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英雄:张富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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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精彩写在青涩季

五 雪域垦荒

南征北调,随时改变着时局;殊死战斗,很快扭转着乾坤。国民党军队像秋后的蚂蚱,越蹦越无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犹如壮美的红玫瑰,越开越红、越开越艳。张富清所在的第2军步步为营,逼得敌人节节后退。仅1949年5月至7月,第2军指战员途经蒲城、泾阳、兴平、扶风,至宝鸡。他们夜以继日风雨兼程,忍饥挨饿攻城拔寨。直到7月底,张富清他们跨入八百里秦川,陈兵陕甘边境。

1949年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发出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为解放整个大西北而奋斗,敌人逃到哪里必须追到哪里,不给片刻喘息的机会。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决定:“第一野战军必须在1949年冬结束西北解放战争,以便明年进入和平建设,新疆不能例外。”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军进军南疆。极少数反对和平起义的反动分子密谋叛乱,妄图分裂祖国的极端势力也蠢蠢欲动,情况十分危急。为迅速解放和田,制止叛乱,我军派出重兵,横穿大漠,直入和田。12月5日,第2军5师15团一千多名指战员,从阿克苏出发,沿和田河古河道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历时十八天,行军七百五十多公里,把五星红旗插到和田城头。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习仲勋为此发出嘉奖电,特向艰苦奋斗胜利进军的光荣战士致敬。

东风浩荡,红流滚滚,第一野战军指战员乘胜前行,敌人闻风丧胆,如秋后的落叶一般,任凭东风劲扫。

1949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彭德怀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以彭德怀、习仲勋为首的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当即动员,军部上下要以保家卫国为己任,保卫新疆,建设新疆,屯垦戍边。这一具有战略意义和民族团结意义的动员,给予了所属部队指战员极大的热忱和无穷的动力。经上级决定,驻扎在陕甘边境的张富清所在团进军新疆喀什。

陕甘边境通往新疆喀什,不仅有近两千八百多公里的路程,还要穿越戈壁瀚海,翻越雪山峻岭。面对着体无完肤的公路,面对着千难万险,张富清和战友们并肩挺进,时而高唱他们自己谱写的战歌:“哪怕冰霜冻住了雪莲,哪怕乌云盖住了山巅,保家卫国壮志酬,迈开双腿再向前……”时而举臂高呼:“保家卫国,屯垦戍边!”“向祖国的新疆进发!”“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

那歌声、口号声,声声激昂,声声欢快。说什么戈壁难越,说什么雪山难翻,说什么鞋破底穿,说什么脚上的血泡叠血泡……一种澎湃的激情,一种必胜的信念,催发着指战员们向着神秘的疆域之地,向着期待开垦的、绝大部分由维吾尔族人居住的喀什挺进!

当进疆大军在嘉峪关外的玉门、敦煌一线摆开,只见那里沙海茫茫,人烟稀少。行进中,有的战士一路向人打听新疆的情况。恰遇那些暗藏的敌人借机造谣,说新疆是个鬼门关。他们说那里冬天小便就会冻成“冰棍”,得用棍子敲;出门走路不得露出耳朵、鼻子,否则一摸就会冻掉。他们说夏天的戈壁滩上,太阳毒辣,常常把人活活晒死;风沙凶狠,能把骆驼刮得空中打转转……

于是,有极少数干部战士有想法:“好不容易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连一口气都没歇,就把我们派到最远、最荒凉的地方,谁知我们的苦呢?”甚至,还有的把牢骚编成顺口溜:“来到部队尽打仗,南下北上饿肚肠;南泥湾去开荒,今日还要去新疆。成了光棍,丢了爹娘。”

这个顺口溜很快传进了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震的耳朵,他气得直拍桌子:“这还行?这是在涣散人心嘛!”

王震敏感地意识到这种苗头要不得,如果不及时灭掉,会祸患无穷。

这是一个令王震情绪激昂的上午。有部分骨干代表参加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在一间高大的祠堂里召开。作为骨干代表的张富清也被邀请参加了这个会议。主席台前,悬挂着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画像,画像下面挂了幅巨大的中国地图。

“历史上的班超、林则徐、左宗棠都能为祖国统一,不辞万里艰辛出师西域,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还不如他们吗?说路远,那时候他们只能骑马坐轿,我们今天还有汽车,他们不怕路远、干渴,我们还怕吗?有那么一些人,怕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讨不到老婆,断子绝孙。我王震今天当着大家的面保证,我绝不会让我们的部队里出一个和尚!”

王震的讲话非常激昂,大家全都被他真挚的话语所感染,一个个斗志昂扬。

讲到激动时,王震举起爬山用的木棍敲打着那幅地图问道:“你们谁说说,这地图是用什么绘成的?”

大家被问得目瞪口呆,一时回答不上来。王震把桌子一拍,大声疾呼:“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先烈用鲜血绘成的。”

紧接着,他又用木棍指着中国地图说:“难道我们愿意从我们的版图上少了新疆这一块吗?那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我们勤劳善良的各族同胞。同志们,我们中国,现在总共是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新疆就占了六分之一,你们说,你们舍得吗?”

王震的话,让在场的干部激动起来,有的当即喊道:“舍不得!”“我们舍不得!”喊话的人群中,就有一个瘦小的男儿,他就是张富清。

王震越说越激动:“我们不去建设我们的国土,不去保卫新疆,我们手握钢枪干什么?我们还是革命者吗?”

“到新疆去!”“建设新疆!”“保卫新疆!”

顿时,台下激昂地呼喊着,全场一片沸腾,好一会儿才稍稍平静。王震继续说:“请你们告知广大指战员,不要听信谣言,要有自己的见解。我们请来了历史学家、新疆商人,还有跑遍新疆的汽车司机等朋友,分别给大家当老师,请他们给我们介绍新疆的风土人情、地理、气候、生活方式和历史演变,让我们用掌声热烈欢迎他们!”

掌声中,兵团宣传部副部长马寒冰领着一队人走进会场讲台。他们中有维吾尔族,有哈萨克族,还有汉族。他们在马寒冰副部长的介绍下,分别被各部队请去当老师。

在他们的讲解下,进疆的指战员解开了心中的疑团,认识了真正的新疆。决心书、请战书雪片一般地飞往各党委和党支部……

正当张富清和战友们一道向组织上写了请战书的第三天,上面将他作为难得的战斗骨干调入第2军教导团。他们在新疆的吐鲁番过冬后,马不停蹄,徒步一千六百多公里向着喀什快速奔去。

尽管时至3月,可喀什还看不到任何青色,还是处在天寒地冻之中。这天上午,金色的阳光洒向一望无边的雪地,满眼晶莹透亮,皑皑一片。

张富清和教导团的战友们以为到达了宿营地,谁知这里只是暂且休息,真正的目的地还在前面的疏勒,那里是一片草湖,荒漠而冷清。

“同志们,到了!这里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新的战斗就要从这里开始打响!”

团长一声令下,整个教导团的干部战士,和声一片,摩拳擦掌。

就在张富清和战友们搭帐篷时,不知从哪里来了一队人马,为部队指战员送来了新鞋、新帽和新军衣,还送来了各种餐具和食物。他们是新疆当地和平解放后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派来的慰问团。他们中有男有女,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多个民族。望着新疆各民族兄弟一张张冻得透着高原红的古铜色的脸庞,张富清和指战员们浑身涌起一股暖流。当他们一个个握着慰问团成员的手说“谢谢”时,已哽咽得难以成声……

长期行军、打仗的张富清和官兵们,这才结束了“鞋穿帮”“光脚板”“足底老茧比石硬”的历史,这才结束了“一件衣服冬夏不分,是血是汗弄不清,开水烫死虱子漂一层”的现象。

脚上有鞋,身上有衣。全国早已解放,新疆也只有隐藏下来的极少数的残兵余匪,难道他们敢用鸡蛋撞石头?

这些从战争的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指战员,从此全力以赴投入疆域开垦的战斗。

新的战斗总是伴着意想不到的艰难险阻而展开。张富清所在的教导团每一百人只有五十把镢头、二十多把坎土曼和八架土犁,生产工具严重不足。

他们每天平均进行十六个小时的超体力劳动,每天每人的粮食供应不足,而新疆军区还特地通告他们:每人每天还要扣留一部分粮食作为下一年的种子。干部和战士的肚子怎么也饱不了。

另外,临时搭建的帐篷只有全团人数的三分之一,有三分之二的人要在原始洞穴式的地窝子睡觉。进入夏天,荒芜的湖滩热气蒸发,不仅臭气熏天,还要遭受大个毒蚊的叮咬。

劳动工具不够,干部战士争抢着轮流抡镢头,轮流像纤夫逆水拉纤一样地拉犁翻地;肚子吃不饱,他们就捡野菜、割青草、拔苇根充饥;睡地窝子怕遭风沙吹撒、受毒蚊叮咬,他们就找来毛巾或破布盖住自己的眼鼻耳嘴……

这是夏天的一个夜晚,银盘般的月亮高高地挂在上空,整个疏勒的湖滩、农田像蒙了一层薄薄的晨雾。夜晚11时许,已被提升为副连长的张富清查岗中,隐隐约约地听到低沉的哭声。他循着哭声,警觉地向着扎营地的东边找去。

“谁?深更半夜的干什么?”张富清来到哭声的不远处问道。

不一会儿,哭声停止了,剩下的只是抽泣声。

张富清走近哭声约十五米处停住脚,问声更为严厉:“谁?口令?不然我开枪了!”

