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璠生平及《河岳英靈集》版本考
一
關於殷璠生平的記載極爲簡略，現在所知不過數條而已。《新唐書·藝文志》提到殷璠有兩處，一是《藝文志》四詩集類著録《包融詩》一卷，稱融與儲光羲都爲潤州延陵人，並提到同時曲阿丁仙芝等，句容殷遥等，江寧孫處玄等，丹徒馬挺等，共十八人，都有詩名，“殷璠彙次其詩，爲《丹陽集》者”。另一處是同卷總集類，著録：“殷璠《丹陽集》一卷，又《河岳英靈集》二卷。”吴融、儲光羲及丁仙芝等，都是潤州（治所在今江蘇鎮江）人，這些人除極少數較有名聲外，其聲聞是不出鄉閭的，殷璠能彙次其詩，則當與他們生同時，居同里。
唐人較早提及殷璠的，是晚唐詩人吴融，他的《過丹陽》一詩説：“雲陽縣郭半郊坰，風雨蕭條萬古情。山帶梁朝陵路斷，水連劉尹宅基平。桂枝自折思前代（自注：李考功於此知貢舉），藻鑑難逢耻後生（自注：殷文學於此集《英靈》）。遺事滿懷兼滿目，不堪孤棹艤荒城。”（《全唐詩》卷六八四）這裏的“李考功於此知貢舉”當指李希言，但稱李希言爲考功，則有誤。《唐才子傳》卷三顧況小傳記：“顧況，字逋翁，蘇州人。至德二載，天子幸蜀，江東侍郎李希言下進士。”這時正是安史之亂起，長安陷於安史亂兵，貢舉試不能在京都舉行，於是分遣使臣於東南一帶進行考試。《新唐書》卷一二〇《崔玄瑋傳》附子涣傳云：“肅宗立，與韋見素等同赴行在。時京師未復，舉選不至，詔涣爲江淮宣諭選補使，收採遺逸。”（《舊唐書·肅宗本紀》亦載是年“十一月，詔宰相崔涣巡撫江南，補授官吏”）顧況當於此年在蘇州應試及第的（見《全唐文》卷五二九顧況《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東都序》：“天寶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爲人海。帝命乃祖，掌乎春官，介珪建侯，統江表四十餘郡。雷行蟄動，時況摇筆獲登龍門”）。不過這時候李希言爲禮部侍郎。《會稽掇英總集》卷一八《唐太守題名》載：“崔寓：至德二年自江夏郡太守授，其年六月改給事中。李希言：自禮部侍郎兼蘇州刺史充節度採訪使，轉梁州刺史。”（以上材料曾參《唐才子傳校箋》卷三趙昌平先生所作顧況傳箋證）《舊唐書》卷一三七《李紓傳》也稱紓爲“禮部侍郎李希言子”。按唐代前期本以考功員外郎、考功郎中知貢舉，開元二十四年李昂以考功員外郎知舉時爲舉人所辱，朝廷以考功望輕，遂定此後即以禮部侍郎知貢舉。
吴融詩注或者是用典，以考功喻典舉。但由此也可知吴融過丹陽時，是有意以當地情事入詩的。李希言是如此，殷璠當也如此。吴融稱殷璠爲“文學”，這是所有記載中稱殷璠官職的唯一的材料。《嘉定鎮江志》卷一八載：“殷璠，丹陽人，處士，有詩名。”《至順鎮江志》卷一九同。宋刻本《河岳英靈集》首頁首行“河岳英靈集”五字下署“唐丹陽進士殷璠”。按據《新唐書·百官志》，東宫官崇文館有文學三人，爲正六品下，“分知經籍，侍奉文章”。此爲宫闈親近，殷璠不可能擔任此職。另外王府官，西都、北都、東都、都督府也都各有文學之職，各州則僅上州設文學一人，從八品下。潤州在唐爲上州，則殷璠很可能即任潤州的文學，係一個從八品下的品位低微的小官。至於他是否進士及第，限於史料，不敢斷定。唐代進士登第稱前進士，僅應貢舉者稱進士。至宋代則進士登第即可通稱進士。宋時刻本稱進士，而無唐時史料，難以證實。州的文學之職，品位既低，按照唐時習俗，特别是前期，即使不由進士登第出身，也是可以聘任的。
