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最初——也就是1970年初到年中——“强奸认知”就等于女人学习朝哪儿踢和使多大劲儿踢。

当时，美国刚开始关注强奸问题，许多城镇都设立了强奸咨询服务中心和援助组织，女性之间也开始谈论自己的经历以及如何积极应对性侵带来的后续影响。《女士》杂志记录了这些不断增长的有组织的反馈，为强奸受害者个体的发声提供了场所。在印刷物和公开的会议上“发声”这件事本身，对许多女性来说是勇气可嘉的第一步——说出难以启齿之事，承认强奸是针对全体女性的暴力和仇恨行为。虽然官方反馈尚需时日，但在许多州，警方和检方在程序上已经有所变化，能为受害者提供更多帮助。强奸法被修改，对保障受害者的权益给予更多的关注，有的州还为强奸指控的调查和起诉开辟了更有效的途径。

女性纷纷来听关于自我保护的课。这些课程建议她们随身携带口哨、喇叭，或一个人走夜路，独自在空荡荡的走廊、停车场和电梯里时，把车钥匙抓紧点。她们被告知，这些地方都是需要特别警惕的。毫无疑问，几乎所有女性都能明白这种“万一”需要自我保护的场景。

于是，强奸案、强奸犯和强奸受害者都开始成为关注焦点。女性都知道一定要提防陌生男人。她们紧锁自己的房门和车门，走在街上时会扭头朝自己身后看，学会了当有可疑男性在她们的公寓楼大厅转悠或在走廊里想借用电话时做出防御甚至攻击性的反应。对很多女性而言，应对强奸威胁只要做好几件事就行了：比如足不出户，甚至假装家里有个比自己更具威慑力的同居男友或丈夫。在这一防御策略的支撑（或限制）下，大部分女性都认为自己已经做好了防范一切侵害的措施。

但是，随着强奸认知的不断增长，对这一现象的理解也渐渐延伸到了更为黑暗的深处。1982年9月，《女士》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揭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证据，它们证明存在着一种仍不为人知的强奸——通常被称为“约会强奸”；男女当事人是认识彼此的。初步研究发现，这种类型的强奸受害者比当时认为更普遍的“陌生人强奸”还要多。大量的读者反馈说明《女士》杂志走对了路子。

为了进一步探究这个可能性，《女士》杂志向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申请了做全国性研究的经费。“预防和控制强奸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Rape）与该杂志组成了研究团队，合作者还包括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玛丽·科斯博士，后者已经在这个领域为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主持过相关研究。接下来的3年，科斯博士及其研究团队和《女士》杂志的工作人员在32所大学的6 100余名男女大学生中做了详尽无遗的调研。《女士》杂志的这个项目是有史以来就此课题进行的科研调查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它揭示出了一些令人忧虑的数据，包括这个令人震惊的现实：四分之一的受访女性都曾有过某种符合法律层面所定义的强奸或强奸未遂的经历。

从那时起，这种现象开始被更广义地称为“熟人强奸”，这个术语能更精准地称呼发生在认识的人之间的强奸，不管他们是约会关系还是其他关系。实际上，女性会被其认识的各种男性强奸：约会对象，朋友，同学，工作中认识的男人，派对和酒吧里认识的男人，宗教场所认识的男人，或住在同一社区的男人等。

现在明确一下本书的关注范围：乱伦、“职权强奸”（被医生和老师）、婚内强奸以及强奸14岁以下的儿童绝不属于“熟人强奸”范畴，尽管在针对女性整体的暴力现象中，它们也是极为重要的课题。同时，虽然现在一些强奸应对中心称他们接获的报告中有10%的受害者是男性（基本上都是男人强奸男人），但本书还是定位于男性对女性的侵犯，因为这才是绝大多数熟人强奸的情况，也是《女士》杂志所研究的强奸类型。（不过，第五章里有一部分是关于男性受害者的。）

本书的前几章似乎一直在确认熟人强奸的真实存在，这是因为它始终处于无人知晓或被大多数人忽视、否认的状态。实际上，已经有无数研究显示，那些被认识的人强奸的女性往往没意识到自己遭遇了强奸。更有甚者，许多人，包括男性和女性，仍然不觉得熟人强奸是犯罪——如果我们讨论的是抢劫、造假、纵火、贪污甚至（谢天谢地）陌生人强奸的话，根本不需要这种告诫。希望《危险的熟人》一书能有助于改变这一切。

我们的目的不仅是定义和阐释熟人强奸的普遍性，更是为减少这种侵犯的发生指出一条明路。熟人强奸是可以避免的。知识就是力量：读完这本书后，你就能更有效地防范熟人强奸发生在你或你所爱的人身上。这本书是写给女人和男人的，也是写给父母、教育工作者、咨询师和司法系统的人的。参考资料的部分可以帮助各种不同需求的读者，比如想学习更多熟人强奸的动态关系的，想制定校园或社区防治计划的，不一而足。此外，玛丽·科斯撰写的那篇技术层面的后记还为读者解释了《女士》调研的科学方法论。