“别,别,张连长,是我……向树生……”

“是你这小子。大伙儿都熟睡了,你怎么跑到这里哭鼻子?”

张富清早就认识他。他是一个喝了几年墨水的湖北兵,在半年前进军新疆途中,他曾多次边行军边打着快板:打竹板听我数,数数两人爱吹牛;一个是四川的张天猴,一个是湖北的李明友。天猴说,四川有个峨眉山,离天只有三尺三;李明友说,湖北有个黄鹤楼,半头杵在天里头。叫声大伙听清楚,说说是谁在吹牛。

是他,就是这个会说快板的湖北战士。张富清收起了武器,找了一块满是绿草的地面,拉着向树生坐了下来。原来,向树生打15岁那年起,就跟着他父亲学木工。他和他父亲走东村串西村,行南街穿北城,到处做木匠活。他父亲为了他长大后能有出息,边带着他干活边教他识字说书。那年秋天,他们父子不知不觉来到西北地区。一天,夜幕还没降临,父子二人挑着装着木工用具的行李在路上走着。忽然,前面走来几个国民党残兵,一国民党受伤官兵拦住了去路。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

“老总,我们是木匠,到前面村里去干活的。”年长的木匠师傅连忙回应他们。

说着,另一受伤的“光头”兵强行让他们把担子卸下,先是用手中的枪刺扒拉着,看看里面装的什么。

“老总,我们这里面装的都是干活的工具,再就是几件破旧的衣服,没什么别的。”

突然,那位“光头”兵从装满工具的木箱里找到一只毛皮袋,他如获至宝。

见国民党的“光头”兵拿了毛皮袋,向树生心里猛地一紧,不由得喊出声来:“你放下,放下!”

谁知,这“光头”兵不但没放下,还使劲扯开了毛皮袋。袋中的银圆和纸钱当即显露无遗。那只毛皮袋,装进了木匠师傅多少辛劳和智慧,装进了父子俩多少走南闯北、穿乡村奔城镇的血与汗?

这个跟随父亲好不容易来到河北保定的湖北小伙,怎能容忍“光头”抢走他们披星戴月、日夜奋战的劳动果实?见到眼前这一切,怒火中烧,他忙冲上前,欲夺过毛皮袋。没等小伙拢身,“光头”兵一脚把他踹倒在地。木匠师傅眼看儿子被他们踢倒在地,怒气冲天,就在“光头”兵脚踢他儿子的那一刻,他闪电般地从“光头”兵手中夺过那只毛皮袋。木匠师傅大声喊道:“树儿,快跑!”喊罢,木匠师傅掉头就跑。为了引开这帮为非作歹的国民党残兵,向树生从地上顺手捡了一块石头,朝着另一残兵迎头扔去。他边扔边破口大骂:“你们竟敢拦路抢劫,不得好死!”

只听“哎哟”一声,石头击中了另一残兵的头部,血立刻流淌出来,把残兵头上包扎的白纱重又染红……

向树生满以为这几个残兵会追他,却没想到几个残兵向着他父亲穷追不舍。

“站住!”“站住!”“给老子放下!”

几个残兵连追带吼,木匠师傅头都顾不上回一下,拼命向前跑去。

紧跟“光头”兵身后的另一残兵迅速端枪瞄准,只听得“砰”的一声,罪恶的子弹射中了木匠师傅,木匠师傅随着背后鲜血的流淌,倒在地上。

“爸——!”“爸——!”

见国民党残兵用手中的枪打死了自己的父亲,并抢走了他父子俩辛辛苦苦攒下的那袋钱,他像一头从大山上冲下的猛虎,发疯似的朝父亲跑去。

相依相伴的父亲惨死在国民党残兵的枪下,他父子俩夜以继日劳作献技挣下的钱也被他们抢走。在万泪俱下中,向树生疯狂至极。

正在向树生走投无路时,英雄的西北野战军出现在他的面前。要生存、要复仇的他,毅然地加入了这支人民拥戴的队伍。后经部队几次战斗和改编,这位有手艺、有点儿文化的湖北战士来到了张富清所在的连队。

在张富清的抚慰和启发下,向树生讲述了他的身世,表达了他的愤怒,也道出了他的思家之情。向树生8岁多点儿,母亲就因病离开人世。为了生活,为了让向树生传承他父亲做木工的手艺,他父亲常年在外面做木工活,老家只有一个结了婚的姐姐和一个小妹。为了把木匠师傅的家撑起来,向树生的姐姐结婚没有嫁出门,而是招了个上门女婿,并拉扯着10岁多点儿的小妹。

向树生是个有仇必报、有恨必解的小伙。他来到部队后,在战场上,表现出了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把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恨,把对父母亲的悲痛,把对家中姐姐、姐夫及漂亮的小妹的思念,一股脑儿地带到了战场。当时,向树生越战越勇。现如今,国民党军队打败了,毛泽东主席已经在天安门上升起了五星红旗。原以为,盘踞在新疆的国民党军队需要我们去横扫、去歼灭,谁知,这里的国民党军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胜利诞生的威震下,纷纷投诚,使新疆得以和平解放。

按说,没仗打了,日子理应过得舒坦一些,安稳一些。可没日没夜地垦荒种地,人整天都生活在这种枯燥单调的氛围里,工作在这种臭气熏天的自然环境中,吃住在这荒无人烟、各种带毒的蚊虫乱飞的情形下,向树生常常心神不定,有时眼角不动声色地挂了泪珠。他想念曾与他朝夕相处、既教他手艺又教他文化的勤劳的老父亲,他想念他那善良的甚至在他的记忆里模糊不清的母亲,他想念一直疼爱着他的漂亮贤淑的姐姐,他想念那倒插门的本分憨厚的姐夫,他想念特别可爱的小妹……

在这遥远的山巅,在这广袤的疆域,有谁不想自己的爹娘,有谁没有儿女情长呢?

张富清在人民解放军的队伍里刚刚认识几个字,就在老兵的帮助下学着给家里去了一封信,告诉他可亲可爱的母亲,说他已经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了。在这战火纷飞的年月里,也不知家里收到没有。即便收到了请人帮忙给自己回信,部队南北转战,也无法收到啊!

张富清原本是安慰这个湖北战士,不想自己也是热泪盈眶。不能这样!尽力克制眼泪流淌的张富清,用自己的衣袖,帮这个湖北战士拭去了泪水……

银盘般的月亮似乎嫌自己光亮不够,从东边拼命地朝着天空当头奔来,把它的光彩不遗余力地洒在茫茫的原野,映照着促膝谈心的两个身着戎装的身影。

那天深夜里,副连长张富清和湖北战士向树生的谈话,是那么贴心暖肺,是那么情投意合!他们俩有个共同的认知:把恩亲、把感恩、把乡愁深深地藏在各自的心底,为了建设好新疆,屯垦戍边,冲破重重艰难,贡献自己的力量。

六 能武习文

1953年1月底,当新年爆竹的烟火还没散去,当人们正张灯结彩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抽调连以上战斗骨干入朝作战的工作正式启动了。

这天下午,部队领导找到张富清。这位领导讲明来意后征求张富清的意见。张富清好不激愤:“我国的每寸土地都不容侵犯。只要是党和祖国需要,没说的,我去!这两年没打仗,我的手正痒痒着哩!”

没几天,张富清就和部队几十名战斗骨干背着背包,从新疆喀什向着新中国的首都北京进发了。

天险挡不住,路遥情更迫。

张富清和几十名战斗骨干肩上都扛着一种神圣的责任,即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就是扼制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出发时,他们各自身背用面粉赶做的坨坨馍,带着一壶冷开水,风雨无阻,日夜兼程。刚解放不久的大西北,交通极为不便,公路很少,即便有,也是破败不堪。偶尔遇上车,他们就坐一段路,更多的是迈开双腿,徒步行进。在寒冷的冰天雪地里,鹅毛大雪一片片、一层层地坠下,像老天坍塌一般,顿时铺天盖地。大雪,封住了勇士们前行的路径。他们就采取前者拉后者,后者牵前者的方式,在齐腰深的积雪里,筑起一道牢不可破的人墙;在遭遇沙尘暴时,黄沙在风的搅拌中,黄龙腾跃,乌烟滚滚,沙尘漫天。他们为节时赶路,睁开眼睛辨识路线,他们每个人都弄来纱布,蒙上眼睛,一步一步地前行着。日夜行走,背上汗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稍歇息时,冷风一吹,浑身刀砍一般,阵阵彻骨冰凉。累也好,困也好,这些战斗骨干都能挺过去,而令人难熬的是缺水。每人身挎一个军用水壶,偶尔遇上补给站,他们除了尽情饮上一顿,再满满装上一壶。紧接着的是无尽头地向前走着。

走着,走着,不知翻了几座山,不知跨过几道岗;走着,走着,不知迈出多少里路,不知耗去了多少时间……

口渴了,忍一忍,实在渴得难受,不得不喝上一口,又把壶盖扭起来,以防遇上特殊情况。一天下午,他们走了一程路,又翻了一座无名山。这时,天色已晚,不顾疲倦地行走,使得他们迈开了左腿,难迈开右腿。突然,一个较胖的战友冷不防左脚一滑,顿时倒在行军的路上。随着倒地声和战友的惊吓声,张富清回头一望,如战场冲锋号响起,闪电似的奔过去,连忙把跌倒的战友扶起。甭多问,战友是干渴难熬才昏倒在地的。