吴融説殷璠在丹陽編選《河岳英靈集》，這與殷璠自叙“璠不揆，竊嘗好事，願删略群才，贊聖朝之美，爰因退跡，得遂宿心”，是一致的。殷璠很可能很快就辭去此品位極低的官職，長時期退隱，《嘉定鎮江志》因稱爲處士。他在對詩人的評論中一再以文學成就與仕履進退相對立以表示對世局的不滿，認爲有才能的人，不是屈居下位，就是受到謗毁。常建的評語中説：“高才而無貴仕，誠哉是言。”按高才無貴仕，魏徵的《隋書·文學傳序》中已提及。後來盧藏用《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中説：“嗚乎！聰明精粹而淪剥，貪饕桀驁以顯榮，天乎天乎！”（《全唐文》卷二三八）張説《貞節君碑》有：“惜乎，有大才，無貴仕，命也。”（《全唐文》卷二二六）都表示過類似的意思。而殷璠則以詩選詩評的方式，集中表達人才受壓受謗的强烈情緒，應該説一方面與他個人的進退出處有關，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則是天寶時局的深刻矛盾和不少優秀詩人的坎坷遭遇，這可與李白詩中一再表現出的懷才不遇的主題作比較的研究。
也正因此，他評詩兼及爲人，注重氣骨，如説薛據“爲人骨鯁，兼有氣魄，其文亦爾。自傷不早達，故著《古興》詩云：‘投珠恐見疑，抱玉但垂泣，道在君不舉，功成歎何及。’怨憤頗深”。殷璠因賢才的不遇而憤慨於社會的不平，因此無論選詩或評論，不避“怨憤”，又主張“志不拘檢”。對李白，稱贊其“率皆縱逸”，“奇之又奇”；對王季友，肯定其“愛奇務險”；對高適，説他“不拘小節”，“甚有奇句”；説岑參“語奇體峻，意亦奇造”；對祖詠，説他“調頗淩俗”；對當時並不著名的李嶷，説他“翩翩然佚氣在目”。在天寶時期，如此集中地强調詩歌貴在表達不平、怨憤，標舉奇險、高峻、淩俗、佚氣，這樣一種文學思想和創作情緒，是很值得注意的。
正因如此，遂使得這部詩選有着不同尋常的理論風概。晚唐詩人鄭谷曾以之與《中興間氣集》相比，認爲高仲武的選本在深度上與此不可同日而語：“殷璠裁鑒《英靈》集，頗覺同才得旨深。何事後來高仲武，品題《間氣》未公心。”（《全唐詩》卷六七五）《河岳英靈集》所收以五古爲主，而《中興間氣集》以律體佔大半，大部分爲五律，這表明兩個不同時期的詩風。我們應當從詩歌演進的軌迹作歷史的考察，無需作簡單的褒貶。而像元人楊載《唐音序》稱殷璠所收五言多，七言少，律絶不過數首，而加以指摘，那就是根本不了解殷璠所處的詩壇環境與編選者品鑒意向。
除了鄭谷、吴融外，五代人孫光憲對《河岳英靈集》也給予極高的評價，他所作的《白蓮集序》説：“有唐御宇，詩律尤精，列姓字，掇英秀，不啻十數家，惟丹陽殷璠，優劣升黜，咸當其分，世之深於詩者，謂其不誣。”（《全唐文》卷九〇〇）我們還可舉出一個例子：《十國春秋》卷七三《楚·石文德傳》載連州人石文德仕於湖南馬氏，“素不善草隸、詩律，一日得晋帖數紙，及閲殷璠詩選，極力摹倣，久之迥出儔輩，遂工於詩”。孫光憲仕於荆南，石文德在楚，可以見出《河岳英靈集》在五代兩湖地區流傳的情況。
