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非遗:《山鹰之歌》与来自联合国的其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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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曲
一个民俗学学者的自白

我并非一开始就对文化遗产感兴趣,而是通过神话学才学习民俗学的。19岁时,我在冰岛大学选修了北欧神话的课程,这是民俗学专业开设的课程之一。在随后的一个学期里,我又上了三门民俗学课程。我下定决心,义无反顾。接下来的几个学期,我学习了风俗礼仪、故事传说、物质文化:它们在20世纪是民俗学的基础课程。我对神话的兴趣很快就因更多乏味的主题而消退了,如日常生活及人们赋予其意义的方式。文本解释让位田野工作。我的父母并不在乎,只是耐心地等着我定下心来。父亲只提过一次,他温和地建议,无论我选择做什么,都应该确保能够养家糊口。父亲上过法学院,在最后一学年行将结束时,外交部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他犹疑不决,但母亲却想周游世界。在最后一次考试的那个月,他们就和长子搬到了斯德哥尔摩。26岁那年,父亲第一次出国,不经意间成为一名外交官。

我从小就和家人搬到了欧洲的外交之都布鲁塞尔和日内瓦,前者是欧盟和北约总部的所在地,后者则是联合国办事处、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及很多其他组织机构的所在地。父亲一路晋升,成为冰岛的驻外大使,并担任很多政府间协定、条约和公约的首席谈判代表。母亲在不同的城市养育了四个孩子,并承担了由父亲的职位带来的许多外交任务。他们都很擅长自己的工作。

坦白讲,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步他们的后尘,我想,他们也没有想到。直到2005年我才意识到这一点。那时,我32岁,距我第一次上民俗学课13年了,父亲在不久之后于同年8月去世,我也在那之前几个月完成了伯克利的博士课程学业。在此之前的三年之间,我作为参与观察者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会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是冰岛代表团的一员,与其他国家的代表按姓名的字母顺序坐在一起,他们大多是律师。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我作为观察者坐在后排的长椅上,代表国际民族学和民俗学学会或美国民俗学学会,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行走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部外面的路上,那是一座位于日内瓦万国广场旁的13层高、外装宝蓝色玻璃的大楼。我花费整周的时间,在会议室和休息大厅里聆听有关版权与民俗的外交争论。我身着蓝色西装,手提公文包,穿过门厅的大理石地板,突然意识到:我变成了我的父亲,也在不经意间成为一名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