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版前言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
在我母亲的高中时代，“强奸”这个词是不适宜出现在报纸上的，相关报道只会礼貌而委婉地称之为“意图不轨”。在我的高中时代，一个同学被锁在车库里，被我们学校橄榄球队的一群队员轮奸了。从那以后，她就成了众人窃窃私语和指指点点的对象，最后全家都在屈辱中搬走了，而那支球队却依然是社区之光，有些球员还获得了大学的奖学金。总而言之，一个女人若是被强奸了，那可以说她就完了。强奸犯不一定会受到司法机关的刑事处罚，但受害女性在社会上肯定会身败名裂。
如果说这样的事情今天似乎少了些——得感谢那些敢于将自己的故事讲给警察和公众听的受害者，以及后来的#MeToo和Time's Up运动(1)——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中的某些人仍然怀有希望。这是因为，我们还记得那些日子：性别压迫很少能被报道出来，甚至连提一下都不行。
现在，大部分国家都收集各种形式的性暴力数据，联合国及其他政府组织也在各自的职责范畴内处理全球的相关报告。结果发现，性别暴力(2)——从性骚扰、性攻击到荣誉谋杀(3)乃至杀害女婴——致使今天的世界处于女性少于男性的状况，这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是第一次。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数据，2016年，全球的男性数量比女性数量多了6 600万。
如此残酷的现状令人无法接受。所以，不难理解为何世界各国都有那么多女性——也包括男性——组织起来誓要改变这一丑陋事实。这也是我们作为作家和组织者在这本书中所拥护和支持的。我们希望你也尽自己所能，不管以什么方式，在家中、在单位、在街头和我们一样行动起来。
不管何时、何故加入这场世界范围的反抗性别暴力的运动中，我们都欢迎你、需要你。这股巨大的、多种多样的、席卷了各个年龄层的、全球化的力量与思潮，包括亲自讲述真实经历和在网上采取行动、拿出勇气和耐心、大吵大闹和以新方法养育孩子，都是为了消除性别暴力。从定义上看，“父权制”指的是在一个家庭或国家中，权力地位、血统、命名权和继承权皆由男性把持，而妇女和儿童的生存都取决于此。这意味着男人或由男性主宰的政治和宗教体系必须牢牢控制女性的身体，以便将繁殖权掌握在手中。在大多数社会中，这种控制还有另一层重要性——它成为一种手段，用以长久地维系种族、种姓或阶级的区隔。
但不管我们怎么进行分类，任何性别、种族、种姓或阶级都一样是人类，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因此，我们拥有共通的人性，不能允许人类大家庭中的一部分成员使用暴力来操控另一部分。这种操控可能以“文化传统”的形式出现，强行让“阳刚男儿”扮演支配者，而“阴柔女子”扮演服从者；也可能是身体暴力，从世界上某些地区的女童割礼习俗到美国的各种殴打和谋杀女性事件，不一而足。这些行为的实施者往往正是与我们朝夕相处的人，而不是陌生人。性别暴力意味着给了一半人类特权去压迫另一半人类。这都是因为男性要控制女性的子宫，要掌握繁衍权。
我认为，了解这样一个事实颇有助益：过去曾有过男女两性和谐平衡的文化——今天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仍然存在。它们不是女家长制（matriarchal）——由女性主导一切，而是母系社会（matrilineal）：氏族身份沿袭母亲的一方，父亲和舅舅则在育儿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沿用父权制的欧洲人出现在今天所称的北美大陆之前，当地妇女就已经熟练地运用草药和堕胎药来决定自己何时生产、是否生产了。在切罗基(4)语（Cherokee）里，至今仍然没有性别化的代词，没有“他”和“她”之分。人就是人。也许女性干农活多些，男性去打猎多些，但他们的重要性都是一样的。