《河岳英靈集》選詩迄於何年，有三種不同的記載。現存各本《河岳英靈集》的《叙》及《文鏡秘府論》南卷《定位》所引，都作“起甲寅，終癸巳”。甲寅爲開元二年（公元七一四），癸巳爲天寶十二載（七五三）。而《文苑英華》卷七一二所載殷璠《叙》，作“終乙酉”，則應是天寶四載（七四五）。又《國秀集》後宋徽宗大觀年間曾彦和跋，謂“殷璠所撰《河岳英靈集》作於天寶十一載”。作於天寶十一載（七五二），則所選當在此年之前。岑仲勉先生《唐集質疑》中曾有考，謂殷璠當在天寶時編撰此書，“乙酉、癸巳孰是，非將全集詩稍加考證，不能遽定也”。岑先生此説極是，但似過於拘謹，其實所收的有些詩是可以容易考知其年代，從而斷定乙酉、癸巳兩説的是非的。王運熙、楊明兩位先生就做了這樣的工作，他們兩位合寫的《〈河岳英靈集〉的編集年代和選録標準》一文（載《唐代文學論叢》第一期，一九八二年），就分别考核了李頎《聽董大彈胡笳聲兼語弄寄房給事》，高適《封丘作》，李白《夢遊天姥山别東魯諸公》、《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等詩，考明這些詩都作於天寶四載以後，而評語中叙及的王昌齡、賀蘭進明後期的事迹，也只能在天寶四載以後，不能在此之前。王、楊兩位先生的考證是可信的。宋人曾彦和之説，别無所據，他可能因“終癸巳”句而錯算了一年。從目前所見的材料看來，應以癸巳説爲是。
殷璠除了《河岳英靈集》外，還有《丹陽集》。《丹陽集》已佚，但從宋人《吟窗雜録》中仍能見到他的一些評語殘文及所選的某些詩句。陳尚君先生有《殷璠〈丹陽集〉輯考》（載《唐代文學論叢》第八輯，一九八六），卞孝萱先生有《殷璠〈丹陽集〉輯校》（見所著《唐代文史論叢》，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都有輯録，讀者可以參看，兹不詳述。陳文還對《荆楊集》是否《丹陽集》作了考析，其説甚是，今摘引其結語於此：
《河岳英靈集》於儲光羲評語中謂：“《述華清宫》詩云：‘山開鴻濛色，天轉招摇星。’又《遊茅山》詩云：‘山門入松柏，天路涵虚空。’此例數百句，已略見《荆楊集》，不復廣引。”前人有疑此處的《荆楊集》即《丹陽集》的。陳文認爲：一，二集名不同，各本亦無異文。二，《丹陽集》僅一卷，而《荆楊集》却收“此例數百句”，顯然不合。三，《全唐詩》卷一三六《述華清宫五首》自注：“天寶六載冬十月，皇帝如驪山温泉宫，名其宫曰華清。”則詩當爲其後所作。而據陳文所考，《丹陽集》乃開元末所編，則不可能收天寶時期之詩。《新唐書·藝文志》有《儲光羲集》七十卷，因此陳文疑此《荆楊集》爲儲集初名。
二
殷璠在《叙》中，説他這部詩選所收，計詩人二十四人，詩二百三十四首，分爲上下卷。這是他的自述，應當是可信的，但這幾個數字在不同的記載中却有差異。《文苑英華》卷一二所載殷璠的《叙》，作三十五人，一百七十首。以今所存各本《河》集統計，及《文鏡秘府論》南卷《定位》所載，詩人之數都是二十四，較爲一致。《文苑英華》作三十五人，出入太大，恐不足信。詩篇則各本及《文鏡秘府論·定位》所載，都二百三十四，但以今存各本統計，僅二百三十首。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殷璠的張謂評語中曾舉出《代北州老翁答》與《湖上對酒行》的篇名，而集中則只有《湖上對酒行》而無《代北州老翁答》，因此“疑傳寫有所脱佚”。這一説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雖然我們注意到趙士煒《宋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五中引《玉海》卷五十九，稱其所收詩“總二百三十首”，與今存各本實際數一致，但南宋的《直齋書録解題》（卷十五）還是稱“集常建等詩二百三十四首”。“二百三十四”這一數目，各書、各本所載如此一致，而且又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提出的疑問，使人覺得《叙》中的“二百三十四首”確是殷氏原文，而現在所存之所以僅爲二百三十首，則可能是因流傳過程中有所脱漏。
