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遗产的批评

世袭体制的盛行需要我们予以批评性的关注。民俗学者巴布罗·克莱因（Barbro Klein）警告说，在一个文化领域、政治领域和市场之间的现代界限日益模糊的时代，“对文化遗产天真的、非批评的、非历史的和非理论化的理解”带来了一种危险（2006：74）。他进一步说到，“遗产这个词脱不开干系”，它很容易赞同“我们必须深思它在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学科的和概念的景观重塑中扮演的角色”（同上）。

人们提出了很多说法来解释遗产的兴盛。有人说它见证了历史意识的增强，有人把它与旅游业的发展联系起来，还有人将其视为怀旧思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所谓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有关。其他解释包括：面对全球化，地方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崛起；更长的寿命和不断变化的家庭关系；在去地域化的世界中，个体的流动和民众的离散；电影和电视中过去的异国情调化；文化的逐渐商品化等，不胜枚举。毫无疑问，每种说法都有其道理，尽管没有一种能解释文化遗产在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调用（invocations）。

文化遗产的兴起也许是对文化的实践形式与对象进行重新评估的主要例子，评估的依据是它们在经济和政治目的上的利害（Yúdice 2004）。即把文化作为一种资源：一种新颖的构造，在这种构造中，文化如今成为一切事情最重要的权宜之计，从创造就业机会到减少犯罪，从提高投票人数到干预心理健康，从改变城市面貌到管理人口内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遗产提供了一种强大而灵活的语言，用于对文化提出要求和基于文化提出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