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知识问题的世界

但知识是什么？个人知识基于对经验的编码，它使个人能够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是适应性行为的一部分。个人知识根植于预期行动及行动结果的能力，并会根据结果进行纠正，因为我们能够思考或者“反思”我们的经验。由于个人知识依赖于先前的经验，其预测能力在原则上相当有限。另一方面，知识能够以认知结构的形式在心智中存储，并重新运用于新的目标。

知识不仅具有心智维度，还具有社会维度和物质维度。它可以借助“外部表征”（例如文字或符号系统，这些都属于社会物质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储、共享，并在个体和世代之间传递。物质文化不仅决定可能的行动和社会组织形式的范围，还决定思维水平。例如，在历史上，能源概念只有在通过物质实践而实现实际的动力转化后（如，用风力或水力替代人力，而后再用蒸汽机替代风力或水力）才有可能出现。同样，在20世纪的控制论和控制理论出现之前，需要有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36—1819）的离心式调速器之类反馈机械的实践，该机械还改良了他首创的蒸汽机。[17]

许多科学家会认为知识在哲学上来说是中性的，知识既可以被用来做好事，也可以被用来做坏事。这至少是一种更加传统的立场，将科学影响的责任从生产新知识的专家转移到其他方面。比如说，如果科学家们开发的一种新化学物质在战争中被用来对付平民，这就不是科学家的责任。[18]但是，我们真的能让科学家（以及其他知识生产者）这么轻而易举地脱身，让他们推卸掉所有责任吗？从某种角度来看，我们是否也可以认为，滥用知识是一种无知的表现？这种观点当然需要更广泛的知识概念，比学术话语中通常使用的知识概念更广。

这一知识概念还必须有助于理解，在具体情况下，什么在道德上是公正的，什么在道德上是不公正的，从而为道德决定和政治行为提供见解。我们可以想象出一种涵盖性如此之广的知识概念吗？这一知识概念也将促进，例如，能使一位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1929—1968）或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1918—2013）式的人物改善世界的洞见？然后，这将构成对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激进回答，这一意识形态声称，当无法借助市场力量解决问题时，答案不是限制市场，而是要求更少的市场约束。相比之下，我在此主张，我们应该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所有挑战都应该被重新视为对知识的挑战，当知识匮乏时，我们需要更多以及可能是不同的知识（例如，关于市场运作的知识）。

就一个社会来说，可以临时在当地建立想要的任何价值和规范，然后生产、共享和消费地方性知识经济所能够产生的那些知识。然而，最终，随着全球联系的不断增强以及人类在人类世的集体行动产生全球性影响，我们所积累的全部经验将决定人类的命运，就像许多其他物种已经历过的那样。[19]某些看起来不言而喻的或者显然可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甚至是已经确立的社会行为和知识生产准则，最终可能会导致人类文化的灭亡——它们最终将被揭示为不恰当的社会结构以及轻率的伦理和认知标准。这种观点表明，普世价值和知识的辩护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超越性，只需接受这一原则，即最高价值是人类的生存和繁荣——也许还可以结合这一清醒且自由的见解，即人类生活最终不过是目的本身。

让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根据可追溯到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传统，实在不是现成给我们的，而是以一种谜语的方式交给我们。[20]如果人们将世界的问题考虑为知识问题，那这个世界会怎样；而处于世界之中的人们，又该对知识做出何种认识，以使这种观点成为可能呢？在个人生活中，我们体验过改变事物的能力。我们还学会了预测行为，也学会了我们常常是错误的。如果没有设定目标、做计划、对行为和由此得来的经验和知识进行思考，我们就无法想象我们的生活。思想和知识是决定我们如何生活的主要因素。若没有欲望和思想，没有集体经验、信念、情感和知识，那我们的集体生活与人类社会的历史都会是难以想象的。

因此，任何有助于解决人类世挑战的历史记载都应公正地对待明显的事实，即，人类是行动者。他们的行动不仅取决于自然、社会和文化环境，取决于经济、政治或宗教利益，或者是其欲望和激情；还取决于思维，尤其是他们对世界和自身的实际了解，取决于他们如何获得和分享这种了解，当然还有他们利用知识的方式。但是，这种说法的前提条件并不在于人类拥有这种力量，就像自然地（或神圣地）馈赠给人的属性一样；相反，挑战在于，要理解人类作为行动者的自主性（如果有的话）是如何通过知识获得的。通过这种方式，人们也可能更好地理解通常所说的人类自由。实际上，人类自由与我们理解和判断所处的困境，以及构思改变甚至改善困境之行动的能力密不可分——简而言之，与人类思考和利用知识的能力密不可分。

尝试对知识进行定义的历史相当悠久。对相关讨论进行评述将能够写出一本不错的书。对于知识史，以及知识在其中处于重要地位的一般历史而言，我们可以从历史行动者自己使用的分类开始。历史行动者的分类肯定能为他们在历史背景下赋予知识的作用提供重要线索，但这些分类并不必然涵盖他们自己的实践。这些分类也给比较不同的历史行动者和历史时期带来困难，它们很难达到我们今天要求分析性概念达到的标准，而分析性概念能使我们理解历史过程及其动态。

另一方面，来自非历史性研究的知识定义，例如哲学或认知科学中的知识理解，可能会导致时代错误，因为这些学科缺乏用来判断知识在历史上如何变化的实证基础。因此，研究历史上的知识既不能是在没有任何概念性装备的情况下踏上的旅程，希望拾起历史行动者之牙慧；也不能是采用一刀切的套路进行的远航。以知识本身作为分析范畴的知识史将是一次探索性冒险，它不仅为历史发展提供新见解，而且为知识本身的性质提供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