問題最大的還是卷數的差異。殷璠的自叙明説“分爲上下卷”，《新唐書·藝文志》總集類也載《河岳英靈集》二卷，《直齋書録解題》同。而《四庫全書總目》作三卷，《提要》中還就三卷之分作出解釋，説是“毋亦隱寓鍾嶸三品之意乎”，也就是説鍾嶸《詩品》中分上中下三品，殷璠的書作三卷，則對所選的詩人也有高下評價的不同。
《提要》的這一説法曾招致後人的譏評。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一七九四），黄丕烈得到一部毛扆（斧季）手校的二卷本，認爲與《直齋書録解題》所載卷數相合，於是説：“近人撰集書目，僅據俗本分卷之三而爲之説曰，推測其意，似以三卷分上中下三品，實啻癡人説夢。古書可貴，即此可見。”此處所説的“近人撰集書目”，即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但因《提要》爲奉旨撰集，時間又相近，不能明説，故只好以“近人”稱之。近代學者余嘉錫又進一步申論，其所著《四庫提要辨證》卷二四謂：“璠序云：‘粤若王維、昌齡、儲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靈也。’然則璠意中本無高下之分，即令有之，於其所舉三人，亦是相提並論，而今本王維在卷上，昌齡、光羲乃在卷中，若以此爲三品，豈璠之意乎？”
黄、余二氏之説是對的，由此我們可以明確這樣一點，即《河岳英靈集》原爲二卷，以後纔在流傳過程中逐漸變成爲三卷，其時間當在宋元之間或元明之間。
殷璠自己説“分爲上下卷”。《新唐書·藝文志》、《直齋書録解題》以及《中興館閣書目》都作二卷，可見北宋前期到南宋中期，《河岳英靈集》流傳於世的，都是二卷本，未有作三卷的。不過我們應當注意到，與陳振孫同時的晁公武，在其所記頗爲豐富的藏書記（《郡齋讀書志》）中，已無《河岳英靈集》的記載。尤袤的《遂初堂書目》亦無著録。《文獻通考·經籍考》雖載有《河岳英靈集》，且也作二卷，但馬氏此處僅引陳振孫語，不足以證明馬氏實際見過此書。由此也可推知兩卷本的《河岳英靈集》在南宋中期已經所傳不多了。
今所見的兩卷本《河岳英靈集》，都藏於北京圖書館善本部，一爲明清之際的季振宜所藏，一册，首尾有缺頁，鈔配，又缺《叙》、《集論》、目録。卷末有季氏題款：“泰興季振宜滄葦氏珍藏。”每頁十行，每行十八字。另一爲清末莫友芝所藏據毛扆校本過録的本子，二册，《叙》、《集論》、目録等都全，卷末有“丙寅初冬郘亭校讀一過”十字。丙寅爲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此書亦爲每頁十行，每行十八字。此二書經過我們仔細核對，可以確定是出於同一刻本，即都是宋刻。兩書中，崔署的署字缺末筆，又署詩《宿大通和尚塔敬贈如闍梨廣心長孫錡二山人》之敬字缺末筆。