张富清二话没说,把水壶里仅有的小半壶水喂在战友的嘴里……

这一次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长征”,战斗骨干历时一个月。他们好不容易从南疆走到北京,殊不知,上级告知,朝鲜战事已经缓和,不再继续增援。他们这批战斗骨干暂时在北京休整,整装待命。

张富清生来就是个吃苦受累的命。本来到北京就该停下来,再美美地睡上一觉,饱饱地吃上一顿,可疲倦过度的张富清,觉睡不实,饭不想吃,接连好几天只想喝水。党和国家对这批战斗骨干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知道他们大多是第一次来到祖国首都,要他们好好地休整几天,让他们养精蓄锐,让他们赏心悦目。特地安排他们游览北京名胜古迹,参观天安门广场,张富清感到神圣而自豪;每看一次精彩的文艺演出,张富清都热泪盈眶……

党和国家对这批战斗骨干有着百般的爱。见他们大多是文盲,缺少文化素养,集体派往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学习。

张富清和新学员一样,握惯了钢枪的有力的手在这会儿放下钢枪,手握毛笔,实在有些不习惯。虽说在这之前也在打仗的空隙学过文化,那种业余的学习每次都有新鲜感,而这回以学习为主,还真有些不习惯。第一天还好,第二天也凑合,到了第三天,张富清在课堂上听讲时,听着听着,眼皮一个劲儿地打架。不一会儿,一阵鼾声在教室里响起。老师停止讲课,放下了教本,走下讲台,朝张富清走来。教室里其他同学齐刷刷地转头,“唰”的一下,几十道目光全都向张富清投来。讲课老师站在张富清身旁,厉声叫喊着:“张富清同学,怎么睡着了?”

张富清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老师站在自己身边,好不尴尬。再扭头一看,同学们都在看着他,那一刻,张富清的脸色瞬间白一阵,红一阵。

这天晚饭后,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5(3)级党支部召集部队学员中的党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党课的题目是《掌握建设新中国的本领》。这次党课,使张富清震动很大: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国民党政府被推翻了,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军队以及一切反动派已经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了。现在的形势已经进入了解放全中国到建设新中国的重大的转折关头。再也不是先前的日夜奋战、英勇杀敌了,而是要拿出好的办法,把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的伟大祖国。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指战员努力提高文化素养,牢固地掌握建设国家的本领。这个本领不是战场会瞄准,会投手榴弹、扔炸药包,而是要懂得,起码要熟练学会和运用基本的文化知识,要掌握专业的文化知识,还要向高端的科学技术进军。否则,听党的话、为人民谋福利就是一句空话。

熄灯号响起,一起参加学习的战友们很快就睡了。躺在床上的张富清丝毫也没有睡意,他的脑海里出现了当年永丰战役中张富清所在2营6连的战斗情景。在那场难忘的血战中,干部战士浴血奋战,前赴后继,一夜换了八个连长,全连几乎都打光了。决一死战的张富清身负重伤,仍坚持不下战场,一直坚持到战斗结束,张富清才被战友搀回……

不一会儿,那天上课时自己在课堂上睡觉的狼狈模样也撞进了他的脑海。那天也不知怎么的,一进教室,还没坐下,他的眼皮就打起架来,困意使他无法控制。自己的鼾声,换来了讲课老师的训斥,换来了课堂上同学们的嘲笑。

慢慢地,那些难忘的情景,那些过往的场面开始飘飘然了,淡化了,远去了……

张富清刚刚合上眼皮,很快就进入了梦境。梦中,一个面目慈祥的老人带着笑意向张富清走来。张富清心情特别激动。激动中的他在辨认,她好面熟,她是谁?女人的笑意没有了,她的眉宇凝聚着,她的那双款款大脚也变成了一双三寸小脚。这不是他日思夜想的母亲吗?这不是他心目中了不起的可亲可敬的母亲吗?张富清正要喊一声“母亲”时,他母亲拧着他的耳朵,心存忧虑地问他:“你说你要听党的话,为人民谋福利。你上课打瞌睡,不用功听课,不好好学习,你怎样听党的话?你拿什么本领去为乡亲父老谋福利?”

母亲的追问,问得张富清羞愧难当。

母亲还是不依不饶,继续追问张富清:“你回答我,你用什么去报答党,用什么去报答你早已死去的父亲?”

这时,张富清在战场上勇猛杀敌的男儿铁性早就无影无踪了,有的只是怨悔,只是知错就改的小男孩的那种乖巧劲儿。

张富清此时无可奈何。他一个劲儿地请母亲饶恕他:“妈,我错了!”“我错了,妈!”

“妈!我——错——了!”

像是对着家乡不远处的宝山,像是对着长流不断的湑水河,张富清高亢而深情地呼喊着。

张富清这发自心底的喊叫,别说吵醒了同寝室的战友,连他自己也被这一哭喊声惊醒。

他猛地一下,推开铺盖,从床上坐了起来。

值夜班的战友用手电筒照着,急忙来到张富清身旁,低声问道:“张连长,你怎么啦?是不是做了噩梦?”

值夜班的战友一点儿也没猜错,但他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表示没什么。

过了一会儿,值夜班的战友离开了,寝室又恢复了原有的宁静。唯独张富清,坐在床上一动也没动。好一会儿,张富清轻手轻脚地下床穿衣,又蹑手蹑脚地拿着本子和笔,向着光亮的过道走去。

第二天上午,刚刚上完第一节语文课,张富清就找到班主任,郑重地交了一份保证书,保证自己一定要努力学习,掌握好建设新中国的本领。

俗话说,响鼓不用重敲。张富清并没有遭到人们的敲打,就彻底改掉了上课爱打瞌睡的毛病,每次上课,他都会全神贯注,边听边认真地思考。每次期中测验或年终考试,在当时实行5分制的情况下,他每门功课的成绩都达到4.5分以上。

张富清所在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的学习,先后在天津市、南昌市和武汉市进行。不论是冬日天津的严寒,还是夏天南方城市的炎热,张富清全然不顾。他随时随地都要认真地琢磨每一句话,都要反复地计算每一道题。

1954年7月,已经转移到南昌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5(3)级学习,一下子从祖国的北方来到江西南昌,在气温上,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个是常常雪花飘洒,一个是大多时间艳阳高照。相当一部分学员难以适应。起初,张富清也不适应,常常是汗水裹着内衣。但他根本就没把这当回事,他想,一条从无数生死搏击的战场上捡回的爷儿们的命,连死都不顾,还顾什么气候适应不适应?

在生活上也是,学员们大多吃惯了北方的面粉,哪怕是玉米糕、窝窝头、二米饭、高粱米或大豆。至于少见的大米饭,他们更是喜爱,吃在口里黏黏的、甜甜的,有一种美味佳肴的感觉。来到南昌,尽管粗粮杂粮少了,大米多了,但学员们还是不习惯,感觉南方的大米像鱼子一样。张富清年少时,虽说是生活在陕西这北方的地带,但他的家乡位于陕西汉中,靠近湖北和重庆,与南方接壤。至于吃大米,是他的最爱,在家乡的日子里,一年到头常常是喝着米粒很少的米汤一样的稀饭,很难吃上一顿饱饱的米饭。如今他几乎每顿吃米饭,好像每天在过年。对于这样的生活环境,张富清越发懂得珍惜,他的学习较之前在天津更发奋了,更刻苦了。在全年级的数学比赛中,他兴冲冲地捧回了第一名的奖励证书。当他从班主任的手中接过全年级第一名的奖励证书时,学校操场上响起一片欢呼声。欢呼声中,张富清的脸又一次涨得通红通红。

学习竞赛结束,时间已经进入1954年6月底。校方宣布,放假二十天,学员们既可以游览南昌市的八一起义纪念广场,也可以报请班主任批准后回老家探亲。

这天下午,与张富清同寝室的一个学员接到了家中的回信,看着看着,那学员哭起来了,而且越哭越伤心。原来,他的父亲是他们村里的支部书记,在一次与洪水搏斗中,为了抢救村里群众的生命和财产,他父亲不顾年老多病,一次次地带头跳入水中,在父亲的带领下,村里民兵纷纷跳进水里,与洪水展开生死搏斗,老人和孩子们被救上来了,他父亲被上游突如其来的洪水卷走了……

同室学员父亲的遭遇,感染着全年级的同学,也勾起了张富清对家乡、对母亲和兄妹的思念之情。

作为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阔别家乡五年了。母亲,您老人家的身体还好吗?当年被我顶替留在家中的二哥和小妹还好吗?新中国成立前的1948年,我当兵来到光荣的西北野战军359旅,刚刚学会认字,我就给家去了一封信,也是我人生中写的第一封信。在那战火纷飞的时期,我写的那封信,不知家里收到没有?如果收到了,母亲还会有个好心情,不会为我担心害怕;如果没有收到,还以为我为国民党反动派当炮灰呢!母亲,我早就弃国民党军队不干了,光荣地走进了我们共产党自己的队伍;我现在早已是人民解放军的副连级军官了。

