏闻方式，与汉地王朝文武百官均能参加的“常朝”有较大差别，即没有“定立常限”，时间不固定（“敷奏”不时），地点不固定（“听鉴”无所），参与者也只是少数省、院、台等大臣及怯薛近侍。在这种特殊“视朝进奏”方式下，大多数汉族臣僚“鲜得望清光”[10]，自然会愤愤不平。在汉族臣僚沸沸扬扬的非议声中，御前奏闻的特殊“视朝”方式就被曲解和掩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