又如高適《哭單父梁九少府》“一官恒自哂”，恒字缺末筆；儲光羲《使過彈筝峽作》“苦節不可貞”，貞字缺末筆；儲光羲《雜詩》“達士志寥廓”、王昌齡《東京府縣諸公與綦毋潛李頎送至白馬寺宿》“南風開長廓”之廓字，都缺末筆。按用缺末筆避諱始於唐代，但唐代避諱的法令較寬，至宋代始嚴，不但避今上諱，還避本朝前幾世皇帝嫌名。宋紹定（一二二八）禮部韻略，卷首猶載淳熙（一一七四—一一八九）、紹熙（一一九〇—一一九四）時應避舊諱及諸帝嫌名，有過五十字以上者（參陳垣《史諱舉例》卷八《宋諱例》）。以上所舉幾處缺筆，署字避英宗諱，敬字避太祖祖敬名諱，恒字避欽宗諱，貞字避仁宗諱，都屬北宋，廓字避寧宗擴嫌名。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八《跋宋太宗實録》曾云：“《宋太宗實録》八十卷。……今吴門黄孝廉蕘圃所藏，僅十二卷，且有脱葉。每卷末有書寫人及初對覆對姓名，書法精妙，紙墨亦古。於宋諱皆缺筆，即慎、敦、廓、筠諸字亦然。予決爲南宋館閣鈔本，以避諱驗之，當在理宗朝也。”兩卷本的《河岳英靈集》之避諱與錢大昕所説有類似之處，廓字避寧宗（一一九五—一二二四）諱，則其書之刻不會在此之前，這時距南宋之亡（一二七九），已經不遠。
在這之後，即不見有兩卷本著録。明代有兩位著名藏書家，是真正記録他所過目並收藏的圖書的，一是陳第，一是高儒。經查核，陳第的《世善堂藏書目》未見著録，高儒的《百川書志》記有《河岳英靈集》，作三卷，但又説“舊分二卷”（卷十九總集類）。黄虞稷、周在浚所作《徵刻唐宋秘本書目略説》，謂《百川書志》乃“志其家藏書，如晁公武之例”。高儒爲明嘉靖時人，當明中葉。這或許是現在所見最早著録三卷本的書目，可見在明代中期，《河岳英靈集》流傳於世的，已是三卷本了。
在此稍後，即毛晋文淵閣刻的三卷本。毛晋爲明末江南有名的藏書家兼刻書家，家富於財，以所購宋元舊本之多且精名於世。但後世也有對他提出批評的，葉德輝《書林清話》好幾處提到汲古閣刻書的弊病，如説：“然其刻書不據所藏宋元舊本，校勘亦不甚精”；“孫從添《藏書記要》又云，毛氏所刻甚繁，好者僅數種”；“蕘圃嘗云，汲古閣刻書富矣，每見所藏底本極精，曾不校，反多臆改，殊爲恨事。”（卷七《明毛晋汲古閣刻書之一》）毛晋是否收藏有兩卷本的《河岳英靈集》，不得而知，但其所刻則爲三卷本，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十六稱其所藏南宋本，“字句與毛本小有異同”，其實二者文字差異還是不小的。較大的如宋本孟浩然《夜渡湘江》、《渡湘江問舟中人》兩詩，毛晋的本子都移作崔署詩；王昌齡的《詠懷》、《觀江淮名山圖》兩篇五言古詩，毛晋的本子與莫氏藏本，十之八九的文字不同。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中也説：“宋本序後有《集論》一首，孟浩然詩有《送張子容》一首，均爲汲古閣本所無。諸家評語中，如崔顥、孟浩然文頗有異，綦毋潛小序尤迥然不合。其他單詞隻字，更難以僂指計，蓋自明代翻刻以後，沿訛襲繆，已匪一日矣。”（卷十九）我們懷疑毛晋得見的《河岳英靈集》，恐怕即是《百川書志》所著録的在明代傳世的三卷本。