张富清向班主任请了假,挤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

七 泪洒新房

黑色的闷罐火车,也就是原用来装货的车厢里,挤满了来来往往的旅客。头戴红星闪闪的军帽、身着绿色军装的张富清也站立其中。整个车厢闹哄哄的,不是患病的老人的呻吟,就是无知孩儿的哭叫,实在令人烦心。而张富清像没听见一样,很安然地站在那里。因为,他的心情随着车轮的滚动,早就飞往了远方,飞到了曾记录着他儿时欢乐与爱恋、苦难与憎恨的土地。

这是一列从江西南昌开往陕西西安的原本载货的火车。也许是人满为患的缘故,它像一头走不快的笨牛,“吭哧吭哧”地行进着。

火车尽管走得很慢,但丝毫没有影响张富清的心情。毕竟带着他这个远离家乡的游子在奔往张富清老家的路上,离他的亲人只会越走越近,不会越走越远。

火车到了西安,再从西安转乘去往陕西汉中的火车,再由汉中转乘公共汽车到城固县,最后,再从城固县徒步五里路,就到了生他养他的马畅镇双庙村。

到达双庙村的时候,天边的太阳刚刚落下,西边那抹紫红色的霞光,洒向了蜿蜒的湑水河,一片片散发着清香的稻田;散在了乡间黑色的瓦片上,装点着双庙村的房前屋后……

望着这眼前的景致,张富清发自内心地感叹:“我的家乡可真美啊!”

也许怕自己与美好的景致不相符,他戴上了那顶红星闪闪的军帽,又习惯性地整了整风纪扣。接着,他开始寻找、辨认他的家门。

“你是不是元生?”一个满脸铜油色的庄稼人试探性地问了声。

军人立马回头相望,这不就是我的二哥吗?他兴奋地大喊一声:“二哥!”

“还真是你呀,元生!”这庄稼人就是张富清当年顶替下来的二哥。二哥连忙将兄弟肩扛的、手提的物品接了过来,大声地叫喊着:“妈,你看谁回来了,是三弟回来了!”

二哥带着三弟刚来到家门口,他们的母亲就从房里蹒跚地走了出来。五年过去了,母亲的头上又添了些许白发,她瘦弱的面额上布满了沧桑和悲苦,虽说是中国已经解放好几年了,可她眉宇间、一双深邃的眼睛下端的皱褶,越发像刀刻一般。多少艰辛,多少苦楚,多少积怨,全都刻在这位母亲的脸上,刻在这位有着男人般胆略和智慧却内心柔弱似水的女性心底。

见到母亲,张富清心跳加速了,激动地奔向母亲,可此时,腿不从心,一下被他家门槛绊倒了。没等母亲过来搀扶,张富清神速地站立起来:

“妈——!”

“元生——!”

喊罢,张富清朝着母亲骨瘦如柴的双肩抱去。好一阵子,母亲轻轻地推开儿子,两眼端详着儿子,看了上半身看下半身,看了帽子看鞋子,缓缓地摇着头:“再不是先前去孟财主家放牛的元生了,变样了,全变了。”

“妈,那还能不变吗?我早就离开了国民党,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我打了胜仗立了功,还被提升为副连级干部。还有,我把名字也改了,自从参加解放军,我就改名叫张富清了。”

抹了把老泪,母亲一个劲儿地称赞着:“好哇,好哇!”

母亲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她情不自禁地推了儿子一掌:“怪不得前几年家里收到一封报功书,说张富清在战斗中英勇杀敌,立了特等功。我们摸头不知脑,只得把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放在箱子里。我们一家人怎么猜,也猜不出什么道道。”

当母亲从箱子里拿出几年前寄来的报功书,张富清细细端详着。

这是1948年12月,一封署名“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的报功书:“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二营六连任副排长。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驰报鸿禧。”

张富清看着这份珍贵的报功书,仿佛又回到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战场上。张富清知道,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布了《解放大西北人民功臣奖章条例》,他因为功勋卓著,被授予“人民功臣”奖章。纵队司令王震将军亲自给他佩戴军功章,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多次接见了他。张富清将这张报功书叠起来,装进了自己的挎包。他对母亲说:“还是由我带回部队吧!”

“你拿去吧。”说罢,她拿来两把杨树做成的靠椅,给儿子让座,自己也坐在一旁唠叨着。她责怪儿子都没有捎个信回来,母亲无时无刻不牵挂着他,这位单身老人想儿想得好苦哇!

1949年10月,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全国解放,反动派势力被迅速摧毁。张富清的家乡同样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联保处已被共产党的农民基层组织取代;原来的孟财主已遭到农民的镇压,财主的土地被没收,分给当地的农民耕种。家乡发生的每一个变化,给张富清的母亲带来的是震惊、激动、解恨!而每当这个时刻,她就惦记着张富清。她的心里,总有一种愧对这个三儿子的感觉。在她看来,当年,如果不是她想出用三儿子代替二儿子的办法,孩子们现在还不知道怎样:我们这个原本破碎的家庭怎么能够熬到解放,熬到今天?可是,我的三儿啊,是娘让你受委屈了,你该不会记恨母亲吧!

儿啊,你知道吗?在全国就要解放的时候,也就是黎明的曙光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村同样有个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的小伙子,他竟然脱下了那身令人厌恶的黄皮,逃回家来了。娘想,不管是好是赖,他总算是回到了双庙村,可是我那个子瘦小的三儿啊,你身体那么单薄,在战场上吃得消吗?你怎么就不知道跑回家来呢?儿啊,你要知道,儿行千里母担忧啊,从你离开家门的那天起,你母亲我就一直在牵挂和担忧的煎熬中度过!儿啊,你要知道,不管你去往何方,不管你混成什么样,在你的心里要始终记住自己的家。家是你的根,是一座包括家中每一成员在内的港湾……

当年的张元生从解放军部队回家探亲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在全村传开了。

第二天早上,张富清家的大门刚打开,左邻右舍的老人们就纷纷来到他们家,为张富清的母亲道喜,祝贺老人的三儿子终于回来了,还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当了官。

小孩们也都跑来了,出于好奇,他们要来看热闹,看看这位解放军叔叔是个什么样,看看这个军官威不威风。

张富清很礼貌地给老人们递烟端水,他母亲乐呵呵地给孩子们发糖。

这当儿,张富清的家里突然来了两个并不熟悉的人,一男一女。男的身着礼服,修长的身材,40多岁,进屋一脸的笑。他叫孔孙旺,是双庙村的村主任。那女子身高1.6米,年方20岁,瓜子脸,高鼻梁,不算纤细的眉毛下端,有着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一头秀发乌黑乌黑,后面披着的两根辫子又粗又长。她叫孙玉兰,是双庙村的妇女主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孙玉兰从16岁开始就羡慕军人,喜欢军人。这不单单是因为解放军英勇顽强,能上阵杀敌,赶走了日本鬼子,消灭并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而更多的是,军人有阳刚之气,有男人应有的担当,用地方的话说,就是像个爷们儿。

村委会的孔主任要去看望张富清,孙玉兰忙拦住孔主任说:“孔主任,请你带我一块儿去吧,我要代表全村的妇女,还要代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去向那位同志问个好。”

“走吧,一起去!”

说罢,孔主任就带着孙玉兰来到了这里。

张富清热情地给他们让座,机灵的孙玉兰连忙礼节性地站了起来。端着水的张富清朝着孙玉兰瞟了一眼,他浑身为之一颤:“我的天咧,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活脱脱,白净净,简直是仙女一般。”

就在张富清为之一颤的一刹那,他端在手中的水险些泼洒出来,好在孙玉兰眼尖手快,很快地接住了那杯热水。

有些羞涩的孙玉兰趁张富清不备,偷偷地瞅了张富清一眼,当她的眼神与张富清的眼神相撞的那一刻,她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她的双手也不由自主地颤抖着:面前的这位军人,方方正正的脸,端正的五官,聪慧的大眼上方,还生就一双惹人喜欢的双眼皮。他英俊而不俗,威武而不凶,堂堂正正,慈眉善目,是个打破铜锣也难找的军哥哥。

孔主任很高兴地把双庙村的建设发展情况向张富清做了介绍,并同他聊起了部队的事儿。

坐在一旁的村妇女主任孙玉兰,这会儿格外兴奋,她恨不得随时都接过话茬儿,发表自己的见解,表现一下自己的才干。然而,她又克制了自己,毕竟自己出生在一个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家庭,毕竟自己还是个没有出嫁的闺阁之女。她只得耐住性子,尽可能地多听少说。

孙玉兰回到家里,人还没坐下,她父亲孙水祥就跑来问女儿:“去看了村东头天成的第三个儿子?”

“嗯,去了。”

“那小子离家那么多年没回来过,在外面混得怎么样?”

“爸,你是怎么说话呢?怎么就叫混呢?人家是在当兵,在打仗,还提了什么副连级干部哩!”

“嘿!这小子有点儿出息,看来,他们家的祖坟被野猪拱动了。”

“爸,如果有部队来征兵,我也愿意去当兵,没准你女儿还会成为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军官哩!”

“你这妇女主任不是也干得挺好吗?自古以来,金戈铁马、挥刀弄枪都是男人干的事。”

“一看您就是个老古董,亏您还是技术职业高中毕业哩,人家花木兰是怎么替父从军的?”

