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现在是1957年，我来来去去，如今又回到了阿克拉。距离战争结束已经过去十二年。黄金海岸已经变成了加纳，是非洲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作为前联合国观察员，我曾怀着极大的兴趣与激情注视着这一过程——即将离开的英国人彬彬有礼，表达优雅的致辞，使用西塞罗式的词汇。我们很擅长离开。同时，这里暂时还留有一位总督，及旧政府的框架。明亮崭新的河里有暗流涌动，慢慢地，为防止激起过往怨恨与报复，缓慢似乎是解决之道——这正是他们二十年代在爱尔兰的做法。
很快我就会回到斯莱戈。待在获得独立的国家，这感觉很奇怪，但又不是那么奇怪，因为我的祖国也曾独立过。我当时不理解独立的含义。如今我理解了一点，只有一点点。我一直租住在这间水泥小房子里，房屋外侧是古老的旋涡和方形花纹，和当地寺庙类似。这不是寺庙，是一位小官员皮特·奥科先生朴素的住房，在我受薪雇佣于联合国期间，他很乐意将多余的住房租给像我这样的人，虽然我的同类，那些已经出没于非洲大地三百余年的“外来者”如今已经整装离去，但是我还要留一段时间。一年多前，我刚到这里时，一位女士，我忘了她姓甚名谁，在来自联合国的信件中告诉我“那位可爱的奥科先生会给予你方方面面的帮助”。而他的确如她所言那般好。他身高大约是我的三分之二，友善的头顶上有一块硬币大小的斑秃，英语比大多数爱尔兰人讲得流利，在租约期间，他事无巨细都会通知我，也确保我有住处。他大概比我年长几岁，常称我为“他的孩子”，比如“麦克纳尔蒂先生，我的孩子”，他和他的阿克拉同胞们大多在我心中留下了好印象。我记忆中，早在战争之前的阿克拉到处是铁皮屋顶和蚁丘，那是欧洲妇人的绝望之地，当时我们潜伏在偏远的营地，脆弱不堪，而她们坚持不懈地给这里的旧政府总部写信，言辞激动地索要关于裙子、帽子，以及最急缺的防蚊长袜等物品的信息。
《阿克拉号角》是当地的英语报纸，它已经从二十多页缩减到了一张纸。该报纸说各地依旧存在些小麻烦，例如在多哥兰[1]和黄金海岸之间，又出现了几个月前我和其他人努力解决的那些老问题。如果有穿着新制服的人来要求我离开他们的加纳，我自然就不得不离开。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人来打扰城市边缘这片美好祥和的氛围，在这里，房屋稀疏，一块块菜地郁郁葱葱，蓬勃生长。我看不到大西洋，但是我可以闻到它的气息，就在半里之外，薄雾蒙蒙，无边无垠，海水深不可测，有时还显得汹涌可怖。所以看不到它我也怡然自得。虽然去年我和奥科先生一起查看了它的角角落落，我是指这座房子，奥科先生还跑来跑去地向我展示了它的荣耀与特色，可即使在那时我心里也想着，“然而曼喜欢住在海边，她喜欢游泳”。下一秒我就想起来她不会和我一起住在这里。
曼。
我会回到爱尔兰，一定会，一定会，我在那儿有我的责任，有我的爱人和孩子们。
1922年，我第一次遇见曼时，她穿着宽松的黑裙子，修长的身躯上方是可爱的脸庞，大学校园的煤渣路掩映在树木间，若隐若现，她漫步在路上，就像电影胶卷般滑入我的眼帘。她的影子倒映在那片有名的悬铃木下，她穿着洁白的衬衫，柔软的胸脯在衬衫里微微起伏，走在灌木丛中就像是一块明亮的盾牌。当时我还很年轻，大脑里似乎空无一物，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时间是静止的，世界也是静止的。我看着她穿过入口处昏暗的拱门进入四方庭院，这是我大学第一年，当时正值内战。