尽管《女士》杂志按照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要求将调研重点放在了大学校园里，但编辑们始终认为这个问题的范畴早已超出了高校的围墙。的确，虽然大学由于学生年龄段的差异成了约会强奸和熟人强奸的温床，但《女士》杂志收到的大量来信显示，这类强奸发生在全社会，低于和高于传统本科生年龄段的女性都深受其害。本书的初衷是绘制一幅更全面的熟人强奸图景，能够说明女性是何等频繁地被她们认识的男性强奸，不管她们年龄多大、属于哪个种族、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如何。熟人强奸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为人知的，因为很少有人认清它的本质——一种理应受到法律惩处的犯罪行为。由于这类侵犯发生在相互认识的人之间，在男女的私人关系和性关系相混杂的语境中，因此许多人都难以正确地对待它。

但熟人强奸就是犯罪。而且并不能因为犯罪者是熟面孔，就说它不是犯罪。

那段时间是我的人生低谷。我是成千上万走上街头反对越战的大学生之一。但这场斗争变得越来越血腥——在国内和国外都是。那年春天，我的一位挚友在一次不相干的暴力事件中被一个青少年团伙谋杀。朋友去世后，没过几周，我与男友卡尔分手了，分得很不愉快——我希望可以断得一干二净，他却希望能再给他一次机会。随后他离开了小镇，漫无目的地到处闲逛了一阵子。

大约在分手两个月后的一天，卡尔出现在我的公寓门外，恳求我跟他谈一谈，跟他和好。我告诉他我没有兴趣破镜重圆，他开始冲我大吼大叫，并说我要是不跟他好好谈谈他就自杀。

毕竟我曾爱过这个男人，所以他这么不开心，我心里感到有些愧疚。我想没准他真的会自杀，于是就同意出来跟他谈谈。我一走出门，他就一个劲地要求我跟他去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的公寓，他现在住在那里。据卡尔说，那个朋友也想见我，还想大家一起坐下来吃个晚饭。他表示我们可以到了那儿再谈。

我压根没想到卡尔是在撒谎，还想着或许我们这位朋友可以帮我劝劝卡尔，让他明白这段关系是真的结束了。朋友的公寓位于市里我不太熟悉的区域。到现在我还记得自己边爬楼梯，边想着一会儿就能见到朋友了是多么高兴。我一边叫着朋友的名字，一边踏进了公寓。这时，我身后传来了门闩插上的咔嚓声。

我转过身，看见卡尔站在那里，咧着嘴笑。他手里握了把刀，肯定是在我们进门的时候溜到厨房里拿的。不用说，我们的朋友根本不在屋里——卡尔在带我过来之前就知道。我立马知道自己死定了。要说我还心存一丝侥幸的话，也很快就被卡尔打破了：他说他要杀了我。

天越来越黑，卡尔不断地威胁说如果我不同意与他重归于好，他就杀了我再自杀。光这个话题我们就说了好几个小时。他只允许我在上卫生间的时候离开他的视线，而那里的窗户装着防护栏。我本可以呼喊求救，但我没这么做；理由颇为牵强，但与我在本书中采访的许多女性非常相似：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什么人会来，我不想让卡尔或自己感到难堪。我还是觉得自己能通过与他谈话摆脱这个局面，而且我很怕我的呼救会进一步激怒他，让我的处境变得更危险。

夜深了，他带着刀子去了卧室，我跟在他身后。在床上，他一整晚都用一只胳膊锁住我，将拿刀的手放在枕头的另一侧。他至少强奸了我一次，但我印象中应该不止。时间过得无比漫长，我感觉自己好像站在墙角，远远地看着床上发生的事。最后，他终于睡着了。我没有动。我没有喊叫。我没有试着逃走。第二天早上，卡尔步行送我回了家。我坚持在距离我住所一个街区的地方与他分道扬镳，现在想起来，他之所以会同意恐怕是不想冒碰见我室友的险。我一进家门就脱掉衣服，站在莲蓬头下冲了整整一小时。那天我没有去上班。

接下来的一两周里，卡尔好几次在我下班途中拦截我。我的老板，也是我的朋友，给保安部打了电话，这样就会有人护送我。我没告诉任何人发生的事，但是我老板能看出我被卡尔的神出鬼没吓坏了。又过了几周，卡尔消失了，但我害怕的是他会突然冒出来。我害怕去任何可能遇到他的地方——也就是说，所有地方。

我大概花了3年时间才意识到自己被强奸了。在那之前，我脑子里想的全都是侵犯带给我的那种自己要死了的感觉。因为袭击者是我的前男友，我与他有过性关系，所以我从未将“强奸”与此事联系起来。毕竟强奸是邪恶的陌生人才会做的事嘛。然后有一天，一位好友成了当地强奸危机应对组织的领导。我听她给我讲了一些最近她们在处理的案件。全都是陌生人犯下的强奸案，但这些故事让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然后我明白了：我被强奸了。

我很想说弄明白这件事的称谓对我很有帮助，但实际上并没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那次强奸事件导致我接下来的几年里问题不断。最终，是咨询服务帮我克服了积年的阴影。

