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主义对“独处主义”的批判

精神治疗法思维模式的盛行，“新觉悟运动”的泛滥，对名利的梦想以及失败所带来的痛楚，都使人们急不可待地寻找精神上的万灵宝药。这一切都有着极端地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自我中心这个词概括了当代社会的道德风尚。征服自然、开发新边疆的活动已为寻求自我实现的运动所取代。正如吉姆·豪根、汤姆·沃尔夫、彼得·马林、爱德温·舒尔、理查德·桑内特(13)和其他一些近代作家以各种方法指出的那样，自恋主义已成了美国文化的主题。然而如果我们并不仅仅满足于在心理分析术语的掩饰之下进行一番道德说教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比流行的社会批评更谨慎地使用这一字眼，并意识到它的临床意义。

当代自恋主义和精神治疗意识的批评者们把当今注重心理分析的倾向错误地谴责为中上层阶级的精神鸦片。在马林看来，自我中心意识把富裕的美国人与他们周围的可怕现实——贫困、种族歧视与非正义——隔绝开来，“消除了他们良心上的不安”。舒尔批判“自我意识狂热”，是因为它只涉及富有阶层的问题，而忽视了穷人的问题，并且把“对社会的不满意识”转变成了“个人性格的缺陷”。他声称“当中产阶级白人公民在沾沾自喜地沉浸于他们的自我之中时，他们那些不那么幸运的同胞却在挣扎、挨饿”，并认为“这无异于犯罪”。然而自我觉悟运动所依赖的那种自我中心意识产生于绝望，而不是自满，而这种绝望也并不仅仅局限于中产阶级。舒尔似乎认为人际关系的短暂性只是那些生活不断变动的殷实的公司经理们才会面临的问题。难道穷人就不是这样？工人阶级的婚姻就是幸福和睦的吗？贫民区产生的就一定是牢固的、真情的、没有心计的友谊？对下层阶级生活的研究一再表明贫困会逐渐破坏婚姻和友谊。个人生活的崩溃并不是来自富裕阶层的精神痛苦，而是来自长期泛滥于下层阶级、现在又浸透到其他阶级中去的那场人人相互敌视的战争。

由于新的精神治疗服务十分昂贵，舒尔就错误地认为它们是专门为上层阶级服务的，因而也是微不足道的和“不真实的”。他批评乔治·奥尼尔与尼娜·奥尼尔这些作家（“开放式婚姻”的信徒）“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种族优越感来看待个人危机，这显然是基于他们自己的中产阶级价值观与体验”。他还埋怨说，觉悟运动的专家们从来没有意识到“经济收入能帮助一个人面对危机，或者首先避免危机的发生”。在这些作家眼中，社会阶级与社会矛盾似乎是不存在的。正因为这一点，舒尔“很难想象”自我觉悟运动对穷人会有多大吸引力，尽管人们用廉价手册与免费诊所来普及这场运动。

当然可以想象即使是一个穷人在经过这种自我实现新技术的治疗后也会感到好受一些，但这样的幸福充其量也是短命的。诱使穷人从个人内心的角度来看他们的问题只会分散他们的注意，使他们忽视提高自己真实的集体利益这一更紧迫的任务。

舒尔过于简单地使“真实的”问题和个人问题截然对立，从而忽视了社会问题总是以个人问题的形式出现这一事实。真实的世界总是在家庭或个人体验中得到折射，后者使我们带着特定的色彩来认识世界。对内心空虚、孤独以及不真实的体验决非是不真实的，也不缺乏其社会内容。它们也决不仅仅来自“中上层阶级的生活环境”。它们来自浸透整个美国社会的那种战争般的状况，来自包围着我们的不安与危险，来自对未来的绝望。穷人一直都不得不只顾眼前，而现在，有时披着享乐主义伪装出现的那种对个人生存绝望的关切把中产阶级也一同吞没了。

舒尔自己也指出，“从这一混乱的讯息中最终出现的是一种自我生存的道德观。”然而当他把生存道德视为“倒退到自我主义”而加以谴责时，他并没说到点子上。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心理生存之外别无目的时，那“自我主义”也就不再是人们用来逃避这个冷酷无情的世界的一个避风港了。私人生活本来是应该为人们躲避无政府的社会秩序提供一个避难所的，现在却带上了无政府主义社会状态的一切特点。该受到批判与谴责的正是这种对私人生活的破坏，而不是退回到自我主义中去的举动。觉悟运动的毛病不在于它所触及的是微不足道或不真实的问题，而在于它提供了南辕北辙的出路。觉悟运动是在人们对人与人关系的普遍不满中产生的。它告诫人们不要做太多的感情投资，不要过分依赖他人，并让人们只为眼前而活着——而当初正是这一切才导致了人际关系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