她朋友众多，为首的是个艳丽的女孩，叫作奎尼·莫兰，但是没有人在我的交际圈里，我想我的圈子里都是男性，诸如工程师等技术男，还有那些神秘深沉的家伙，只对数学、物理等更加遥远的领域感兴趣。她的朋友是当时的新式女孩，她们踏入大学，无所畏惧，神气十足地走在校园里，身上带着科尔特斯[2]和麦哲伦的自信。有时候，我能看到下课后，她和那些女孩子蜂拥而出，高声聊天，语速飞快，我确信她们很明白独行的男性会一路看着她们。有时候她们那个圈子也会有男士加入，那些天之骄子，医生或者新政府官员的儿子，他们头顶上同时飘荡着胜利与失败的气息。
一天晚上，她步履轻盈地走在海边，我像个侦探或者说小偷般，远远地跟在她身后，尾随着她回家，这才发现她家住哥拉顿街。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路上她从没回过头，一次也没有。她左边是一望无垠的漆黑海湾，右边是错落的小村舍和大房子，她就走在那中间的小道上，一路回到萨希尔[3]。
她消失在带有花岗岩球顶的旧门柱之间。我知道像这样的地方一定会有金属墙刺无形中守护着，我暗暗希望她的父亲没有一把这样的刺刀，因为这个地方象征着可观的地位与庄严。我看着她打开巨大的前门走了进去，扯下她的帽子和红外套，像滑冰般向后抬起右脚，踢着关上了门，没有向身后沉闷的夜里望一眼。
为了让她对我说第一句话，我只好常常出现在她常走的路上。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其他方法。在她某节商贸课下课后，我故意走到她附近。我看着她进了课堂，在她上课的一小时里四处闲逛，然后看似不经意地走在她常走的路上，内心忐忑却坚定。
“我猜你是在头上打翻了颜料？”她盯着我的一头红发说道，“你到底是谁？怎么我走到哪里，你都会像玩偶匣里的杰克那样蹦出来？”
“嗯，既然你提起了，我的名字就是杰克。”
“哪个杰克？”她问，仿佛她的生命里出现过上百个杰克。
“杰克·麦克纳尔蒂，”我说，“约翰·查尔斯·麦克纳尔蒂。”然后，似乎是为了说得更明白一点，我又补充道，“工程学专业。”
她沉默片刻。我突然发现她也很紧张，我不确定我是怎么知道的，但我就是知道。她当然也很紧张，她才十九岁，被一个从没见过的、满脸通红的红发男子搭讪。
“说得不错。我是曼·柯万。”她说道，似乎任谁都会知道这个名字，现在只是将脸与名字对上了号而已。
随后，她伸出戴着手套的手，仿佛我们是边境某处的外交官。那是双橘红色的皮手套。我盯着她的手套看了一会儿，然后赶紧轻轻地握了一下。她微笑地看着我，然后又笑出声来。
“毫无疑问，我还会在这里见到你的。”她说完，便没有继续聊下去。
“会的，”我说，“会的。”随后她走过我身边，带着好闻的香水味，消失不见。
这就是故事的开始。
夜晚，在郊外田野。汤姆·奎伊在这儿待了一整天，炖了一锅鲜美的鱼汤，还放了秋葵和棕榈果。他一直低声唱着埃维语[4]歌曲，他的英语也很好，好像是多年前的某位爱尔兰牧师教的。其实他有点罗斯康芒[5]口音，勾起了我的乡愁。当初是奥科先生找的汤姆。对我而言，他是最完美的仆人，战争期间他在黄金海岸军团时就是如此。他在可怕的缅甸活了下来，退役时是准尉副官。他体格强壮，不爱穿鞋，事实上我印象中黄金海岸军团的军士经常不穿鞋，即便阅兵时也不穿。从那些细致详尽的文件中，我发现他和我一样大，而且恰好是同年同月生。
他退役回家后，抚恤金出了些问题，他和朋友们在阿克拉各处游行示威，其中几名死于警察之手。毫无疑问，用这种方式感谢他们保卫帝国之功，并不恰当。但是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反倒更加专心炖汤，或是更专心地做手头的任何事情。扫蚂蚁。擦威士忌酒杯。他就是顺其自然。生命。珍贵的生命。
我每天付给他两先令，比二十年代埃内亚斯在爱尔兰供职于皇家爱尔兰警队时的工资少一先令，这段经历就是导致他失败的原因。埃内亚斯老派地称它为“旧死刑”，这是他儿时玩伴朱诺·林奇用纯正的爱尔兰腔传授给他的。如今埃内亚斯流亡他乡，我也不知道他身在何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钱总是不可靠的。
