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做一个“善良的撒玛利亚人”了

我们已经讨论过达利和拉塔内的研究，即社会环境中一个显然微不足道的特征（他人的存在与否）会显著影响旁观者的干预。引言还讨论了一项后续研究（Darley & Batson, 1973）：社会情境的另一个看似不那么重要的特征，可能对旁观者产生几乎同样大的影响。他们的实验灵感来自“善良的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s）寓言，该寓言讲的是一个受伤的旅人躺在路边，属于重要人物（而且可能很忙）的祭司和利未人路过但不闻不问，只有地位较低（而且可能不那么忙）的撒玛利亚人提供了必要的帮助。基于这个寓言及其明确折射出来的情境主义信息，达利和巴特森决定操纵潜在“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的“匆忙”与“非匆忙”状态。该研究特意选择了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学生作为被试。

在实验的初始阶段，研究者告诉年轻的神学院学生，让他们准备到附近一栋建筑里录制一段简短的即席演讲（其中一半被试演讲的主题是“善良的撒玛利亚人”寓言）。之后将被试分为两组，其中一组被试被告知“您迟到了；几分钟前他们就在等您了，所以您最好快点”，另一组被试被告知“还要几分钟他们才会准备好，但是您最好还是现在过去”。在途中，“迟到”和“还早”两组被试都遇到了一个男子，他倒在门口，低着头，一边咳嗽一边呻吟。不出所料，“迟到”组的神学院学生几乎不会向男子提供帮助，实际上，只有10%的人伸出援手。相比之下，由于有足够的时间，“还早”组被试有63%的人提供了帮助。

这项研究能否证实，这些神学院的学生对世俗的苦难无动于衷？或是他们更重视地位较高的等候者，而不在乎似乎需要他们帮助的地位低下者？到了现在，读者应该能想到，上述研究几乎没有显示任何神学院学生的人格倾向，而是发现了很多利他主义的情境决定因素。这里再次强调，情境操纵的一些微妙细节可能非常重要，值得引起重视。我们推测，一方面，达利和巴特森的“迟到”操纵，不仅让年轻的神学院学生不愿意停下来助人，而且还让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演讲感到有点烦躁和紧张——这也许足以阻止他们关心受害者。另一方面，“还早”操纵可能让年轻的神学院学生走得更慢，更仔细地观察周围的环境，甚至可能更期待有机会拖延时间（而不是在陌生人准备录音设备时尴尬地等在一边）。

在第4章中，我们将讨论这种情境影响，它往往比大多数人预测的要大得多。另外我们还注意到，许多研究探究了利他行为的其他情境决定因素（相当多的研究关注利他主义者的人格特征）。其中一些研究的结果相当直观。例如，布赖恩和特斯特（Bryan & Test, 1967）指出，是否有利他“榜样”（在相似甚至相同情景下提供帮助的同伴）会相应地增加或减少被试帮助他人（身处困境的司机）的意愿，以及面对基督教救世军（Salvation Army）募集水壶时的慷慨程度。还有些研究得出的结果更令人惊讶，而且往往更为复杂。例如，许多研究表明，无论是“内疚”（Carlsmith & Gross, 1968）还是“快乐”（Isen, Clark, & Schwartz, 1976;Isen, Shalker, Clark, & Karp, 1978），情绪诱导都可以显著地提高被试遵从求助请求或做出其他利他行为的意愿。但我们认为这些研究总体上没有传达出情境主义的要旨，尤其是不如达利和巴特森的简单研究那样，突显出渠道因素的重要性。当我们看着虔诚的神学院学生（毫无疑问，这些学生过去曾帮助过他人，在未来也将继续致力于帮助各种不幸的人）几乎毫不犹豫地从痛苦的受害者身边走过，急着去宣讲“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的布道时，我们体会到勒温学派的一个基本要旨：我们行动，只是因为渠道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