毛晋之後，其子扆又曾翻刻過一次，也是三卷本，但這是毛扆從一舊鈔本校過的，後又爲黄丕烈所得，今藏北京圖書館善本部。卷首有黄氏乾隆癸丑（乾隆五十八年，公元一七九三）題識，稱：“東城任蔣橋顧氏，藏書舊家也。余從其族中得來佳本最多。一日藏書盡散，書友捆載而歸，邀閲之，悉爲其家藏書之下乘，舊刻名鈔，無一存者。惟此本係汲古主人手校本，急檢出，以賤直易之，滄海遺珠，竟爲象罔之得，喜何如之。”黄氏所述得書緣由甚詳且明。此書卷末有毛扆題字，云：“壬戌五月廿一日從舊鈔本校一過。毛扆。”毛扆生於一六四〇（明崇禎十三年），壬戌當是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上面引述的黄丕烈甲寅年（一七九四）跋，也説此“係汲古主人毛斧季手校本，渠所據云是舊鈔本，集中改正處尚未細審是否，即其分卷之妙，已爲可珍”。從這裏可以見出，毛扆所謂舊鈔本，是兩卷本，這是毛晋未得見而爲毛扆所得的。但毛扆並未據此舊鈔本翻刻，而僅以校汲古閣刻本，而所校又相當疎略。
較毛扆稍晚、大略同時的何焯（義門），也曾見過兩卷本，並作過認真的批校。北京圖書館善本部藏有一部明崇禎元年毛氏汲古閣刻的《唐人選唐詩》八種，其中的《河岳英靈集》有近代著名藏書家傅增湘臨何焯批校。集末有何焯跋：“丁丑仲夏承筐書塾閲。鄭都官於殷、高二子深致抑揚，然未足爲商、周也。”何焯對殷璠選詩的標準頗有不滿，對《河岳英靈集》評價不高，這在前文《唐人選唐詩與〈河岳英靈集〉》中已有論列，這裏不再詳述。何焯卒於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丁丑當爲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這是毛扆用兩卷的舊鈔本校汲古閣本之後的十五年。《書林清話》卷七《明毛晋汲古閣刻書之四》曾記云：“毛氏汲古閣藏書，當時欲售之潘稼堂太史耒，以議價不果，後遂歸季滄葦御史振宜。黄丕烈《士禮居叢書》中所刻毛扆《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所載價目，即其出售時所録也。”按季振宜於清初亦爲藏書名家，其書多得之於毛氏汲古閣、錢氏述古堂，今存《季滄葦藏書目録》，書中“宋板書”即著有《河岳英靈集》上下二卷，一册，當即北京圖書館所藏之本。
現在再説何焯的批校。何焯的工作計有兩項，一是批，二是校。批是關於對殷璠選詩的意見，以及對所選詩的評價。這些批語有的寫在眉端，有的寫於題下或篇末。傳世的《何義門讀書記》未曾收載，我們現在把它們鈔録下來，附載書末，供讀者研究。何焯的校語，據傅增湘所臨，絶大部分是在汲古閣本上有關文字旁作注，或畫圈，即他認爲有異文可並參的，在旁注字，認爲有誤的，勾去本字，旁注改正的字。我們曾據以通校莫友芝所藏的宋本，發現何焯所據以與汲本相校的，即此種兩卷本的宋刻本，凡汲本與宋本相異的，何氏都一一勾出，而不管宋本正確與否。他的目的似乎是純客觀的對校，旨在提供兩本的異同，而不加意斷。而由此倒使我們可以推知，即何焯是見過兩卷本的宋本的，但不知他所據校的這一宋本後歸向何處。傅增湘是臨何焯的批校，於卷末跋云：“丙辰正月借木師所藏義門批本移寫，三日而畢。”丙辰爲一九一六年。《藏園群書題記》也説：“此集義門所據似是鈔本，故篇中誤字咸未刊正，惟於評點致力耳。”（卷十九）木師即李盛鐸。李盛鐸藏書後多歸燕京大學圖書館，今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我們曾向北大圖書館查詢，於李氏藏書中未見此本，或已佚失，至爲可惜。
