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弄斧敢向班门前
班门弄斧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那位不自量力、不知天高地厚、敢在行家门前卖弄本领的小木匠，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嘲笑，并被作为教训人们要谦虚好学的反面教员。
可我认为那小木匠有点冤枉。其实他并无大错，相反，敢于在大名鼎鼎的鲁班门前弄斧，那首先是一种难得的勇气，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大无畏精神。由此我还认为，搞公文写作，要想出类拔萃的话，也需要这种“弄斧敢向班门前”的志气和胆量。
我这话是否说得太离谱、太狂妄了？
先亮亮我自己的“丑”吧。
或许是与生俱来，我从小就有一股既冒失莽撞又好胜争强的倔劲儿。有三件事，与那小木匠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一件是，我爱好写诗，还在高中时代，就摇头晃脑啊呀哦地拼凑了一本所谓的“诗集”，送给一位大诗人请求指教，并希望他推荐到哪家出版社去出版。诗人随便瞄了几眼，像朦胧诗那样“朦胧”地嗯啊了几声，结果却“泥牛入海无消息”。这事在同学中传开，见到我就“诗人诗人”地瞎嚷嚷，羞得我恨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
第二件是，我从小爱好二胡，弓法、指法都还不够规范，音色也像杀鸡般难听，却跑到一位二胡大师面前演奏高难度的十级曲子《三门峡畅想曲》，希望得到他的指点。大师听后“哈哈”大笑，给了四个字的评价：勇气可嘉。这事又被二胡爱好者们知道，说我“走都没学会就想跑”，气得我差点把那可恨的二胡摔个粉碎。
第三件就是写作上的事了。那是我到公社当通讯报道员兼秘书不久，门道还没摸着呢，却自恃肚子里有点儿“墨水”，县广播站还播过我写的几篇稿子，就请求办公室胡主任安排我写大材料。胡主任是大学毕业生，却屈居基层，文字功夫了得，外貌酷似《沙家浜》里的胡传魁，所以我们都管他叫“胡司令”。其时正值全国上下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公社要召开一个动员大会，公社党委书记要在会上做动员报告。“胡司令”果然如我所愿，让我执笔起草。写完交给他，却几天没有动静，我还以为初次出手就一炮打响了呢，谁知开会那天，书记念的却不是我写的稿子！会后“胡司令”才找到我说：“小老弟啊，你那写的究竟是讲话稿还是散文诗啊？别急，慢慢练吧！”这事在公社院子里传开，也被当作笑料热议了好一阵子，弄得我像做了贼似的整天抬不起头来。
洋相出尽，我该清醒了吧？且慢，我和小木匠的不同点就在于，面对人们的冷嘲热讽，我没有像他那样夹着斧头从鲁班门前灰溜溜地逃走，而是面对“班门”卧薪尝胆，发奋苦练，并暗暗发誓一定要超过“鲁班”！
因为写诗出洋相，从此我拜那位大诗人为师，数年后终于屡有散文、诗歌、小说见诸报刊，加入了作家协会；因为拉二胡出洋相，从此我拜那位大师为师，数年后终于大有进步，被聘为中国二胡学会常务理事；因为写领导讲话稿出洋相，从此我拜所有的“大手笔”为师，数年后终于基本掌握各种文稿写作要领，得到领导和同事一致肯定。
这使我悟出一个道理：一个人的成长进步，正面的教育、引导、激励固然很重要，但在某种情况下，被嘲笑也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就像马儿被猛抽一鞭而奋蹄疾驰一样——正是那一次次嘲笑深深地刺痛了我、震撼了我，让我抱定背水一战的决心，非要干出成绩、出人头地，争回面子、挽回尊严。同时我还意识到，当初的“班门弄斧”行为虽然有点冒失莽撞，但客观上，把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暴露在高手面前，得到的指点会更准确、更深刻、更有效，从而积累更多“弄斧敢向班门前”的勇气和底气。这也是我后来向所有行家里手虚心学习的重要原因。
的确，我不能忘记那些曾经授我写作技艺的“师傅”们。
第一位“师傅”是我家乡的公社党委书记，姓钟，曾给县委书记当过秘书，号称全县“三大才子之一”。不过开始我并不知道这些，也不认识他。那时我高中毕业回乡劳动，那天正在田里插秧，忽然邻居跑来告诉我，说来了一个大官找我。我狐疑地回到家，看见门口南瓜棚下坐着一个人，胖墩身材，四方大脸，天庭开阔，两耳垂肩，正呼哧呼哧地使劲扇扇子。一问才知是大名鼎鼎的公社书记，把我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钟书记说，从中学校长那儿得知你是个才子，文章写得好，二胡也拉得好，到公社去当通讯报道员行不行？我当然喜出望外，能摆脱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家生活，哪还有说不行的？没过几天我就到公社报到了。我的职责是负责写新闻报道稿，同时跟随书记下乡，也算是兼做书记秘书。自从在“胡司令”面前出了那次洋相，书记就有意教我培养我，不过开始只让我帮他誊稿，慢慢带我上路。书记不愧为大才子，有时亲笔起草讲话和文件，行云流水，又快又好，基本上一气呵成。我就一边誊抄一边琢磨，学到他不少东西，不久就能独立写稿了。一年后，高考制度恢复，书记虽然心有不舍，还是鼓励我参加考试。我上大学报到的前一天，他还和我彻夜长谈，教给我很多写作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应该说，他是我当秘书的启蒙老师，也是我人生道路的第一位引路人。
