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细节

我的研究对象漫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芳德诺广场的廊道上。他们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内瓦总部乘坐电梯。他们有自己的民间言说形式（例如，使用清晰可辨的第三人称的国家称谓：“冰岛发现……”“希腊支持……”“美国相信……”），有自己的民间仪式和风俗（例如，“冰岛首次参加这个会议，我衷心祝贺主席先生连任”），有他们自己的饮食习惯（咖啡或茶和饼干，有人想要来点儿不？），以及自己的传统手势和姿态（握手、挥舞国徽、鼓掌、祝贺等），所有这些都在诸如散播非物质遗产概念之类的外交聚会上得到充分展示。这些交流很少如外交往来那样经过深思熟虑、精心酝酿。俗话说，外交官三思而后行。这是因为，在诸如我这里描述的会议中，言辞和行动是一体的；外交官们在这些场合中的争论和谈判，充满在会议室外制定规则和形成惯例的权力。

他们的传统民间服饰是黑色的西服、领带或裙装；是意味着权力、权威和尊重的制服，同时也通过遵循不着痕迹的资产阶级男性气质的欧洲规范（偶有细微变化和少数例外），弱化了性别、阶层、种族（race）和族群（ethnicity）的差别（在庆典时也会有人穿着艳丽显眼的节日服装，尤其是那些与其本国列入名录的非物质遗产相关的女性代表）。截至2011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我作为参与观察者出席联合国会议已有10年之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非物质遗产、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就知识产权和传统知识进行了谈判；我已经浸淫在外交民俗之中。我代表冰岛，穿着自己的衣服，称之为权力着装也好，称之为伪装也罢，但作为一个学者，我只有一套衣服。第二天，我的裤子门襟破了。幸运的是，我住的旅馆旁边有个裁缝，他很好心，马上就把拉链修好了。买了这套衣服后，我的体重一定是增加了，两个小时后，裤子门襟又破了。所以，我在芳德诺广场忙活了两周，讨论世界遗产和新闻自由、问候各国的大使和元首、与同事们开会、参与投票，裤子门襟就一直开着。我用衬衫遮盖裤子，这种情况下只能这么做了。我想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个。

图1-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中的外交官们，版权：UNESCO/Eric Esquivel

破损的裤子门襟给我带来了清晰的尴尬时刻，深刻地揭示了服饰和物质文化的问题，以及礼节、举止和身体的问题；让人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审视日常生活的文化规范。这并非是像世界遗产的概念那样庄重高雅意义上的文化，而是日常生活中更为平淡无奇的文化。然而，前者恰恰是在后者之中形成的。关于非物质遗产的争论，是由这一（略显尴尬的）逸事彰显的身体文化实践形式所框定的。因为仔细想来，无论大小，大多数事情都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并通过日常实践形式与表达形式得到形塑。这正是民俗学学者、民族学者或人类学者的用武之地。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一个目标就是从民俗学研究的特定视角，对文化遗产的批评研究做贡献；另一个目标是通过追踪进入国际组织中的本学科的概念、观点和洞见，为民俗学研究本身做贡献，这些概念、观点和洞见在国际组织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并获得重新在世界中起到作用的动力，正在形塑人们对自己实践形式的理解以及实践形式本身；第三个目标是帮助建立一个关注国际组织和外交会议的民族志视角：在民族志的细节中揭示它们的工作方式，并为它们所塑造的诸如文化遗产概念之类的产物提供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