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宗族与乡村文化传统
宗族和民间信仰是构成乡村文化传统的两大支柱。作为一名研究中国史与乡土文化史的从业者，乡村社会的宗族和民间信仰是我非常关注的对象，特别是当我们把历史人类学作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时。
从学理上看，宗族研究更偏向于社会学，侧重于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等层面的研究; 民间信仰研究则更偏向于宗教学，侧重精神层面的研究。两者各有侧重又互相通融。在这本书里，我所关注的重点在于乡村社会的发展，因而也会更加关注宗族的文化传统，包括他们如何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作出调整，去适应不同的国家体制，从而不断更新。
从 1993 年我离开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调入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在杜经国教授的引领下从事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时起，宗族和民间信仰就成了我最为关心的课题。
30 年前，潮汕地区的宗族开始复兴。编写新族谱，组织宗亲会，修葺已经破旧了的祠堂……各种宗族活动就像原草经冬后在春暖花开之日萌动那样，纷纷兴起在乡村里。同时，这也带动了形形色色的民间信仰活动，而各级政府领导对这些活动的态度则纷繁不一。这引起了我的研究兴趣。因为我相信，今天的现实，一定是昨天历史的果，关注今天，能够使我们更加了解昨天。
带着这样的观念，我的潮汕宗族研究从乡村的实地调查开始。今天看来，当时的工作，更像是人类学者所做的。那时，刚到汕头大学，我有许多时间读书，大学的图书馆也有很多新书———内地的、港台的———可以看。因择业的方向，我从书中最先接触到的研究农村的前辈学者，像费孝通、林耀华、李亦园……都是人类学家。对我影响很大的前辈学者，还有顾颉刚先生，他是历史学家，但是他的很多著作却同时把文献和田野调查作为研究的基础。
也就在那时，我很幸运地结识了一群朋友，陈春声、蔡志祥、郑振满、刘志伟……他们对中国乡村社会有着浓厚的兴趣、深刻的研究和精辟的见解。那些年里，跟着他们进行田野考察、文献研读和学术讨论，使我的潮汕宗族研究从研究理念到使用方法均受到很大影响。在他们的濡染下，我终于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个历史学的从业者。
经过二十余年的积累，我的研究成果居然可以编成一本像模像样的书。这些研究成果的社会史取向和文化视野，取决于我个人的人生历程。
上大学之前，我有过八年下乡插队的经历。在乡下体验到的乡村生活，使我在研究工作一开始，就把宗族看成是乡村社会生活不可除去的一部分。这决定了我的宗族研究的社会史取向。我认为，乡村的宗族生活与经济活动、社会交往和寄托着庶民们精神追求的日常仪式都有密切联系。所以，在我的研究中，总是将宗族同农业、水利、市场、婚姻关系和宗教信仰放在一起来做。
到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执业，我养成了从文化的视野看历史的习惯。我把潮汕宗族的建构，看做是国家与地方文化互动的结果。主流文化借助国家势力入侵地方，努力用自己的原则对潮汕文化塑形。同时，潮汕文化也坚守着固有的地方传统，努力使正统文化的影响融合于其中。
这本书基本上是由我这些年发表的论文编成。在编写的时候，内容有些许改动，观点、看法保持原状。章节的安排，则尽量按照时间顺序，希望能够让读者了解潮汕宗族发展变化的历史。
在重新编排的章节里，我首先把眼光放在 16 世纪。虽然潮汕早就出现了宗族，但宗族建构的普遍化，却是到 16 世纪才开始。
清代部分，我特别关注的是国家政策和制度的变化及其与地方文化传统的互动，如何影响潮汕宗族发展的态势。
在近现代潮汕宗族的研究里，我则把视线转到文化观念的影响上面。因为我对汕头的宗族建构最为关心。如果说传统城邑里发生的联宗活动还只是乡村宗族活动的扩展，那么，像汕头这样新兴的现代城市，宗族活动在观念形态方面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在建立理由、组织形式、运作方法等方面，却与乡村宗族有着不同的特点。这是我关注汕头宗族活动的原因———尽管这项研究做得还不够深入，但毕竟开了个头。
在最后一章，我思考的是，宗族制度和观念既然如此深入滋浸在潮汕的文化传统之中，成为潮汕人社会生活不能割离的一部分，那么，从文化观念的视角来看，当潮汕人移民海外的时候，宗族文化的影响，又有怎样的表现?
我把用以编写本书的论文按原来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注明书刊的名称和出版项，列在下面，让读者能够通过文章发表时间的先后，了解我的潮汕宗族研究观点的变化，也让我的潮汕宗族研究能留下一点印痕:
《汕头近十年新编族谱》，《潮学研究(6)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 年。
《近十年来潮汕的宗族重建》，《潮学研究(8)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年。
《16 世纪韩江三角洲的经济、社会和宗族》，陈三鹏:《第三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年。
《泰华宗亲社团及其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勃兴的原因》，《汕头大学学报》2001 年第 6 期。
《碑刻文本里的 16 世纪潮汕社会》，《汕头大学学报》2003 年第1 期。
《晚清华侨的文化心态:以潮安彩塘沈氏为例》，李志贤:《海外潮人的移民经验》，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潮州八邑会馆，2003 年。
《16 世纪潮州士大夫的家族建构与家史重写———以翁万达的举丁翁氏家族为例》，《汕头大学学报》2005 年第 2 期。
《身份认同与文化焦虑———泰国宗亲组织的一项研究》，陈伟武:《康乐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年。
《清初迁海与地方宗族:以潮州为例》，《社会科学》2007 年第3 期。
《1860 年以前的潮汕海外移民:以族谱资料为中心》，《海交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
《世族与豪强大族之辨:明清之际潮州的宗族与社会》，程兆奇:《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六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城市、商人与宗族:以民国时期汕头联宗组织为研究对象》，常建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年。
《权力递夺:澄海冠陇的宗族与民间宗教》，《历史人类学学刊》2011 年第 9 卷第 2 期。
《传统宗族文化与乡村社会发展:以 〈潮州西林孙氏族谱〉的编写为例》，《潮州文化研究》2012 年第 4 期。
《枫口市与龙砂古庙:清代潮汕本土商业活动与社会整合一例》未刊稿，1996 年。
《同化还是融合:一个印尼华人对国家政策的文化应答》未刊稿，2008 年。
黄 挺
2015 年 6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