第二位“师傅”是检察分院的办公室副主任，姓王，全系统公认的大笔杆。大学毕业后，本来我不想到检察院工作，更不想当秘书，但既然来了，总得干出个样儿，于是有意和他套近乎，希望他收我为“徒”。王主任倒也好说话，再说，他爬格子已有十来年，早已爬得不耐烦了，用他的话说是正好要找个“替死鬼”，于是倾囊以授，每当有大稿写作任务时，由他口授，我做笔录，口授完了一篇文稿也差不多完成了。他不仅思维敏捷水平高，而且很善于“劳逸结合”，口授时一边抽烟，吞云吐雾，一边喝酒，酒气熏天，偶尔还插个把荤段子提提神儿，所以常常不知不觉就熬到了大天亮。我当然不会放过这难得的学习机会，一边记录一边想：下一句他会说什么？如果换上我应该怎么说？有时他也会故意停下来启发我：下一段说什么好？你认为这样说可以吗？就这样说说写写一来一往，时间一长，我慢慢摸着了门道、积累了经验。王主任很会拿捏火候，开始时让我独立成稿、交他审改，后来连改都很少改，认为我“成熟”了。正当他要把我推到“替死鬼”的位置，自己溜之乎也，去办案科室任职时，地委组织部突然一纸调令把我调到了地委办公室，弄得他哭笑不得，临别时邀我大醉一场，直叹：“时也，命也，奈何？奈何？”
第三位“师傅”是地委主管文字工作的副秘书长，姓曹，人称“曹地委”。之所以有这个雅号，是因为他写作水平很高，深得领导信任，所有以地委名义出台的文件，都要经过他审阅修改，否则就不能定稿，领导就不会签发；所有重大政策举措、重要发展规划的制定，都要送他过目征求意见；所有交到地委书记手上的讲话稿，书记首先问“曹地委看过没有？”如果没有，他连翻都懒得翻一下，只在稿纸头上批一句“请曹××修改”，改完后一个字不动，只管照念。“曹地委”对我很关心，经常手把手地教我，对我写的每一篇稿子都精心修改，而且对每一处修改都说明理由，让我知道自己的不足在哪儿；每当我向他请教，他也总是不厌其烦，诲人不倦，让我学到不少东西。更让我难忘的是，那时我年轻、任性，碰上心情不好时，带着情绪写作，导致稿子质量差，他从不责骂，而像兄长那样开导我、鼓励我，让我在思想上、写作上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第四位“师傅”是一位市委书记，姓刘，搞文字工作出身，沉默寡言却又满腹经纶，既是领导者又是大秀才。他在文字上当然不可能直接传授我什么，是他善于“用笔领导”那种非凡的才华深深地影响和教育了我。刘书记对重要文稿特别是他本人的讲话稿非常看重，或者他自己动笔写，或者让我们写了拿给他改。那可真是字斟句酌，精雕细刻，严谨而不失大气，新颖而不失沉稳，尤其是那一串串清新自然、气势磅礴、富有哲理性和鼓动性的排比句，别说是听，就是看了也会让人如闻进军鼓角，产生一种热血沸腾、激情难捺的冲动。还有他那求真务实、不说废话、言行一致的执政风格也深深融合于文稿之中，真个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因而受到干部群众的赞誉和拥戴。可惜的是，后来可怕的癌症缠上了他，五十出头就告别了他心爱的岗位和事业。
我的“师傅”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其他一些领导和写作高手都直接或间接地给过我指点和帮助。但“师傅”们不知道，我这个“徒弟”表面上很谦恭，其实一直和他们暗暗较着“劲”呢！
我所说的“较劲”就是，在领会和吸收他们长处的同时，注意观察和分析他们的短处，心里盘算着，我该怎样赶上和超过他们，以达到后来居上的目标。
比如某人文采飞扬但欠缺平实，某人周到全面但有失精炼，某人观点新颖但稍逊严谨，我一一辨识于心，写作时就尽量扬其所长而避其所短。
这样做，也许对“师傅”们有所不敬，但是我想，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行动对“班门弄斧”这个古老的成语来个“新解”呢？一是“弄斧须向班门前”，敢于暴露自己的弱点，得到“师傅”的指教，以求进步；二是“弄斧敢向班门前”，敢于向权威挑战、与能者较量，以求超越。
前一点我基本做到了。后一点我努力做了，但还没有完全做到。
但这正是不断前进的不竭动力。
如椽巨笔，宁有种乎？
胸怀大志，锲而不舍，一切皆有可能！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明星的演员不是好演员，同样地，不想超越“师傅”的徒弟未必是好徒弟，不想拔尖争当“大手笔”的秘书也未必是好秘书。
国人崇尚谦虚、低调，这是传承千年的美德。凡向他人展示自己的某种作品，总是说：“班门弄斧，见笑见笑！”对方也总是答道：“岂敢岂敢，领教领教！”不管是否出自真心，反正都是谦辞，听来舒服受用。但如果谦虚低调到缺乏自信、缺乏追求，总以为己不如人，那就不是真正的谦虚、低调，而是妄自菲薄、不思进取了。
我注意到，一些文秘人员就存在这样的心理。或过于自卑，一两次写作失败，就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总认为自己不行，越这样就越是不行，写作能力迟迟得不到提高；或自我封闭，不善于吸收他人的长处，不敢或者不愿意向别人请教，生怕亮短露丑，惹人笑话；或虚荣心太重，听得进好话，听不进批评，为自己的缺点掩饰、争辩。比如，一听别人指出他哪个地方写得不行，就说：“哦，对啊，我本来也觉得这样写有点问题。”
如此等等，岂不是连那位小木匠都不如了？
当然，秘书的进步可以有多种方法、多条路径，未必都要像我当初那样，先出尽洋相，再拜师学艺。但志向和精神应是一致的：班门弄斧，学而不厌；赶超班门，志在必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