这些原住民族群的语言可能多达500多种，但在他们的部落里，女性和男性都平等地共存于一个既注重个体的独特性，又拥有人类共性的和谐氛围中。这个国家早期的历史里记录了许多白人女教师或白人家庭的故事，他们搬到印第安人的领地后，发现比在殖民地的欧洲基督徒式父权制社会里更有安全感，却没有什么故事是说印第安人想采用貌似“高级”的欧洲生活方式的。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本人曾抱怨的：“我们养大一个印第安小孩，教他说我们的语言，让他遵从我们的习俗。但只要他一回去，跟亲戚们散散步聊聊天，就再也别指望他回来了；相反，一个白人，不管什么性别，年轻的时候被印第安人抓走，跟他们一起住过一阵子，以后就算朋友把他赎回来，对他百依百顺，一心只希望他能留在英国人中间，他也过不了多久就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感到厌恶……并且一有机会就会逃回森林，此生再不回头。”
最终，富兰克林邀请易洛魁联盟(5)或称长屋联盟——这一统领六大原住民部族的实体后来成了美国宪法的榜样——中的4人出席了1787年费城的美国制宪会议，帮助13个殖民地制定管理条例。富兰克林发现，他们的“伟大和平法则”(6)指明了该如何通过自下而上的共识形成统一的法律，而不是像欧洲模式那样由君主自上而下地主导推进。然而，富兰克林等人似乎都无视了一件事，它也是这些易洛魁顾问最早提出的一个问题：“女人们都上哪儿去了？”
如果这段鲜少有人提起的历史开始让你感到好奇了，那绝对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还有新东西在等你去发掘。你可以先看看杰克·韦瑟福德（Jack Weatherford）的《印第安施者》（Indian Givers）和波拉·甘·艾伦（Paula Gunn Allen）的《圣环》（The Sacred Hoop）。在后一本书中，艾伦写道：“女性主义者往往很容易认为从来没有人经历过这样的社会：女性被赋予权力，且让这种赋权成为其最基本的文明准则。女性主义群体必定付出的代价是……无法避免的困惑、分歧以及白白浪费掉的许多时间。”
当然，今天我们要以新的方式重建过去存在的事物。北美洲的民族或部落不仅在殖民战争和输入性疾病的残害中失去了90%的人口，还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历史，因为法律规定传授这些知识是违法的。殖民者强迫印第安小孩进入以残酷而闻名的基督教寄宿学校，目的是“杀光印第安人，拯救全人类”。不过，近50年来，印第安妇女开始不断起来反抗欧洲式的“女性”角色、插手部落的管理事务，从“印第安妇女联盟”(7)这样的行动团体到普韦布洛原住民（Isleta Pueblo）都选择了女性担任首领，切罗基族也选出了他们的第一任女性大统领威尔玛·曼基勒（Wilma Mankiller）并让她得到了连任。
其他几个大洲也不乏类似的希望。从印度的喀拉拉邦和喜马拉雅地区，到非洲的喀拉哈里沙漠和雨林，都始终存在着一些古老而精妙的语言，其中有许多描述大自然和气候的词汇，却没有区分性别的代词。也有许多姓氏和宗族随母亲的母系氏族社会，丈夫会加入妻子的大家庭，由男性和女性共同构成同心圆似的管理结构。社会模式就是这样的圆形，而不是金字塔式或等级制。实际上，如果我们从人类起源之时开始学习历史，而不是从有父权制或一神论的时候开始学习，恐怕今天的情况要有希望得多。
举例来说，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阳刚之气”与“阴柔之气”的两极化程度与其国内的暴力指数或这个国家对外的暴力指数之间都存在着明显关系。2013年，瓦莱丽·哈德森（Valerie Hudson）及其学术团队出版了《性别与世界和平》（Sex and World Peace）一书，书中称他们发现，预测一个国家暴力程度的最佳指标（不管是对内的暴力还是对外的军事打击）不是贫穷、争夺自然资源、宗教信仰、政府体制或民主程度；而是这个国家针对女性的暴力和威胁。因为针对女性的暴力会使我们从一生中最早的人际关系开始时就对这种支配关系习以为常，教育我们一群人天生就该主宰另一群人。这是等级分化的第一步。我们可以在恐怖分子极端对立的性别观中看到它的存在，但这种意识在没有恐怖分子、较为和平的群体和国家中，在宽松而灵活的社会性别角色里也同样存在。
通过性别角色的去两极化和根除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暴力，我们或许能够将暴力行为去正常化，乃至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
