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对宋濂均有研究。王锟、金晓刚在《百年历史的投影：二十世纪以来浙东学派研究平议》一书中辟专节对近百年来宋濂的研究进行了综述，认为直到2000年以后学术界才对宋濂的交游、理学、宗教等思想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该文基本将中国2013年以前有关宋濂的研究论文和专著搜罗殆尽，并将这些成果按内容进行了分类，堪称全面。不足之处在于缺少具体观点的介绍，对思想史和理学史专著中有关宋濂的研究也缺乏关注。本书既以宋濂的哲学思想及其与浙东学术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所以只对与本研究相关的学术成果进行介绍，余不赘述。已有研究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宋濂的思想传承。大部分成果依据《宋元学案》、宋濂行状的论述，认为其传“北山四先生”之学，是金华朱学的传人。如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王春南《宋濂评传》等。容肇祖则依据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对朱熹传人的论述，认为宋濂属“明初的博学者，即朱学的传人”。随着对宋濂著述的深入解读和分析，对其思想渊源的认识逐渐多元化。唐宇元《宋濂的理学思想》虽认为宋濂是朱学的后裔，但从其“明心”思想可看出朱学向阳明心学嬗变的痕迹。张之楠《“任道为宗”：宋濂的学术传承和理学思想》则认为宋濂理学思想可上溯至朱熹和吕祖谦，依据是其文集自述和《宋元学案》的论断。徐儒宗认为宋濂传的是婺学，婺学由两宋之际的范浚开其宗，南宋吕祖谦、唐仲友、陈亮达其盛，经闻人梦吉、柳贯、吴莱、黄溍的传播，至宋濂则采宋儒诸家之说而取其长，从而集婺学之大成，开有明一代之学风。黄灵庚先生亦认为宋濂集婺学之大成。张学智《中国儒学史》（明代卷）认为宋濂之学糅合了“北山四先生”所传之朱学与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在明初儒学中别开一脉。向燕南《宋濂的学术渊源与学术评论》一文则认为宋濂传承的是以婺学为主的浙东学术，重视学术的经世致用，并融合佛老，在元明学术相对空疏的时期保留了一脉博学的传统因子，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第二，关于宋濂的理学思想特色。以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秦志勇《中国元代思想史》为代表，认为宋濂“调和朱陆，折衷儒佛”。王春南《宋濂评传》、徐永明《文臣之首——宋濂传》认为宋濂是以儒学为主，融合折衷诸多思想于一体的人物。其调和朱陆的做法，不过是沿承元代朱陆合流的趋势；其折衷儒佛的方式，也不过是宋元以来三教合流的具体表现。路鹏飞通过分析刘基、宋濂、方孝孺的思想倾向，认为宋濂总体倾向心学，这三人承元代朱陆合流之势，为明代程朱理学发展为阳明心学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宋濂究竟更偏向于朱学还是陆学，学术界看法不一：唐宇元等认为其思想大体不出朱学范围，陈寒鸣、秦志勇等则认为其思想已经由理学而趋向于心学。也有学者如邹建锋认为宋濂已经建构了心学体系，属于心学范畴。

第三，关于宋濂史学思想的研究。朱仲玉《宋濂和王袆的史学成就》具体分析了宋濂的史学作品《洪武圣政记》《浦阳人物记》及《元史》中部分传记后，得出结论：宋濂有史才，但其史学受经学的支配，所以史学只是他借以传道的工具。向燕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明代卷）设专章论述宋濂的史学思想，充分肯定了其价值，但认为“基本仍是在旧的轨道间徘徊，……都还未出现大变动的迹象”。廉敏《明代历史理论研究》从天人、治道、古今这三个层面分析了宋濂的史学思想，认为宋濂以“气”作为宇宙造化的本原，但在历史演变问题上，更推崇“心”的力量。仓修良《宋濂的谱牒学理论》从五个方面概括了宋濂的谱牒学理论，并提出宋濂是历史上杰出的谱牒学家，应当受到重视。