“好啦好啦,吃饭吧!”孙玉兰的母亲端着刚炒好的菜,从厨房走出来,打断了他们父女不和谐的谈话。

这天早晨,天刚见亮,几只小鸟儿就在孙玉兰门前的橡树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孙水祥早早地起了床,他要进行他的晨练,每天早上活动活动,舞舞长剑已成为他的生活习惯。

半小时过后,他正准备歇剑收兵,谁知树上的那几只鸟飞来飞去,仍在不停地“叽喳”着。

孙水祥望了望树上的飞鸟,他在纳闷: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是什么日子?莫非有贵客到?

果然如此,张富清有个叫杜明林的表兄,他跟孙玉兰算是同事,也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他满面春风,手提鱼肉、糕点之类的物品直奔孙家而来。见到孙水祥,杜明林忙把手上的物品放在堂桌上,笑着说:“孙老师,前来恭喜贺喜啊!”

孙水祥更是纳闷:“我们穷家小户的,喜从何来?”

“孙老师,这可是喜从天降啊!”杜明林见堂屋内不见孙玉兰的踪影,忙问,“孙玉兰怎么不在?”

“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吧。她昨天睡得太晚了。”

接着,杜明林就把这次他受人之托的重要事儿说了出来。委托他的人就是张富清的母亲周爱女,让他为表弟张富清提亲。

原来,自那天孙玉兰和村主任从张富清家离开后,张富清的母亲就有了想法:三儿已是30多岁的人了,还没谈个姑娘成个家。这个姓孙的妇女主任长得水灵灵的,又知书达理。如果她还没处对象,没准他们……

周爱女怕孙玉兰与其他的男娃定了亲,赶紧找人为他们牵上这根红线。她想来想去还是请杜明林最合适:一是,杜明林是自己的侄儿,是三儿子的表兄;二是,杜明林是孙玉兰的同事,都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三是,杜明林能说会道,与孙玉兰的父亲说得来。

周爱女反反复复琢磨的心思没有白费,杜明林跑了东村跑西村,最后把张富清与孙玉兰的相亲见面定在孙玉兰的家里。

这位周爱女啊,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伟大母亲!她怎么就那样神呢?她硬是把两个年轻人的心思猜透了。

这天上午,在表兄杜明林的撮合下,张富清按时来到孙玉兰家里。别看张富清在战场上是英雄,可赴约见姑娘,心跳明显加速了,那英俊的面孔红得像个刚从树上摘下的苹果,看上去特别可爱。他本不想赴约,这不仅仅是他觉得不好意思,更重要的是他感到自己年龄过大,愧对了这个如花似玉的妇女主任。说不去赴约吧,孙玉兰那双清亮亮的大眼又像一团火时明时暗地在他的心中燃起。与孙玉兰见面时,他真诚而又憨厚地说:“我喜欢你,又觉得对不住你……”

孙玉兰羞羞涩涩地回答着:“有啥对不住我的?”

“我整整大你11岁呀!”

“大11岁又怎么啦?人家不是说,宁可男大一层,也不可女大一岁吗?再说,男人岁数大,会懂得疼自己的女人!”

孙玉兰回答的,是一句掏心窝的话。这句话,拨动了双方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爱的琴弦。

有人说,语言是枪,它可以杀人;有人说,语言是药,它可以救助人的生命;还有人说,语言是一把晒干了的火柴,只要轻轻地一擦,就能燃烧起男女间情爱的焰火……

转眼归队的时间到了。头天晚上,张富清和孙玉兰在一起谈得很晚,他与孙玉兰说好了,明天他启程归队,叫她不用送。

第二天一大早,当张富清的二哥提着行李箱打开大门时,孙玉兰已亭亭玉立地在他们家大门口。“二哥,你忙吧,我来送!”二哥忙回答:“没事,我的兄弟我来送!”孙玉兰不高兴地说:“二哥,你这话不咋的,那我就是外人?”二哥醒悟似的:“哦——对不起,你也是我的好妹妹。”说罢,就把行李箱交给了孙玉兰。孙玉兰这才接过行李箱,羞涩而又开心地一笑。那笑声如同银铃一般,那么清脆,那么悦耳。

7月的陕西汉中,有中午黄土高坡的炎热,也有早晨平原地带的清凉。离开了双庙村,晨风吹来,给张富清和孙玉兰送来了丝丝惬意,送来了缕缕清爽。他们手牵着手,向着离双庙村仅五里路的城固县汽车站走去。

“回吧!前面就要到汽车站了。”张富清实在不忍心松手,他巴不得始终牵着孙玉兰的手,永不放松。可是,不行啦!他是一个兵,兵有兵的纪律,兵有兵的神圣,兵有兵的职责!当他告别母亲,踏上了去往长途汽车站的路,他就像一个险些掉队的战士终于步入队列一样,心情多么畅快,多么轻松。他也像一个整装待发的战士,随时准备着奔赴前线,随时听从党和祖国的召唤!

孙玉兰又哪里舍得松手呢?她真想就这样抓住他的手心,永久永久地走下去。然而,她还是听了他的话,站在路边的高墩上,停下了。她不情愿由于自己的任性给他带去心中的不快。她毕竟是一个在传统礼教环境下长大的女孩子,她认定了这么一个理:既然你认定要做他的女人,就得听他的。

一阵晨风拂过,孙玉兰下意识地用她白嫩而又富有弹性的手,理了理额前的刘海儿。站立在路边的高墩上,孙玉兰有意无意地拨弄着那对又黑又粗的辫子。望着张富清渐渐远去的背影,她的心也像被张富清带走了一样,空落落的。剩下的,只有一滴又一滴的泪水……

返回部队不久,上级决定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由江西南昌转到武昌防空部队。

班主任讲,他们这届学员的文化学习,地点再也不变了,直到毕业。星期天,见学习地点稳固下来,张富清就想到了家中为他操碎心的母亲,还有更牵挂的,就是上天赐给他的仙女般的没进门的媳妇孙玉兰。这个休息日上午半天的时间,他什么都没干,就干了一件令他牵肠挂肚的事儿。鸿雁真能理解男人的心,才几天的时间,孙玉兰就回了信。就在张富清听到邮递员喊他拿信的时候,张富清就像绷紧的弹簧一样,猛地站立起来。但他并没有飞快地去取信,而是傻了似的站在那儿东张西望。他怕邮递员叫的不是他,或是喊错了名字。

不知道是时间过得快,还是气候的不同。武汉市是人们公认的火炉城市,本应烤得人灼热难耐,这会儿却飘飘扬扬地下了一场雪。尽管是雪天,张富清和学员们还是早早地坐进了教室,等候着老师授课。

足足等了二十多分钟,班主任才迈进教室。他今天不是夹着厚厚的书本和讲稿,而是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几台照相机。可能是久旱逢雪心情爽的缘故,今天的班主任兴致勃勃:“学员们,有人说,天公不作美。这话依今天来看是错的,应该改成老天解人意!你们看,面临着我们快要毕业,面临着我们即将分布全国各地,走向各自不同的岗位,老天毫不吝惜地给我们送来了一个银色的世界,给我们大伙儿送来了一个难得的好心情。当然,老天给予我们施舍的时候,它也期待我们学会珍惜,珍惜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珍惜这独具特色的景致,珍惜这江城少有的风光……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抓住难得的机会,走进银色的世界,利用这美好的景致,凭借这无限风光,绽开笑容,合影留念吧!”

班主任的这番触景生情,博得了学员们的异口同声:“好!”

说武汉是座火炉城市并不夸张。昨天还是白茫茫一片,今天就是阳光明媚。太阳才出来半天,就已是冰融雪化。到了下午,门前的水泥操场就派上用场了。

下午2点半,一声号令,5(3)级全体学员紧急集合。学校领导宣读了上级部队的命令:“从现在起,5(3)级全体学员做好准备,办理好毕业证书后,全体学员集体转业到地方,充实地方干部管理人才队伍。”

命令宣读完就解散了。学员们有的一哄而散,有的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大伙谁也没有做好转业到地方的思想准备,显然这命令来得有点突然。突然也好,自然也罢,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走,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去哪里,结合个人的意见,由领导决定。

接下来,摆在学员面前的最严峻的问题就是去向问题:第一,留在城市工作;第二,回到自己家乡工作;第三,到湖北省偏远的恩施工作。

两年多的文化速成学习,张富清不知做了多少道题,有的做对了,有的做错了,对错都有老师判解。而今天,这道题太难了,做得对和错,不是用笔修改那么简单,而是决定了你今后多少年,甚至一辈子的命运!

三个去向,按条件,张富清都符合。特别是第一个去向,留城市工作。留城市工作无非就那么几个条件:当兵前老家在城里的;战争中受过伤或立过战功的;因身体不佳,自愿留在城市的等。这几条,具备任意一条都可以留城市工作。张富清战功卓著,伤痕累累,名扬全军,要留城市工作,完全可以。

而三个去向,张富清有点儿为难的,是后两个去向。是回家乡,还是去湖北偏远的西大门?至于第一个去向,张富清的回答很干脆:选择放弃!

城市比农村好,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张富清绝不会因为自己曾打过几次仗,受过几次伤,立过几次大功就居功自傲,就拿来做留城市工作的砝码,跟党组织讲价钱。与战场上牺牲的战友比,我算得上什么?