美利坚合众国就是建立在残暴的种族主义之上的，从谋杀90%的原住民——迄今为止仍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到经济上对蓄奴制的依赖。后者意味着性别歧视对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的影响有所不同：白人女性更多是在性方面受到限制，以便保住白人血统；而黑人女性则更多是遭到性剥削，以便制造出更多的廉价劳动力。种族主义的延续虽然对所有肤色的女性都产生了影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父权制和种族主义存在，任何女性都不可能拥有女性平等。
《危险的熟人》是美国有史以来首部具有代表性的全国性暴力调查报告（也是唯一一部关于男性犯罪的全国性调查），我希望此次能借它的再版让我们看到我们已经走了多远，以及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我们在本书中特别加入了新的前言和参考资料，以便让它对几代妇女运动都能有所助益。衷心感谢萨拉米沙·蒂莱特(8)为我们讲述她被强奸后挣扎求存的私密经历，感谢她允许我们用她的这段经历去帮助更多人。她还归纳了本书初版以来我们在实践和立法层面上取得的重要进步。
而这本书也有它自己的故事：1972年，《女士》（Ms.）成为国内第一本专为女性出版，且所有权和管理权都属于女性的杂志，它将新的女性主义人士——从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9)到安德丽娅·德沃金（Andrea Dworkin）(10)，还有其他很多人——的声音送入了广大女性的家中。女性读者往往是第一次看到关于个体遭遇性别暴力的描写，更不用说这些文章还直言性别暴力是错误的，并且对犯罪者而不是受害者加以谴责。
新闻报道以及诗歌、散文、人物故事的真情诉说，鼓舞了许多读者来信讲述她们亲身经历的性别暴力。渐渐地，《女士》杂志每月收到的读者来信比发行量高过我们数倍的杂志还多，也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刊登的数量；与之相应的是，以“性侵犯”和“性骚扰”为题的故事开始第一次出现在杂志上。读者的经历动摇了我们的想法，即“性别暴力普遍存在，而强奸是特殊事件”。这些集体性的遭遇表明，强奸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而且并没有被现有的法律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它并不限于在特定群体出现，更不是仅靠提防陌生人就能有效防范的。
1970年代，当各州女性都开始呼吁修订强奸法的时候，一位名叫鲁斯·巴德·金斯伯格(11)的律师，同时也是美国公民自由协会（ACLU）的“妇女权利项目”的创始理事，与她的联席理事布兰达·费根（Brenda Feigen）一起接下了这项挑战。她们相信，让人人都享有公正的最好方式就是推进法制改革，包括取消强奸案的死刑定罪——这一种族主义的恐怖遗产往往用于诬告，以证明私刑是正当的，而且它的存在还会强化一个理念，即必须保护白人女性，因为她们是属于白人男性的“财产”。除此之外，鲁斯和布兰达还致力于对性侵进行程度上的划分，重新定义强奸的范畴，不仅包括阴茎的插入，还将使用瓶子、笤帚把等物品侵犯女性的行为纳入其中；同时，还提出男性应与女性一样在性侵方面受到法律的保护。
不过，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面临着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sexism）和两极分化的性别角色认同，这一切都意味着男性的权力凌驾于女性之上。正如研究员玛丽·科斯（Mary Koss）博士在本书的后记中所说的那样，如今，性侵事件数量与30年前《女士》杂志进行这项研究并最终集结成《危险的熟人》一书之时并无二致。司空见惯的父权思想依然影响深远，这让我们从小就坚信，人类分为两种——阳刚的和柔弱的、主导的和从属的，并以此作为性暴力的借口。性别角色认同的深层动机与种族隔离和阶级区分的一样，都是对繁衍权的控制；而挑战这一既有观念依旧是非常勇敢和值得称赞的。不过好消息是，在今天的美国及其他国家，这项挑战已经发展为重要的运动。