这件事过去十年以后，我才终于觉得自己走出来了。当然，我一直怀着某种复仇的幻想——幻想自己在某个公共场所遇到卡尔，当众骂他是强奸犯——毫无疑问，他肯定会大声否认，但我现在至少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虽然我只与极少的人分享过自己的故事。

圣诞前夜，电话响了，当时我正一个人待在家里。我拿起话筒，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我打赌你不知道我是谁。我来自你的过去。”我立刻认出那是卡尔的声音，他听了似乎很高兴。

然后他告诉我他一直在读我写的文章。我感到愤怒，恐惧。显然，卡尔知道我住哪儿而且可能就住在附近，因为我当时几乎只给本地出版物供稿。我问了他几个问题，想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判断一下他的危险程度如何。结果，他没透露多少关于他的信息。我简直想挂掉电话，但又想继续迎战他。他再次攻击了我，这次是通过电话，而对我来说这或许是唯一一次反击的机会。我稳住了阵脚。

“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强奸了我，这事你心里清楚吧？”

终于，我对他说出了这句话，这是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做到的。我咬紧牙关，准备迎接我想象中的愤怒否认。我感到自己整个人都绷紧了，等待狂风暴雨的降临。

一段长长的沉默之后，话筒里传来他的声音。

“是的，”他回答，然后又停了片刻，补充说,“但是诉讼时效已经过了哦。”

我瞬间暴怒，警告他再也不许联系我，不然我就报警。然后猛地挂断了电话。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与他对峙了，而他也承认了，是的，他就是强奸了我。

等我终于冷静下来后，心里还是怒火难消。不过，主要是生自己的气。我真的以为自己已经走出来了。但这通电话之后，我意识到这些年我心里还是怀有疑问的：如果你认识对方，如果你跟他约会过，如果你跟他做过爱，这真的能算强奸吗？

卡尔给出的肯定回答促使我相信了以前从未相信过的事。我对自己既愤怒又失望：他的此番确证本可以意味着更多东西。

这是7年前的事了。当《女士》杂志的编辑艾伦·斯威特和我第一次讨论这本书的写作时，她并不知道我曾被认识的男人强奸过。几个月过去了，我都没有告诉她。我需要时间来思考这项工作。用一年多的时间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一个已经带给我痛苦、迷惘和愤怒的课题上，会是种什么感觉呢？我还意识到，我的采访也可能会给我的采访对象带来比我（作为采访者）想要的更多的痛苦。我毕竟不是心理医生或教人应对强奸危机的咨询师。让这些女性在回顾个人遭遇的同时又不受到更多的伤害，我做得到吗？我也明白，我必须写出自己被熟人强奸的经历。我不能让别的女性去揭开自己的伤疤，而我却置身事外。作为这本书的作者，我知道肯定会有人问我是否曾是这类强奸的受害者。这方面我没法说谎。最后，撰写本书还意味着我得让父母知道我曾被强奸过。

在下定决心继续前进后，我跟来自全国各地的约会强奸和熟人强奸的受害者进行了交谈，倾听了他们的遭遇。为了能更全面地覆盖这些女性的类型，我在当地报纸上登了广告，从强奸危机应对组织的工作人员那里寻求了帮助，并在《女士》杂志上登了一则小小启示，寻找愿意聊一聊自己经历的女性。（收到了大量的回复）。有的女性接受了当面采访，其他人则生动地写下了自己的故事。这样，我总共采访了150多位女性。本书引用的正是这些女性的案例。对于受访女性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是第一次与咨询师之外的人谈论她们的遭遇。多数人都说她们之所以同意跟我聊一聊，是为了让其他女性受到教育，并为那些需要帮助、孤独而饱受折磨的熟人强奸受害者送上鼓励。我还采访了一些男性，对于女性遭遇的约会强奸和熟人强奸，他们有的表示同情，有的无动于衷；此外，还有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和危机应对工作者，有男有女，他们都在寻找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法。

开始着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已经全面理解了那段被强奸的经历。但是，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再次意识到我没有。与那些被认识的男性强奸的女性交谈，让我对自己的遭遇有了更多的认知。虽说这类事情没有定规，但我发现，我这段经历在许多方面都是熟人强奸中最典型的（男方事先安排好；发生在一个无人之地；没有意识到这是强奸，因为侵害者是我认识的人）——我还一直以为自己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呢。尽管多数熟人强奸和约会强奸事件不像我这个牵扯到了凶器，但很多受访女性都谈到在被侵犯的过程中是多么害怕丢了性命，是多么真切地感到自己快要死了。而她们分享的许多疗愈故事，也帮助我审视了自己的劫后余生。

我特意提到这一切，部分是出于新闻工作者的某种信仰，认为我们进入一个主题时不应带有任何特殊观点或不良企图；如果真的怀有偏见，那么一定要事先说清楚。我想，我被强奸的遭遇会让事情有所不同——不一定要让编辑或受访的专家知道，但一定要让那些跟我分享自身经历的女性了解。每次做采访的时候，我都一上来就简短地告诉对方，我曾被认识的男人强奸过。每一次，我的受访者都明显放松了下来。这个信息足以抹去熟人强奸受害者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恐惧——不被人相信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