汤姆告诉我，他在军队时日薪是一先令，不像大多数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他们都是两先令。他们还会扣留他三分之一的工资，在战后作为某种津贴发还给他。包括缅甸在内，他参战三年，这笔钱总计二十三镑。至于抚恤金，他说只有那些受伤的家伙才有，而且其实数额很小。成千上万的士兵都找不到工作，结果就全都宣誓效忠恩克鲁玛[6]。你能想到的最好的工作就是警察，但是汤姆并不想做这份工作，尤其是挨过警察的子弹之后。他说当奥科先生传信告诉他我这儿有份工作的时候，他很开心，尽管我并不确定他是否真的知道这份工作会有多短暂。有一天算一天吧，我想。
汤姆有妻子和孩子，住在内地，汤姆从没去看望过他们。在沃尔特河[7]沿岸某地，他的确提到过那个村子的名字，但是我没记住。看样子，他之所以从没去看望过他们，是因为他的妻子不让他去。他说他定期传信给她，问她能不能让他看看儿女们。传信人得先坐公交车，走二十里地，再雇两条船。对汤姆而言，这相当昂贵。但是她总是会回信拒绝他。每当他提起这件事，总能看到他往常那充满“男子气概”的自信脸庞上一片困惑，这可真是奇怪。
他过了好几个月才对我吐露心事。我当时曾请他坐下，但是他没坐，就站在那里，对我诉说他妻子的事情。
“我祈祷总有一天她会叫我回去。”他说。
阿克拉的金斯威百货店如迷宫般错综复杂，我穿过人山人海的妇人堆，买下了我的新写字桌。桌上放着一张我自己的老照片，相框脏兮兮的。胖乎乎的六岁儿童在斯特兰希尔[8]海滩，拿着木铲，脸上带着小男孩特有的那种冷淡笑容。我手拿木铲，骄傲地对着拍照的人——我父亲，他拿着他的布朗尼盒式相机。当我看这张照片时，我自然能够看到我自己，但我也能看到他，站在沙滩上，穿着黑西装，看着相机眉头微蹙，却仍笑着，他有时是个自相矛盾的人，就像太阳雨。
我们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我、埃内亚斯和汤姆——提茜当时还没出生——父亲常常会在夜里过来，做他所谓的“大鸟”动作。他会站在我们床边，张开双臂，而排成一行睡在单人床上的我们仨就会钻进毯子里。我们双眼紧闭，一半是害怕，一半是开心得发狂，我们能感觉到“大鸟”慢慢地、慢慢地降落在我们上方，然后，我们能感觉到父亲的吻落在我们每个人的额头上。
我十岁时，告诉他不要再做大鸟动作了，我看见他的表情一变，随之点头同意。问题在于，他不做这个动作就不能到达亲吻的环节，所以我、汤姆和埃内亚斯也就失去了父亲的吻。
我的母亲身材瘦小，总是穿一身黑衣，就好像她已经成了寡妇一样，她是我赖以稳定生活的基石，好比一座桥的桥墩。如果说我小时候她时常会看起来很严厉，那只是因为她习惯如此了。有时候，特别是我父亲和他的小乐队一起去罗斯康芒或梅奥[9]的时候，她会挽着你的手臂，告诉你一些事，开心的、短暂的、惊人的事，微不足道的真理，还有可能来自她婚前、年轻时的故事。她会站在小客厅的壁炉前，向我们展示她的舞蹈，她跳得是如此灵巧熟练。而她的孩子则会目瞪口呆地看着她的鞋底在黑色石板上踢踏作响。
她几乎从不直接称呼我的父亲，只会唤“他”，哪怕他就睡在她身侧。真是个奇怪的习惯。
她偶尔的坏脾气源于她的恐惧，她害怕和谜团联系在一起，某些被遮蔽的往事，关于她真正出身的、无人知晓的故事。她由唐纳伦夫妇抚养长大，却发现自己并不是他们的孩子。这让我母亲备受折磨。我母亲有时会对她自己感到害怕，她最大的恐惧，“恐惧”这个词并不能形容她所受的折磨，源于她是私生子，这一点会时不时地折磨着一个人的灵魂。她从没有向我提及过此事，哪怕在我长大成人之后，是爸爸悄悄告诉我的。
