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想象的遗产

遗产的概念或曰罗马语的世袭概念出自遗嘱法，它为国家提供了一种家庭隐喻（Poulot 1997，2006；Bendix 2009；Swenson 2007，2013；Ronström 2008）。共和政体的民族-国家把代际关系、义务和继承权投射到国家身上，将在政府的其他领域被废除的王朝模式带入文化领域。在唤醒早期政体模式的同时，国家世袭的概念使只属于精英阶层的东西民主化（Bendix 2000）。共同的文化遗产将“贵族和教长、富豪和商人的财产与权利”（Lowenthal 1998：60）整体转让给公众；它打开卢浮宫的大门，使其向外面大街上的人群敞开（Poulot 1997）。

既称颂特权的物质标志，又主张共同使用它们的权利，这揭示了世袭想象中一个有趣的悖论。一方面，那些明显代表世袭的城堡、庄园及其他古迹、皇家珠宝和宫廷时尚，都属于社会中的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则是受压迫和赤贫阶层。现在和以前一样，正是这些多数人为维护特权阶层的外在标志买单。然而，不同之处在于这些物质标志的世袭价值，它们被奉为“我们的”遗产，促使普通民众认同其历史从属地位的假象。虽然这些特权标志如今在围栏里或玻璃柜中，却易于接近，这强调甚至夸大了当代社会与过往社会的差异。通过遗产想象来认同这些社会区隔的符号，有助于培育没有那么多阶层性的错觉，好像全民都融入统治阶层，确切地说，是融入习惯去博物馆、具有遗产意识的中产阶层，后者最热衷于文化消费。这种社会攀升的幻想能力是世袭体制的一个创新特征，因为，正如瑞吉娜·本迪克斯（Regina Bendix）所说，遗产区别于其他联结过去和现在的方式的，“正是它隐藏历史和政治复杂性的能力”（2000：38）。

非物质遗产的观念将遗产的范围扩展到大众与本土文化中，使这一更具包容性的遗产成为公众和国家更加关注的问题（Mugnaini 2016）。同时，它也帮助建构了一个以这种方式认同的国民。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自命不凡与故作简朴的奇妙结合，民间将自身建构为一个集合主体，也就是说，这一主体是通过对“我们的宫殿”或“我们的民间舞蹈”的共同投入和共同责任来定义自身的（Thompson 2006）。净化简朴的盛典与社会攀升的幻像相结合，为社会认同创造出一种万灵丹式的机制。这种社会认同宣称我们的忠诚，引导着我们的上升和下降的社会想象，并留下社会等级已为往事的印象，鼓动怀旧而非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