自從毛晋父子相繼校刻之後，雖間有三卷本輾轉流傳於一些藏書家、校勘學家之手，但世間通行的已是汲古閣所刊的三卷本，一般人幾乎已不知道三卷本的《河岳英靈集》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所以誤以鍾嶸《詩品》相比，也是在這種情況下産生的。這裏我們還要介紹另一種三卷本，即涵芬樓《四部叢刊初編》的《河岳英靈集》。這個本子是據沈曾植所藏影印的，而據沈氏所云，此雖明刻，實覆宋本。沈氏爲清末民初的大學問家，他的意見應予重視。這裏擬對此稍加論述。
沈曾植《海日樓題跋》卷一《明刻本河岳英靈集跋》云：“甲寅三月，借傅沅叔新得宋本《河岳英靈集》校於毛刻本上，字句異同頗多，其間亦有毛不必非，宋不必是者。宋刻誤處顯然，固不少也。六月中，復得此明本，乃知毛氏分卷，實祖於此。此前有刻書人小啓，則覆宋本也。文與宋本不同者，往往與宋本所注一作者合，是此祖本尚在傅本之前。”沈氏謂以毛本校宋本，其間有毛不必非，宋不必是者，這是對的，但説他所得的這個本子乃覆宋本，則不確。所謂刻書人小啓，即卷首“目録”次行下方的三行文字，爲：“切見詩之流傳於世多矣，若唐之《河岳英靈》、《中興間氣》，則世所罕見焉。本堂今得此本，編次既當，批摘又精，真詩中無價寶也。敬録諸梓，與朋友共之。四遠詩壇，幸垂藻鑑。謹啓。”
筆者數年前曾就這個問題請教於陝西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黄永年先生，黄先生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來信談了他的看法，今將有關部分摘引如下：“《叢刊》影印所用底本，即沈曾植藏明本（即沈跋之本）。以有所謂刻書人小啓，指斷其原本爲南宋建陽書坊刻本（其書坊名稱則已略去不刻或剜去不印），因謂是覆宋本耳。然建陽之元刻本常有此類刻書啓（南宋建本則較少有此類啓，南宋臨安書棚本更無此類啓），而從其行款字體也只能是明嘉靖時重刻，決非覆刻。過去藏書家對所藏善本之刊行時代多興到夸大之語，不足爲憑。”
黄永年先生是著名的唐史專家，他同時又是有實踐經驗的版本目録學專家。他在八十年代出版的《版本目録學概論》，篇輻雖不算太大，却十分精萃，有不少經驗之談和自得之見。上引信札中的一段話，通達明切，可謂確論。我們這次以此本與宋本及汲古閣刻本、毛扆校本通勘，發現凡宋本與汲、毛兩本異者，沈氏藏本多同於汲、毛本而異於宋本。一些重大的歧異，如王昌齡的《詠史》、《觀江淮名山圖》，如前面所引述過的，宋本與汲、毛本有重大的文字差異，沈氏藏本也恰恰同於汲、毛本。孟浩然《渡湘江》兩首，沈氏藏本與汲、毛本同樣也列於崔署名下。至於同爲三卷，則更屬於明本系統，不在話下。
當然，我們還可以拿現在已經確定的宋本别集與《河岳英靈集》各本比勘，看看沈氏藏本是否更接近宋刻。但情況也很複雜，不易確定。如常建詩，現在有宋臨安書棚本《常建詩集》，收入天禄琳瑯叢書。這也是一個南宋本。其中《送李十一尉臨溪》，宋本《河》集“軫起宫商調，越聲澄碧林”，汲本、毛本都作“回軫撫商調，越溪澄碧林”，與宋本《常建詩集》同，沈氏藏本則同於宋本《河》集。另一例子，宋本《河》集有《閑齋卧疾行藥至山館稍次湖亭二首》，爲二首五律，而沈氏藏本與汲本、毛本都作一首，詩題也同作《閑齋卧疾行藥至山館稍次湖亭作》，無“二首”字。在這一點上，宋本《河》集又與宋本《常建詩集》相同。