为什么在第二个去向和第三个去向的选择上犯难?因为张富清是个颇有孝心又重情义的人。母亲早年丧夫亡子,打年轻时就守寡,直至现在。为了维持那个破碎的家,为了把她的几个儿女拉扯大,她有多少辛酸苦辣?和平时期不再打仗了,作为她的儿子应该回家尽孝……

未婚妻子孙玉兰,美丽又善良,还多才多艺,更难得的是,她还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尽管他们相识短暂,但她对他的微笑的脸,她那双清亮亮的眼睛,分别时那依依不舍之情,让张富清永远忘怀不了……

回家,是再平凡不过的选择;回家,对只身在外的男儿该有多么大的诱惑!

留城和回家都是唾手可得的事。能这样做吗?组织上对张富清说的话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各地都需要人才。特别是湖北省偏远的恩施,那是个少数民族居多的地方,环境艰苦,极缺干部人才……

一边是老母亲的期盼;一边是组织的召唤,党和人民的急需。一边将以成功者身份回归温暖的港湾,一边将步入和平时代的新战场!

张富清在自己的笔记上写道:“作为党多年培育的一名干部,要坚决听党的话,党叫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哪里艰苦到哪里。在自家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碰撞的时候,为国家利益着想是唯一的选择。”

看到张富清的去向选择,组织上很欣慰,又有些担心:“你身上有伤,去湖北偏远的西大门,你身体顶得住?”

张富清笑着回答:“枪林弹雨都蹚过来了,还怕什么苦?为了我们的祖国,就是牺牲了也心甘!”

再说张富清贤惠的未婚妻孙玉兰,前天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张富清所在部队的书信,信上说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昌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她前去完婚。

接到部队的来信,孙玉兰又惊又喜。兴奋之余,孙玉兰很难拿定主意。她只得征求父亲的意见。

父亲经过一番思考,人没开口,眼泪就跟着往外挤。他不得不道出他的决定性意见:“去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姑娘成人了,早晚总是要嫁人的。”

孙玉兰拿出攒了很多年的压岁钱,扯布做了一件新袄子,背上几个馍,就向着白云黄鹤的故乡,向着湖北武汉,向着她心中的白马王子出发了。

孙玉兰来到部队的第二天下午,部队就为张富清和孙玉兰举行了婚礼。婚礼是在武昌防空部队的家属院里举行。

婚礼举行前,班主任征求了张富清的意见:“这是一生的大事,说说你的想法?”

“我没什么想法,感谢组织的关心,越简朴越好!”张富清憨笑地回答。

可学校领导不赞成张富清的说法。他说:“张富清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把个人的婚事都置之度外,30多岁了还没成亲,他的未婚妻更是个值得称赞的好同志,听说她还是他们村的妇女主任,比张富清整整小11岁。部队去封信,她就开个结婚介绍信来了。像这样的好同志,我们可不能亏待了他们。我们的生活再清苦,也不能让人家姑娘感到寒心啊!正好,今天是星期天,给食堂招呼一声,菜多菜少也得弄两桌,叫几个相好的老乡或学员,让他们一起乐呵乐呵。”

按学校领导的嘱咐,年级和班里不仅为张富清安排了两桌酒菜,还在他们的新房里贴上了大红喜字和新婚对联,并买了洞房花烛。天还没黑,领导和战友们为张富清和孙玉兰举办了喜庆而简朴的婚礼仪式,便围着桌子喝上了他俩的喜酒。

孙玉兰虽说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可参加这样的场面还是第一次。她和张富清一起,向张富清的部队领导、老师及学友敬酒更是第一次。

表达了一点心意后,张富清怕她抵挡不住,就送孙玉兰回房休息。他们的洞房是家属院招待室专门拿出的一间房子。房子虽不是很新,但收拾得干净、得体。一张大红喜字两边,立着两支点着了的蜡烛。蜡烛“突突”的火苗和时而滴落的蜡浆,给房子里增添了喜气和神秘的色彩。

约一小时后,张富清被战士们连推带扶地送回了他们的洞房。

孙玉兰忙从脸盆里拧起一条热毛巾,走到他跟前,想帮眼前的新郎擦拭嘴脸。张富清顿生感激之情,当孙玉兰放下毛巾后,两个情切切、意浓浓的青年,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好一会儿,孙玉兰轻声地说:“睡吧,你太累了!”

“好!躺下。”

喝了点儿酒的张富清,似乎拿出了炸碉堡的那股劲儿,迅速脱下军帽,脱掉鞋子,脱下上衣。孙玉兰还没来得及解衣服,他接着又脱了衬衣……

感到害羞的孙玉兰,抬头望他,烛光下,他裸露的前胸那一片褐色的疤痕,像一条巨大的蜈蚣虫趴在张富清身上。孙玉兰一见,惊恐万分,她“啊”的一声连连后退,一直退到墙边。

孙玉兰的一声惊叫,把张富清从浓浓的情爱中惊醒。此时的张富清像偷了别人的东西被抓住一样,狼狈极了。他连忙穿上衣服,戴上帽子,迷茫地向孙玉兰走来。

“玉兰,怎么啦?”

浑身颤抖的孙玉兰仍往后躲去:“我的妈呀,好怕,好怕!”

突然,张富清意识到,是他头部、胸前和手臂上那一片片褐色的伤疤吓着了她。这时的张富清特别尴尬。他抱怨自己,为什么不提前把受伤情况告诉玉兰呢?

“对不起,让你受惊了!”

孙玉兰再没有吭声,回答他的,只有像燃烧的蜡烛一样,不时地滴落着眼泪。

“我身上是战场上留下的疤痕,还有头上的伤也是战场上留下的。”

等受惊的神经恢复正常,孙玉兰关切地问张富清:“你不痛吗?”

“打仗挂彩很正常,没什么!”

夜,渐渐地深了。冷风从门缝里挤进来,给他们的洞房带来些许寒意。

“天凉了,别感冒了,你上床睡吧!”

“你上床睡吧,我给你站岗!”

“睡吧,有我保护着,什么都别害怕!”张富清再三地安慰她。

深夜,冷风劲扫,门外气温逐渐下降,而他们两人的情爱之火很快步入原有状态。

经张富清好言相劝,孙玉兰穿着衬衣躺下了。她人躺在床上,却没有一点儿睡意。她在反思自己刚才少见多怪,她为坐在凳子上的张富清担心。她有种后怕,怕天寒冻坏了他的身体,怕在这新婚之夜冻伤了他的心。

孙玉兰在床上坐起来,见张富清还衣着整齐地坐在那儿,心疼地喊道:“天冷啦,要坐就来床上坐吧!”

按孙玉兰说的,张富清慢慢地走过来坐在床上。坐床上到底比坐凳子上舒服多了。只要孙玉兰开心,只要孙玉兰不受委屈,他可以永远坐在心爱人的身边。

躺在床上的孙玉兰根本睡不着,她有意地裹着被子往里靠,给张富清腾出更多的位置。等张富清稳稳地坐在床上,孙玉兰就有意无意地用腿往张富清身边挪动。殊不知,孙玉兰往这边挪,他就朝床外挪。张富清不愿再次让她受委屈,尽量按捺着自己情感的冲动。

“往床里边坐吧!”孙玉兰再一次让张富清坐到她身边。张富清心里明白,他的疤痕使孙玉兰受到惊吓的同时,也极大地伤害了张富清的自尊心。他这时想的是如何抚慰孙玉兰,如何将身上的疤痕与军功章的授予向孙玉兰一一介绍,请她打心底里珍惜和正视他身上的疤痕,而不是视为洪水猛兽……

张富清下意识地往床里边挪了挪,一股少有的温馨直扑而来。

洞房里的一对红红高高的大蜡烛燃烧了一半,蚕豆般的火苗一闪一闪,还在为房屋的主人奉献着自己的能量。

张富清越往床里坐,孙玉兰的心跳得越发加快。孙玉兰期待着张富清坐在她的身边,越靠越紧,甚至巴不得张富清一下子扑在她的身上。

孙玉兰撩开了被子,她想轻轻地喊一声“富清哥”,激动的她突然喊不出声来,而那道欲火已向她烧来。孙玉兰忽地一下抱住张富清,随之,嗓子里跳出一句哭喊声:“富清哥!”

“哎——!”张富清此刻把“不能再让孙玉兰受委屈”的字眼忘得一干二净,他迫不及待地要做男人应该做的事情……

一觉醒来,孙玉兰美美地躺在张富清的胸前,头枕在他的腋下和手臂上。此时的孙玉兰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待张富清醒来,她机灵地翻过身来,两人又紧紧地拥抱着。

好一会儿,张富清说:“太喜欢你了,可我对不住你!”

孙玉兰忙回应:“你又有什么对不住我?”

“我身上的疤痕吓坏了你!”

孙玉兰娇嗔地说:“人家是怕嘛!”

说话间,孙玉兰的手已在被子里摸着他那像蜈蚣虫一样的疤痕。摸着、摸着,她抬起头,用那双清亮亮又善解人意的眼睛,望着深爱的男人,喃喃地说:“富清哥,你告诉我,打仗给你身上留下这么多伤疤,当时该有多疼啊!”

