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破坏我们的地球？

人类世是否存在？始于何时？这些仍然存在争议。现在能够确定的是，人类的变革力量基于世世代代累积和实施的知识，这些知识自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以及1950年代以来的所谓“大加速”（Great Acceleration）之后，就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12]但是，同时也在增长的是人类活动的意外后果。没有人真的打算毁灭地球，但许多人还是在大胆地冒险这样做。一些人有意识地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来应对明显的危险，只是进行破坏性的牟利活动。具体而言，我们陷入这种境地与科学和技术脱不了干系，二者对其自身造成的有问题后果也并非毫不知情。若没有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交通和人口增长就不可能实现。[13]它们不但将我们从马拉犁和四轮马车的时代发射到工业化农业和无人驾驶的时代，也使我们受益于现代医学，尽管医学资源的分配仍然不均衡。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意想不到的后果也随之发生，例如不受控制的增长，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开采，温室气体的排放迅速增加（因而正在改变全球气候）等。[14]人类现在已经能够将火箭送入星际太空，但尚未找到方法保护数十亿人免于遭受贫穷或饥饿，遏制战争，或是应对人类世对人类整体造成的所有其他挑战。的确，这些是政治和经济问题；而不仅仅是知识问题，但它们也是知识和科学问题——正如我将要表明的，它们属于“认知问题”（epistemic questions）。

以全球能源系统从化石能源和核能到可再生能源的转变为例。如果要把气候变化控制在当今似乎可以管理的范围之内，这一转变将至关重要。[15]其成功将既取决于生活方式的转变，也取决于许多未决的科学、基础设施和技术问题——诸如可再生能源的储存和运输等问题——的解决方案。转型所涉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也需要新知识来应对。以往的经验表明，在特定情况下、适用于特定地理位置的技术或经济解决方案，可能无法轻轻松松地转移到另一种情况或地域。

在设计所有未来能源供应的解决方案时，应该考虑该方案对本地和全球地质、物理化学、生物，以及社会框架的影响，并对其进行验证。这将需要自然科学、技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才能，以及前所未有的本地洞察力。至于通过哪种政治和社会过程，能源基础设施的转型可以协调或违背政治和经济利益，这一点目前尚不清楚。这可能需要广泛且博识的公众的积极参与，而与此类变化相关的社会过程的新知识也必不可少。因此，能源转型是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将技术转型视为社会转型，再将社会转型视为知识转型。但是最终，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停止燃烧化石燃料，而且停止的速度还要足够快，这样也许能够减轻进一步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鉴于这种岌岌可危的状况，科学和教育领域的全球跨学科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但是，全球化所固有的国际竞争也可能给研究和教育的组织带来问题，尤其是知识的碎片化、主流化、一致化与商业化。一般而言，科学和技术的运用方式取决于社会结构，取决于该社会利用或不利用知识的方式，取决于其中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也取决于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科学技术所产生的意外后果。

每个社会都具备自身的“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包括受社会支配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及社会制度的整体，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社会本身的再生产所依赖的知识。社会的行动潜力（例如它对外部挑战的反应）取决于其知识经济，特别是取决于促进或限制进一步探索知识的社会结构。尽管知识使得个人能够计划自己的行动并对结果做出考虑，但是社会不能“思考”，社会只能在其知识经济范围内预测社会行动的后果。因此，全球化社会应对人类世挑战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知识经济的未来发展。

在21世纪初，科学管理的普遍机制鼓励用越来越多的出版物展示越来越小的信息单位。将科学知识分解为小贡献已导致科学的日益碎片化，这可能会排除掉那些与应对人类世挑战相关的洞见——这些挑战从本质上讲不能细分为学科化的孤岛。

受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驱动，国家科学政策也越来越侧重提高国际竞争力，这有可能限制好奇心驱动的研究的范围，也有可能忽视独辟蹊径的机会。如今，似乎没有哪个主要社会允许自己不按照全球化模式来促进和规范科学系统和教育系统。全球竞争强迫科学应对经济全球化及其后果，例如，通过在公共和私人层面强化国家创新体系，也通过在教育和研究中遵循知识经济的全球化模型。激励措施在个人层面与机构层面都得到引进：在个人层面是根据合约规定的目标对研究进行管理，在机构层面则是通过增加对第三方资金的竞争来建立准市场，并从长期机构财务支持转变为短期和中期的以项目为导向的财务支持。

国际竞争的动态性增强了科学和教育的全球化模式，也加剧了知识的分裂趋势。随之而来的科学全球化趋向于用竞争力代替反思，漠视特定环境和地方性知识的作用，从而支持科学组织原则的全球化甚至是更普遍的有效性。然而，正是这种观点使得大多数社会在看待自身问题时，常常无视自身独特传统中或适应普遍原则的机遇中所固有的潜力，这些机遇有时只能在与全球趋势脱钩并将科学政策应用于当地情况之后才出现。

在考虑人类世挑战时，伴随全球化产生的科学知识的分裂尤其显得问题重重。要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包括大气科学、地球系统研究、海洋学、进化生物学、环境科学、流行病学和空间科学在内的科学领域，以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历史学、文化研究和心理学等领域相互合作。这种合作不仅要超越学科界限，可能还要超越科学组织、知识生产和教育的传统形式。鉴于创新所具备的不可预测性和无法避免的偶然性，主要关注眼前的挑战会使科学实践变得目光短浅。另一方面，维持当前这种知识经济自我施加的碎片化特征也同样危险，因为这是由争夺现实资本和“符号”资本所驱动的。[16]

人类干预了地球系统，却没有意识到地球系统的内在特性会如何影响干预的后果。要理解这些后果，还必须考虑到人类和地球史之间的纠缠，以及人类思维的潜能，无论人类思维是创造性的还是破坏性的。因此，应对人类世的全球挑战及其自然和文化构成部分的不可分割性，所必需的是一种知识的综合性视角，这不仅要包括关于地球系统的物理科学，还要包括人文科学中的解释性和批判性学科。

我们已经不明智地离开了塑造人类文化和思维方式，且稳定得惊人的全新世。人类世可能是地球系统的一种相反状态，但这不一定是人类的终结，我们只是还不知道它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戳破我们的“全新世泡泡”并不意味着我们从一个静态系统中退出——我们是在一个本身就具有高度动态性的系统中进行干预的。我们正在对一个自身已经变化了的系统实施一场全球性实验，我们的干预引入的是二阶变化。因此，我们变得更加依赖于理解这个复杂动态系统以及与之交互。这种理解本身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性地演变着。

因此，了解知识的动态性对于人类世的未来至关重要。知识代代相传并且累积，环境变化也在这长期过程中发生和积聚，二者均未以任何方式保证人类文化必然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