对我父亲而言，他最爱的莫过于和他的乐队一起出去。穿上他最好的西装，草帽向一边翘起，将乐器随手塞进小马拉的轻便马车里，他还经常会带上我。我是刮簧片或者更换琴弦的一把好手。为了不降低乐队的格调，我也会穿上父亲亲手缝制的精致礼服，每一颗细小的锡纽扣都出自他的手艺。
然而我父亲也是斯莱戈精神病院的裁缝，那是他真正的工作。
职工们每年都会举办舞会，那时会将患者请进大楼深处，把精神病院大厅里的旧长椅拖出来。而当时我就站在一个临时搭建的舞台后方，拿着小刀和备用琴弦准备就绪。我坐拥绝佳视角，能欣赏乐队成员欢快的屁股和晃动的草帽。随着夜晚音乐大肆奏响，他们的身体像海草般摇摆，一小群寻欢作乐的人在木地板这张大鼓上兴风作浪。狂欢之中带着些许疯狂，似乎证明了精神病院毕竟是一个代表着疯狂的地方。手臂像投球手般挥舞，双腿放肆摆动。连平日里内向冷静的女性也会在跳舞时差点被甩向空中。我站在那儿，出神地盯着，看什么都心满意足，而我的父亲气势汹汹地拉着小提琴，或是用琴弓猛拉大提琴，仿佛他是要把自己锯成两半。
然后在狭小的里屋，当一切结束，各色舞者也回家之后，我们就会吃巨大的白面包三明治，上面的果酱鲜红如血痕，还会喝杯凉凉的牛奶，这时唯一的音乐就是病人们四起的哭喊与叹息，或是狂怒的，或是哀伤的，在这栋建筑的各个房间里来回飘荡。
我自己的小照片旁放的是我舅公托马斯·麦克纳尔蒂的银版照片，现在它可是货真价实的古董了。舅公在得克萨斯州中央草原被一支科曼奇族人[10]剥下头皮。他是美国骑兵团的骑兵。这张照片褪色得厉害，我只能勉强辨认出穿着蓝色制服的他。我父亲就是随了他的名字，我弟弟也是，所以就不得不叫他们老汤姆和小汤姆了。正是这张照片，让我从小就想成为军人。
这是我们的一点“血统”，一般来说，这种东西在我的家族少有存在。父亲也曾严肃地告诉我说我们曾经是斯莱戈的黄油出口商，住在名叫朗奇之家的宅邸里面，就在离我们约翰街住处不远的拐角附近。那处旧址当时就是一片毫无吸引力的废墟。他还以更加神秘的语气告诉我，一直到克伦威尔[11]时期，我们的祖先奥利弗·麦克纳尔蒂都曾统领着他的部落，只是后来他的土地落到了他转投新教的兄弟手里。
虽然这段历史无据可考，但它对我父亲而言就是一段真实可信的重要记载。不可避免地，我也从中汲取了我在这个世界的自我存在感，且从未质疑过一丝一毫。
【注释】
[1] 位于非洲西部，1884至1914年间为德国保护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瓜分为英属多哥兰（东部）和法属多哥兰（西部），1957年英属多哥兰与英属黄金海岸合并，1960年成为加纳共和国，1960年法属多哥兰独立成为多哥共和国。
[2] 科尔特斯：大航海时代西班牙航海家。
[3] 位于爱尔兰西部戈尔韦市的一个海滨地区，上文中哥拉顿街是此地区南部沿海而建的一条马路。
[4] 多哥和加纳东南部当地语言，约有661万人将其作为第一语言使用。
[5] 爱尔兰的一个郡，位于爱尔兰岛中部。
[6] 恩克鲁玛：加纳政治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先驱。
[7] 位于西非，加纳的主要饮用水源。
[8] 位于爱尔兰斯莱戈郡。
[9] 爱尔兰的一个郡，位于爱尔兰岛西北海岸。
[10] 美洲原住民，主要居住在得克萨斯州西北部。
[11] 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英国政治家、将军、独裁者，在英国内战中带领议会派击败保王党，1649年处死查理一世后，废除了英格兰的君主制，并征服苏格兰、爱尔兰，1653年至1658年出任“护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