张富清半晌没有回答孙玉兰。孙玉兰用她那双细嫩且富有弹性的手,捧着张富清的脸,泪水涟涟:“你回答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张富清心想,既然我们已成了夫妻,把自己的战斗历程,把自己在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如何杀敌立功,如何为中国的建设发出光热,全都要告诉孙玉兰,把自己好多好多的艰苦岁月、好多好多的幸福时刻全都得告诉她,与她同分享共担当。

张富清告诉孙玉兰,他是什么时候光荣地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经历了多少场战斗,杀了多少敌人,分别立了多少功,他身上的伤疤分别是什么时候留下的,什么人给张富清胸前亲自挂上的军功章,等等。

张富清讲得激动时,一骨碌爬起来,把存放在衣箱中的军功章、获奖证书拿出来。对着伤疤和军功章,张富清把每一次战斗经历都讲了出来,包括受的什么伤、得的什么奖。

听着张富清的讲述,孙玉兰几乎一直在流着泪,泪水把枕巾全都湿透了。

“富清哥,你太神了!”

张富清又轻轻地把孙玉兰吻了一下:“睡吧,天都快亮了。”

刚刚合了一下眼皮,一声起床的军号掀开了寂静的天幕,划出了东方的一抹曙光。

听到起床的号子声,张富清立即起床穿衣,孙玉兰也跟着他一样,快速地起床穿衣。当张富清胸前那褐色的疤痕再次裸露出来时,孙玉兰再也不害怕了,她用自己细嫩的手轻轻地抚摸着。

张富清说:“我打仗受伤和立功的事情不要告诉别人,只是我们自己知道就行了!”

“好吧,让它作为历史的记忆,刻印在我们的心底。”

“就是我们以后有娃了,也不要跟娃讲!”

听着严肃而又浪漫的话语,孙玉兰满脸通红,她轻轻地贴靠在刚把衣服穿上的张富清的胸前。张富清又补充一句:“媳妇,你听见没有?”

孙玉兰仰望着男人说:“你是我的男人,我当然要听你的。”谁也不曾料想,新婚时的一句承诺,成了张富清和孙玉兰一辈子的坚守!

八 奔赴山区

隆冬的清晨,被誉为“火炉城市”的武汉,依然寒气逼人。张富清已随学员跑操去了。尽管一个通宵多醒少睡,但孙玉兰此刻并没有困意。推窗望去,操场上与自己的张富清几乎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军人们,朝气蓬勃,步伐整齐。“一二三四”的操练声伴随着军歌震耳欲聋;操场的那边,江汉关的钟声、江上船儿起航时发出的长长的鸣笛声以及闹市里的嘈杂声交织在一起,犹如一曲浑厚而美妙的进行曲,激荡着青春的迸发,喻示着早春的呼唤。

一阵晨风拂来,孙玉兰似乎感到细细的鞭子在抽打自己清纯的脸,她下意识地用双手托捧一下自己冷冷的脸,便关上了窗户。

孙玉兰换了一张床单,将部队的军用床单铺在床上,开始学着张富清他们军人的样子,把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让人看上去有一种特别整洁、特别清新的感觉。

望着新铺就的床单,孙玉兰的脸上泛起了一抹胭脂红。接着,她麻利地把新房打扫得干干净净,她知道,富清下了早操就要洗漱。她干脆给新婚新制的脸盆加上水,并为张富清的牙刷上挤好牙膏,等着张富清早操归来。

照理说,女人,特别是新婚女人的梳头洗脸、涂脂抹粉是最花时间的。可孙玉兰早已把她那稍有蓬乱的头发梳得乌黑光亮,把她那俏丽的容颜打扮得像朵粉红色的玫瑰花。可是等了许久,张富清还没下操。

孙玉兰对着床头柜子旁的一块方镜,照了好几次,每次都有一种少有的幸福感。不知怎么回事,时间过去了好一会儿,还没见张富清下操。孙玉兰自感有点儿寂寞,她开门望去,只见操场的西边,远远有块军人方阵。孙玉兰当然知道,那军人方阵就是早操后的集合,领队的或是哪一级的首长在训话。她也知道列队的军人方阵中,就有一个属于她的血气方刚的富清哥。

一会儿,方阵松散了,只见下操的部队学员,像一棵棵活动的绿色的树苗向着四方移动。眨眼的工夫,那一棵棵绿色的树苗变成了英姿勃勃的军人。有一个军人笑着向她跑过来:“玉兰,你怎么站在这儿?”

孙玉兰脸上即刻泛起笑容:“等你呗!”

回到房中,见房里收拾得整整洁洁,连洗脸的、刷牙的都为他准备好了,他心里暖暖的、甜甜的,情不自禁地说了句:“我真舍不得你呀!”

孙玉兰听上去,有些动情。一琢磨,又有些不对味儿,我不是在你身边吗?怎么说舍不得我呢?难道富清哥要撵我走?孙玉兰尽管是个知情明理的女人,她也不得不问个清楚明白:“富清哥,你这是啥意思?”

张富清没有吭声,他麻利地进行了洗漱。

孙玉兰等待着张富清的回答,张富清却没有回答,他只是无奈地说了句:“我实在对不起你!”

孙玉兰这下急了:“你又有什么对不起我?”

张富清不得不告诉玉兰,就在刚才的紧急集合中,领导已经正式宣布,他就要离开部队,转业去湖北的恩施。

“去什么什么恩施,恩施在哪里?你带着我一块儿去呗!”

“恩施离武汉有好几百公里,是湖北省最偏远的西南边,那里是一片山区。到处是悬崖峭壁,荆棘丛生。”

“山区怕什么?这么多年,什么高山你没爬过,什么河流你没蹚过?敌人的枪林弹雨你都穿过,还怕什么?”

“我怕什么?去恩施山区是我自愿报名。我说的是你,我不得不让你回家,我再奔赴恩施。”张富清很难舍地搂着玉兰。

孙玉兰此刻如电击一般,迅速地推开张富清,劈头问道:“你凭什么要我回家?你要我回哪个家?我和你在一起就是一个家!”

孙玉兰有着枪子一样浓烈火药味的语言,句句击中了张富清。

张富清似乎不认识眼前让他爱恋不够的女孩,不认识这个来自老家陕西汉中的媳妇了。

孙玉兰的每句话,像钢枪直逼张富清的喉咙,倒不如说像一剂神奇的解药,一下子解开了张富清一直担忧孙玉兰不能跟他去恩施的心结。

张富清恨不得当即把孙玉兰紧紧地抱在怀里,再大胆给她一个吻。但他没有那样做,他怕孙玉兰在激怒中说出气话。

他很诚恳地对她说:“玉兰,你先别激动,你冷静地思考一下,你真的舍得离开生你养你的父母吗?你离开后,你们村的妇女主任由谁来担任?还有,你一旦和我去湖北偏远的西南山区,那里湿寒的气候,你经受得了吗?那里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方式你一下子能适应吗?”

“突突突”地像连珠炮一样,张富清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反问孙玉兰。他想对妻子的选择摸个实底。

孙玉兰“哇”的一声哭了。哭得那么伤心,那么无可奈何!这下可让张富清束手无策了,从与孙玉兰见面起,张富清第一次见到孙玉兰这般哭法。

在“哇”的一声大哭后,孙玉兰又抽泣着:“你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你怎么这样不相信我?难道在你的心里,我始终是个长不大的小女孩,是个飞不出窝的乳燕?你要是不放心我,就不应该让部队去信叫我来!更不应该要我做……做……你的女人!”

张富清再也不敢试探孙玉兰了。他连忙掏出手绢帮孙玉兰擦拭眼泪,安慰孙玉兰:“怪我太小看你了。”

孙玉兰很快又收敛了哭声,她用那双嫩生生的手拉着张富清的两个手臂,轻声地说:“既然我做了你的女人,你到哪儿我到哪儿,哪怕天涯海角,哪怕吃苦受罪,我都心甘情愿!”

这是1955年1月一天的上午,一艘客船停靠在长江边的汉口十七码头,等待着张富清和孙玉兰的到来。张富清提着行李箱,背着行军常用的背包,斜跨一浅蓝色的挎包。挎包外系着一只白底红字的搪瓷缸。这只搪瓷缸可不是一般的物件。它不仅仅能喝水,还装着难忘的回忆,装着人民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爱戴,装着军人的荣耀。这是半年前,张富清在江西南昌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学习时,时任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总团长董必武送的。那次,张富清共获得两件宝物:一块纪念章,一只搪瓷缸。这只搪瓷缸,一面印着“天安门”“和平鸽”的图案,一面印着“赠给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保卫和平”“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赠”几行字。

脸上流露出喜悦的孙玉兰,一手提着一个用蓝花布装满衣服等日用品的布包,一手搀扶着张富清。他们两人随旅客一同挤上那艘破旧的客船。

“呜——!”

在张富清和孙玉兰来到船舱找到自己的铺位时,伴着一声长长的鸣笛声,客船载着张富清和孙玉兰的迷茫和期待,缓缓地离开了汉口十七码头。

客船开出了武昌、汉口、汉阳,这座武汉三镇老城市,渐渐地离开了人们的视野,甩掉了繁杂的城市喧闹,便加大马力,溯水而上。

不论是张富清,还是孙玉兰,都是第一次坐船。在船开出的前几个小时中,他们都有一种难舍和离愁,都有一种期待与渴望。

四年的征战与开拓,使张富清锻炼了意志,强健了筋骨;两年的速成学习,使张富清提高了知识文化水平;对血与火的军人生涯,对拼杀中的战友与学员,是怎样难忘,有多么不舍!面对着新的长征,未知的开拓,张富清跃跃欲试,备感振奋!

