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将专门研究整合为更大图景时，需要进行许多比平常更密切的跨学科合作，这种做法通常并不受当前竞争激烈的学术体系的青睐。但是另一方面，马普学会的特殊条件，以及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同事们的协作支持，都为我提供了独到的机遇，让我多年来一直受益于这种广泛的合作。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我担任马普学会人文科学部主任期间写就的，我感谢学会的同事们在此期间与我进行的许多激动人心的讨论。通过写作这本书，我试图表达我对马普学会、我的导师，以及与我分享这种合作经历的诸多同事和朋友的感激之情。
对抽象的更广泛社会功能的讨论要归功于克劳斯·海因里希关于宗教史和宗教哲学的研究，我在学生时期参加了他的讲座。对反思性思维的分析——这是戴培德和耶胡达·埃尔卡纳著作的核心，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是在广义的皮亚杰传统中进行的，而对戴培德和我本人而言，广义的皮亚杰传统主要指的是沃尔夫冈·埃德尔斯坦（Wolfgang Edelstein）及其团队在马普人类发展研究所的典范性研究。
我要特别感谢那些投入大量时间支持这一计划的同事和朋友，他们支持着我写作这一初步性的综合报告。最初的草稿是在戴安娜（Diana）和杰德·布赫瓦尔德（Jed Buchwald）的邀请下，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弗朗西斯·培根客座教授期间完成的，他们从一开始就鼓励这一项目。此后，它经历过多次修订。每个新版本都经过了马普科学史研究所第一研究室的编辑经理琳迪·迪瓦西（Lindy Divarci）的批判性阅读和仔细编辑。没有她的忠诚和实质性的帮助，这本书就不会诞生。在项目的后半部分，琳迪得到了玛农·贡佩尔特（Manon Gumpert）的大力支持，后者负责检查参考文献、事实和引文。玛农还补充和修改了文献目录，并协助编辑了最终手稿。最后的编辑由扎卡里·格雷莎姆（Zachary Gresham）完成，他以敏锐的目光、极大的细心、惊人的毅力和创造力将我的日耳曼英语转变成美式英语。他对本书末尾的术语汇编的投入是无价的。
简要说明一下对文本进行补充的众多图片：图像在人类思维史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们是人类思维的众多物质体现（material embodiments）的重要例子，我在此称其为思维的“外部表征”，以将它们与人类心智的“内部表征”区分开来。但是这个有点技术性的术语不应该使人误以为这些物质体现是被动的。相反，图像和其他外部表征自得其乐，在被人类思维塑造的同时也塑造着人类思维。因此，图像与文本有时相得益彰，但也可能言不及像。在本书中，图片通常不只是作为从属于文本的插图，还通过与书面内容对话，有时甚至与书面内容形成对比，来传达它们自己的信息。在这一可追溯至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和霍斯特·布雷德坎普（Horst Bredekamp）的传统中，我尊重图片的自主性，同时感谢那些贡献者，尤其是劳伦特·陶丁（Laurent Taudin），他以其迷人的、有时是启发性的图画丰富了这本书。我还要感谢琳迪，她精心挑选和安排了所有视觉材料。
最后的攻坚阶段道长且阻。没有第一研究室的同事、部门中客座人员和朋友们的参与、慷慨帮助和可靠支持，这本书就难以付梓。如果没有我的秘书彼得拉·施勒特尔（Petra Schröter）的不懈支持（自研究所成立以来，她就一直在我左右），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我还要感谢研究所图书馆的前任领导乌尔斯·舍普弗林（Urs Schoepflin）和现任负责人陈以斯（Esther Chen），以及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和数字化小组，感谢他们在本书获取文献和插图方面提供的宝贵支持。
我要对我的同事们表达最热烈的感激：马西米利亚诺·巴迪诺（Massimilano Badino）、安东尼奥·贝基（Antonio Becchi）、亚历山大·布鲁姆、索尼娅·布伦特斯、约亨·比特纳、罗伯特·K. 英格伦（Robert K. Englund）、里夫卡·费尔德海、吉迪恩·弗罗伊登塔尔、萨沙·弗雷伯格（Sascha Freyberg）、哈诺赫·古特弗罗因德、玛格丽特·海恩斯（Margaret Haines）、斯文德·汉森（Svend Hansen）、朱莉娅·雅各比（Julia Mariko Jacoby）、厄休拉·克莱因、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罗伯托·拉利、曼弗雷德·劳比希勒、马克·劳伦斯（Mark Lawrence）、阿丽亚娜·伦德茨（Ariane Leendertz）、沃尔夫冈·勒菲弗、斯蒂芬·莱文森（Stephen Levinson）、罗伯特·米德克—康林（Robert Middeke-Conlin）、加布里埃尔·莫茨金（Gabriel Motzkin）、彼得罗·D. 奥莫迪奥（Pietro D. Omodeo）、内奥米·奥雷斯克斯（Naomi Oreskes）、丹尼尔·波茨、卡斯滕·赖因哈特（Carsten Reinhardt）、朱莉娅·里斯波利（Giulia Rispoli）、克里斯托夫·罗索尔、马深孟、罗伯特·施洛格、弗洛里安·施马尔茨（Florian Schmaltz）、乌尔斯·舍普弗林、马泰奥·瓦莱里亚尼、海尔格·温特和德克·温特格林。我经常在部门会议上与他们所有人详细讨论本书的早期版本或其中的部分内容，根据他们与我慷慨分享的详细评论、批评和建议进行过彻底的修改。多年来，我与众多同事进行过许多热烈的讨论与合作，其中还包括朱塞佩·卡斯塔涅蒂、本杰明·约翰逊、萨拉·纳尔逊、马库斯·波普洛（Marcus Popplow）、西蒙娜·里格尔（Simone Rieger）、贝恩德·舍雷尔、本杰明·施泰宁格、托马斯·特恩布尔和米莱娜·瓦泽克。我与他们中的许多人共同发表过文章，我很感谢他们同意为当前工作的目的，对我们共同出版物的某些段落进行修订。我还要感谢保罗·加卢齐、科斯塔斯·加夫罗格鲁、格尔德·格拉斯霍夫和帕特里齐亚·南茨（Patrizia Nanz）与我进行的许多有益讨论，这些讨论也反映在本书中。我特别要感谢马普科学史研究所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多年来的可靠支持和鼓励，尤其是现任主席法比奥·贝维拉夸（Fabio Bevilacqua）和副主席安娜·西蒙斯（Ana Simões）。因此，本书后续章节中也将包含我的同事和朋友们的声音。文本所依据的具体来源在相关的尾注中做了标明。此外，我使用了维基百科，特别是一些生平信息和未另行说明的图注。我要向所有为维基百科这一美妙知识来源做出贡献的人表示感谢，它已经成为一种公共利益。最后，我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审稿人对本书的一个早期版本提出的宝贵建议和有益批评，还有阿尔·伯特兰（Al Bertrand，之前在出版社工作）和埃里克·克拉汉（Eric Crahan，目前仍在出版社就职）在本书整个出版过程中的鼓励和有益建议。
书中遗留的错误和误解都是我的，但有价值的部分肯定是共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