我們還可舉出李白詩集的例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瞿蜕園、朱金城兩先生編撰的《李白集校注》，以清乾隆刊本王琦輯注的《李太白文集》爲底本，而以北京圖書館藏宋刊本《李太白文集》及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影印静嘉堂藏宋刊本《李太白文集》（即陸心源皕宋樓藏本）相校勘。從校核中我們可以窺見兩宋本的一些情況，並可以此作爲依據來觀察沈氏藏本文字的異同。如李白《蜀道難》，宋刻本《河》集有“六龍回日之高標”，沈氏藏本作“横河斷海之浮雲”，兩宋本《李太白文集》同於宋刻本《河》集，但於此句下注“一作横河斷海之浮雲”。由此我們還可認爲沈氏藏本有同於宋時之另一本的，但《夢遊天姥山》，宋本《河》集有“使我不得開心顔”，王琦注本、兩宋本都同，而沈氏藏本則作“暫樂酒色彫朱顔”。
這些異同的例子，數量很多，舉不勝舉。從這些情況可以得出什麽認識呢？我們認爲，第一，同爲宋刻本，因版本流傳系統不同，文字各有差異，以後代的某一刻本相校，是很難從某些異同中遽而得出此一刻本即爲覆宋刻本的結論的。第二，沈氏藏本在文字方面有一定的優點，但整體説來，它是更同於汲本、毛本，它應是明刻本的系統。第三，這也使我們在進行這次《河》集校勘時，於體例上確定這樣一個原則，就是：鑒於詩歌别集本身版本各有不同的情況，因此本書不採取與各有關詩集相校的辦法，否則將不勝其繁而失却《河岳英靈集》本身系統比勘校核的意義。
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一、殷璠自編的本子原爲二卷，這個本子一直流傳到南宋。二、宋元之際或元明之際，二卷本的《河岳英靈集》極少流傳，幾至失傳。而自明代前期開始，有三卷本出現。三卷本在流傳過程中亦幾經翻刻，各本之間也頗有不同。三卷本與二卷本，分卷不同，字句有不少差異，但詩人、詩篇的數量是相同的。三、二卷本屬宋本系統，三卷本屬明本系統。三卷本有可能據宋時某一刻本翻刻，因此在文字上保留了某些合理部分，不能因其明本而忽略之。
我們現在整理的本子，是以二卷本作底本，因爲這是較早的，也是較接近於殷璠自編的本子。同時用汲古閣本（簡稱汲本）、毛扆校本（簡稱毛本）、沈氏藏本（因已爲涵芬樓影印，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因簡稱叢刊本）相校。校勘採取對校的辦法，底本雖有誤但一般仍不予改動，底本是而他本誤者，仍予校出，以見出各本流傳的情況。何焯是曾據某一宋本相校的，可以概見清初版本流傳之一例，故亦注出，以備參核。《唐詩紀事》中有引殷璠評語的，當是計有功在當時曾見到《河岳英靈集》的一種本子，他所引述的，可以作爲一種版本看待，因此詩人評語部分用以相校，詩篇則同别集例，不與《唐詩紀事》對校。《文苑英華》、《文鏡秘府論》所載殷璠序，有現存各本所無的，這次據以補入。另外，殷璠所選，有的爲其他唐人選唐詩或《全唐詩》收入而作他人所撰的，也予校出，這方面我們得到河南大學佟培基先生很大的幫助，他曾提供給我們一份詳細的資料。總之，我們希望通過此次校點，整理出一個研究者可以作爲依據的、信實的本子，使得關於殷璠和《河岳英靈集》的研究能進一步深入。這也是我們最大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