多少年的农村妇女工作,多少年的乡亲组织,使孙玉兰从一个无名的陕西女娃成了一个有模有样的新时代农村基层女干部。面对着崭新的生活,面对着未知的世界,孙玉兰有一种莫名的新奇和期盼,更有一种青春里夫唱妇随的幸福之感。

半夜里,漆黑一片。忽地,老天下起雨。冷雨飘零,打湿了破旧的船桅;嗖嗖寒风,灌进嘈杂又阴暗的船舱。

船舱里,乘客大多是跑生意的买卖人。当然也有探亲访友的老年、妇女或孩童。他们有的三个一群、两个一堆的相聚在一起,有的孤独地散坐在冰冷的长条凳上。或立或坐,或躺或卧,各式各样。

身着蓝花褂子的孙玉兰,与张富清一起坐在船舱靠前面的长条凳上。刚上船的时候,第一次坐船的她,望着机船沿江行驶,望着船边翻滚的浪花,望着长江两畔人们的生活景象……对于一切的一切,她既感到新奇,也感到既陌生又亲切。当船离开了武汉,当上船两个小时以后,她感到头有些发昏,胸口像有什么东西挤压一般,吐气有点儿不顺畅。然而,这个在陕西生活了二十年的女子,还要装作没事一样,似乎她对这里的生活一切都很适应。

硬挺总不会长久。不适应后的困乏,使孙玉兰慢慢地闭上了眼睛,自觉不自觉地依偎在张富清的身旁。随着冷风的吹灌,简陋的船舱寒气越来越大,船舱的人们有的被冻醒,有的紧缩着身子,还有的发出一阵阵的咳嗽声。

害怕孙玉兰被冻坏,张富清蹑手蹑脚地打开了他的军用背包,将被子轻轻地盖在孙玉兰的身上。

这艘开往巴东的客船不是快速地直达,而是像一头老水牛拖着负载过重的货车,“吭哧吭哧”地走一路歇一路。船每停歇一次,孙玉兰就会开始作呕。张富清知道,这不可能是身怀有孕的迹象,而是地地道道的晕船。

“坚持一下,就快到了。”张富清不止一次地安慰着孙玉兰。

孙玉兰用家中带来的土布毛巾擦了擦嘴唇,强带着笑脸回答说:“你的‘快到了’,到底还有多远?”

面对妻子的问话,张富清根本回答不了。他只能冲着孙玉兰勉强地发出一声无可奈何的苦笑……

船儿向着长江的上游行驶了几天几夜。

这天,天刚放亮,张富清与孙玉兰乘坐的木船从水面宽大的长江靠近港口时,船却难以行驶。这是怎么回事?乘客中知情的人说,船儿已驶进了清江。清江水浅,船被撂滩了。

怎么办?张富清心里着急,不知如何是好。

不一会儿,奇迹出现了。只见一群行江汉子,赤身裸背,不畏严寒,冒着清江中荡起的刺骨冷风,分成两队人马,躬曲着身子,拉着又粗又长的绳子,边拉边喊唱着江中号子:“三尺布,嗨哟!四两麻呀,嗬嗨!脚蹬石头,嗬嗨!手刨沙呀,嗨哟!光着身子,嗨哟!往上爬哟,嗬着着!号子回荡,嗨哟哟!在山崖哟,嗨着嗨着……”这原始粗犷的号子声,这清纯质朴的号子声,实在是让人刻骨铭心,感人肺腑。

这号子既高亢、激昂,又蕴含着人们对生活的哀怨。在这高亢激昂的号子声中,船儿慢慢地驶动了,慢慢地驶向岸边码头。哦!这就是人们所讲的拉纤,那群赤身裸背的男子汉就是令人敬佩的纤夫。这个令人震惊的场面,张富清和孙玉兰都是第一次见到。可这次,对他们的思想触动太深了。孙玉兰的震惊,更多的是对纤夫生活困苦的思考,对他们顶风冒寒的身体的担忧。张富清的震惊,则是被纤夫在寒冷的冬天里赤身裸背的勇气所感动,为纤夫逆水拉纤的胆魄和毅力而敬佩!纤夫们完成了他们此次的任务,早已穿衣服回家了。可那高亢激昂的号子声始终在张富清的耳畔响起。他想,在战场上,迎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锋;在生活中,不讲环境,不畏艰难险阻,勇于奉献,不同样是一种拉纤吗?从这里起,拉纤人的勇气,拉纤人的胆魄和毅力,拉纤人的担当与风险精神,已植入他的血液。

船行第四天早晨,张富清和孙玉兰终于到达了船的彼岸巴东。

张富清急忙携着孙玉兰下船。谁知孙玉兰一下船就感到晕晕乎乎,不知是山区里寒冷的山风侵袭了新婚娘子的身体,还是几天的疲劳奔波给了孙玉兰一个下马威。

在下船的人群中,孙玉兰朝上一看:“天咧,好高的堤坡!”她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张富清已经感受到新婚娘子身体的不适,连忙扶着孙玉兰,一个一个阶梯地上到巴东县城的码头上面。

“玉兰,累了吧!要不,我们登记个小旅馆休息半天再走?”张富清关切地问孙玉兰。

孙玉兰当即回了个佯装的笑脸:“这是你的真心话吗?走吧,我知道,为了赶路,你急着哩!”

刚解放没几年的巴东长途车落脚的地方,房屋破旧,但并不萧条。街道的远远近近,都有小贩叫卖。有卖鸡蛋的,有卖豆浆的,更多的是卖高山土豆,还有红薯、玉米。

问罢去往恩施行署的车次,张富清从挎包里拿出一块米粑,递给孙玉兰。孙玉兰此时哪有食欲呢?她只得摆了摆手。张富清又从挎包上解下那个白底红字的搪瓷缸,从自带的军用壶里倒了一点儿冷开水,双手递给孙玉兰。

孙玉兰接过搪瓷缸,刚呡了一口水,就突然感到一阵恶心,不得不当即呕吐出来……

去往恩施的长途车终于来了。不过,这不是像大城市那样的公共汽车,而是一辆张富清和孙玉兰从未见过的木炭车。

木炭车在开往恩施地区的弯弯曲曲的山路上“突突突”地行驶着。坐在车上的夫妇俩,身子像筛米糠一样,歪歪斜斜,一个劲地颠簸着。他们坐在车上尽管颠中带险,但丝毫也没有半点儿的埋怨和嫌弃。他们深深地理解,刚解放不久的恩施山区还很落后、很贫穷。他们也清楚地懂得,正是这种贫穷与落后,才亟待他们去开发,去建设,去斩断盘踞在大山的穷根!

木炭车不认输地“突突”着,整整“突突”了两天两夜,总算是把张富清和孙玉兰安全地送到了恩施地区的安置接待办公室。

“同志,你们辛苦了!你们想到哪里?”听到工作人员蹩脚的普通话,张富清仿佛喝了一杯热乎乎的糖水,心里暖暖的,甜甜的。张富清连忙回答:“哪里最苦,哪里条件最差,我就去哪里。”

工作人员以无比崇敬的目光看了张富清一眼,见站立面前的这位转业军人个子并不是很高,身材也并不是很敦实。但是他回答的话,像钉进了石头的钢钉,似耸起的山,那般有力,那般坚强……

下一个目标,是来凤。仍然坐着“突突”的木炭车的张富清,身上始终有那种淡泊名利、奋发进取的劲儿。这时的他,嫌这辆“突突”的木炭车走得太慢,他恨不得自己变成插翅的金凤,飞往等待着他的地方。

展现在张富清和孙玉兰面前的是远处那巍巍武陵山层峦叠嶂、满目翠碧,近处一条清波粼粼的酉水河蜿蜒而来,环绕着古老简朴的城墙流淌而去。张富清和孙玉兰牵着手一前一后地向着古老的县城走去。他们来到县城外的山坡上时,已是气喘吁吁。

见旁边有块大石头,孙玉兰坐在石板上说:“从娘胎里生出来,我还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哩。”说着,孙玉兰脱去一只鞋,揉着那只肿得像枕头的脚。挨着孙玉兰坐下的张富清也忙伸出手来试着帮孙玉兰揉脚。

孙玉兰佯装笑容,一把推开张富清的手:“去去,可全是为了你呀!”

这时,远处飘来了一曲动人的山歌:“酉水清清酉水长,竹筒长长点太阳。土家幺妹提手郎,山歌醉人酒飘香……”

两人循着歌声望去,一片苍翠的密林,淡淡的雾霭笼罩,歌声就是从那儿飘过。

张富清欢心地笑了,他对孙玉兰说:“这里的歌好听,人也一定很好!”

孙玉兰无限憧憬:“我俩就要一辈子在这里过日子,多好啊!”说罢,孙玉兰麻利地穿上鞋,站起来说:“走吧,知道你心里急。”

张富清笑了笑:“我是军人出身嘛!”

是啊,自古道“兵贵神速”,可再神速,张富清和孙玉兰从武昌到恩施来凤县,也整整走了七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