现在大学里仍然存在这种情况：平均要有4位女性指控同一男性性侵或有其他性骚扰行为之后，才能成功对他提起诉讼；职场性骚扰通常也需要不止一位女性投诉同一男性才能成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到达了一个分水岭：我们鼓励而不是阻止女性毫无保留地谈论性侵，谈论自己为了保护身体完整性(12)而承受的压力。
最终，“说出真相”获得了广泛支持——从网上蔓延全球的#MeToo运动到Time's Up运动，都通过司法和群体活动的方式相互支持。说出来这一举动传遍了五湖四海，冲破了种族和阶级的界限。法律层面和社会层面都不再接受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的权力差异，不管它是以性别、种族还是收入的方式实行的。我们或许还能从身体完整性开始，去重新挖掘更深层的民主，让每个人都能为他或她自己的身体做主。正如艾伦在《圣环》中所写：“压迫的根源在于忘却。”也许我们应该记住：历史还会重演。
(1) MeToo最初是艾丽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等人发起的针对美国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的性侵案提出的运动的口号，呼吁受害女性勇敢地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让施暴者得到应有的惩罚，同时引起社会关注，停止对受害者的污名化。MeToo运动逐渐在世界各国发展开来，并蔓延到政界、学术界、文化界等各个行业。Time's Up是由娜塔丽·波特曼、艾玛·斯通等300多位演员、编剧和导演组成的反性侵联盟，尤其关注职场的性骚扰和性别不平等。——译者
(2) 性别暴力（sexualized violence）与性暴力（sexual violence）不同，前者指的是与性别压迫相关的一切行为，而后者则特指与性行为相关的暴力。——译者
(3) 荣誉谋杀（honor killings），指的是为了保护家族荣誉而谋杀家庭成员，受害者绝大多数为女性，她们可能因为被强奸失贞、拒绝包办婚姻、自由恋爱等原因而遭到男性亲属（父亲、兄弟等）的谋杀。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约有5 000人死于荣誉谋杀。——译者
(4) 切罗基族属于印第安人，是美国最大的美洲土著部落之一。——译者
(5) 1570年，五大印第安部族莫霍克人、奥奈达人、奥农达加人、瑟内萨人和卡尤加人在纽约地区北部组成了联盟，名为易洛魁联盟（Iroquois Confederacy），后又加入了第六个部族——塔斯卡洛拉族。他们大多住在很特别的长形房屋里，因此该联盟又称“长屋联盟（Haudenosaunee）”，是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东部最强大的原住民势力。易洛魁人长期实行母系社会制度，家庭的生产、生活活动及姓氏的延续围绕母亲展开。——译者
(6) “伟大和平法则”（Great Law of Peace）是易洛魁联盟的“宪法”，1787年制定的美国宪法对其多有借鉴。——译者
(7) Women of All Red Nations，1974年从“美国印第安妇女运动”这一组织中壮大起来的一个行动团体。——译者
(8) Salamishah Tillet，著名学者和活动家。——译者
(9) 美国小说家、诗人、女性主义运动家、普利策奖得主。沃克的祖先是黑人和印第安人，她的小说《紫色》（The Colour Purple）是美国黑人文学和妇女文学的代表作。——译者
(10) 美国作家，备受争议的激进女性主义者，色情出版物的尖锐反对者。代表作包括《憎恶女人》（Woman Hating）、《色情文学：被男性支配的女性》（Pornography：men possessing women）等。——译者
(11) 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二位女性大法官，2020年9月18日去世。——译者
(12) Bodily integrity，一个法律、伦理及哲学术语，是指人类的身体有不可侵犯性。——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