第四，关于宋濂的宗教观研究。宋濂著述中有大量的佛道教思想，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重视。贾素慧《近三十年来宋濂与佛教研究述评》对1985年以来海内外关于宋濂与佛教研究的新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主要包括宋濂与佛教、宋濂儒释一贯论、宋濂心性论等方面。该文总结得比较全面，兹不赘述。贾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宋濂佛门交游研究》则对宋濂于入仕前、仕宦南京和致仕后三个时期与佛门的交游情况作了详尽的梳理，并得出结论：宋濂与佛教之间，是儒学为主、佛教为之辅助的关系。

此外，台湾地区唐惠美以宋濂为例，对元明之际士人的或隐或仕作了探讨。她认为以宋濂、王袆、胡翰等人为代表的金华人显示了兼容文、道学统的思想取向，这也是元末金华学术的发展趋势。宋濂入明后不能实现心志，取决于明太祖的用士心态与政治企图。许东海《仙道、圣政、世变——宋濂<蟠桃核赋>之仙道书写及其明初史学意涵》一文，从文史互证的角度专门对宋濂奉敕撰写的《蟠桃核赋》进行了剖析，认为该赋“借由文本书写所展现的历史关照与当代讽刺，亦深刻曲折地映射明太祖立国初期圣政图景与政教策略间，扞格难全的历史困境”。刘文起从宋濂对文的认知、文的功能、为文的方法三个方面阐述其文论，认为宋濂“以为文习作，来阐释推崇孔孟经书的恒久贡献，在儒家经典流传的时空过程中，他所扮演角色的特殊性及重要性，实在是毋庸置疑”。朴志诜的硕士论文从理学、政治、教育方面研究了宋濂《龙门子凝道记》的思想。谢智明的博士论文《儒释道关系视野中的宋濂思想研究》探析了宋濂儒学、佛教、道教的学术思想渊源，认为其思想渊源并非独尊一家，学术方面则以儒家思想为宗，融合佛道的学说以为补充。该论文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对本书的研究颇有启发。

John D.Langlois在《1358年加入朱元璋之前的宋濂与刘基》一文中就宋濂和刘基在1358年选择朱元璋之前对元朝廷的态度转变、心态历程作了分析，并论述了二人辅佐朱元璋之后所作的种种努力。日本方面，以荒木见悟、三浦秀一的研究最为卓著。荒木见悟的《明代思想研究》以宋濂为发端，对其儒释道三教思想进行了阐述。三浦秀一《中国心学の稜線：元朝の知識人と儒道仏三敎》一书从宋濂所处的社会思潮入手，对其入仕前后的思想分别进行了分析，尤其对佛教和文在宋濂思想形成中的作用、“六经皆心学”、《龙门子凝道记》、文论、宋濂与朱元璋的关系等作了探讨。

以上成果对于我们从不同角度认识宋濂，推动宋明理学的研究无疑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尚缺乏整体的宏观的视野。大部分成果孤立阐发宋濂某一方面的思想，虽较为细致深入，但缺乏大格局、大视野，给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难以窥其思想全貌。徐永明《宋濂评传》对宋濂的天道观、性命说、理欲观、宗教思想等进行了分析，但因为缺少宏观的把握和纵向的比较而失之于简单。尤其是对其佛道教思想的分析和定位，流于表面。其二，缺少比较的研究。没有比较，就无法进行思想定位。宋濂具有丰富的心学、经学、史学思想，其思想史地位和影响如何，需要与其前后思想家的相关思想进行比较后方能得出结论。上述研究虽然认为宋濂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但是具体如何承前、如何启后却又语焉不详。

这其实就涉及宋濂与浙东学术的关系问题。宋濂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活动于浙东，受整个浙东学术传统的影响。只有将其置于宋明理学史和浙东学术这一大背景下，看看他如何评判已有的学术流派，再具体考察其思想如何博采众长，进一步发扬光大浙东学术并对后世产生影响，如此才能准确评价其思想，并予之客观的定位。学术界目前对浙东学术的内涵、精神以及浙东学术主要人物如吕祖谦、王阳明、黄宗羲、章学诚的思想研究较多。当把宋濂与浙东学术联系起来研究时，往往只侧重于他的经史观点；有的研究虽然意识到了宋濂与婺学、阳明心学的关系，却没有从思想上细细分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