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肇始于北宋中期的理学，经过两宋政治的洗礼，至元代，有较大影响力的只有程朱道学和心学了。尤其是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令人高山仰止，难以逾越。于是元代理学所面临的任务，不是选边站队，而是消化吸收，冷静思考总结各家学说之得失。

金元统治时期的北方在文化上并非一片荒漠，朝廷重视儒学，亦以六经开科取士，涌现出一批儒臣和学者。除了有窦默、刘因、赵复、姚枢、许衡等教授、传播儒学外，北方土生土长的赵秉文、王若虚、郝经、元好问等均对儒学有深入钻研，尤其是郝经，生当宋金元三朝，可谓北方学术的集大成者。因为不受南方门户之见的羁绊，北方学者在思想阐发上更自由、更随性。其中，王若虚的一系列经史辨惑，对两宋各家的注释恣意评点，呈现出新的学术观点和学术风格。他的观点和南方学术一起，构成对经典更多元化的解读。这些都堪称宋金时期的学术创见。元统一全国，南北学术交汇，为学术的进一步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由于元初四十年取消了科举，学子们在经学上研究动力不足，于是辞章、文学盛行。郝经就曾痛斥那些“以儒为戏”“以儒为名”的人，“作为文章，衒其儇巧，鄙正学为质古，目纯素为不通，规规切切，以儒相哗者莫之辨。假我六艺，文彼奸回，静固幽深，矫輮造凿”。延祐恢复科举后，学子们又汲汲于科场时文，只记诵后人传注，六经原典反而被忽略。科举的导向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学风，也严重影响学术的发展。

婺州曾是南宋学术的中心。吕祖谦于12世纪70年代主盟斯文，婺学与湖湘、闽学鼎立为三。通常来说，婺学包括吕祖谦的金华学、陈亮的永康学和唐仲友的经制之学。吕祖谦承中原文献之传，兼收并蓄，经史结合，故其学术自成一家。吕祖谦之后，有“北山四先生”，前后相继，从学于朱熹的得意弟子黄榦，于是婺学一变而为朱学。再之后，有吴莱、柳贯、黄溍，均为一时名儒，却都以文学见长。曾经辉煌一时的婺学进入元代后竟一蹶不振了。这回归孔孟、重振婺学的重任便落在了宋濂肩上。

宋濂是元末明初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明初，宋濂领衔总裁《元史》，礼乐制作、典章制度等多经其裁定，深受明太祖朱元璋赏识，被誉为“开国文臣之首”。这一称誉固然是对宋濂贡献的肯定，也给他带来极大的麻烦；登门求文者络绎不绝，连外国贡使也以得其一纸为贵。宋濂的文章“雍容浑穆”，人们惊艳其文笔不凡之余，往往忽略了文中所蕴涵的思想。乃至到今天，宋濂的理学思想都没能得到充分挖掘，这直接影响了后世对他的评价和定位。本书即以宋濂哲学及其与浙东学术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剖析宋濂哲学对浙东学术的传承和影响，重新审视宋濂的理学地位以及元明清时期浙东学术发展的逻辑性与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