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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工经济从何而来？

在本章，我们将批判性地研究灵工经济何以形成。我们先考虑以按需劳动和不稳定性为标志的早期工作形态，探究这些动态（dynamics）如何转变并转化成今天所说的“灵工工作”。也就是，通过或经由数字平台发生且发生在平台上的灵活机动工作（contingent jobs）。

在早期阶段，新型灵工可能是模糊的。正如萨拉·凯斯特（Sarah Kessler，2018：10）在某个创业者的故事中所讲述的，灵工经济有一个承诺，即“我们可以为邻居工作，与我们所需的尽可能多的项目建立联系，并在乐队排练、园艺作业和其他的心仪活动之间适应那些灵工”。当时，一些评论人士已开始谈及“共享经济”（Sundararajan，2017），鉴于后来的证据，这个词听上去很乐观。

尽管灵工经济已经发生变化，但它仍然涉及工作。从本质上讲，有偿工作涉及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人将自己的时间卖给另一个人。这需要将劳动力（工作能力）的所有权从工人转移到资本所有者（生产资料所有者）。正如马克思（Marx，1976：272）曾指出，这种关系要求工人有“双重意义上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为谁工作，但与此同时，（由于缺乏资本）他们也可以“自由”地远离其他任何谋生方式，只剩下出卖其劳动力。这决定了工人在出卖时间时处于不利地位。他们依靠工作来满足自身需求，而且要不断承受寻找工作和保住饭碗的压力。从一个人购买另一个人的时间这个简单的起点出发，工作发展出了更加复杂的形态。时至今日，工作关系遍布世界各地，困缚于复杂的供需链，并以崭新而不同的方式将人们汇聚在一起。不过，无论现代工作的组织复杂性如何，购买时间的人和出卖时间的人，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仍然是核心问题。

工作一直是一种不断变化的现象，有些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进化发展，也随着工作斗争而变化。工作转型已经成为研究、辩论和研讨的热门话题。毕竟，工作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的活动。灵工经济，特别是以新的数字平台为中介，处于当今工作变革的最前沿。不过，在关注灵工经济的成长及其影响之前，我们必须考虑它与以前的工作类型有何联系。近期的讨论中，通常认为工作关系的变革破坏了所谓的“标准雇佣关系”——指二战后出现在北半球的工作类型。对工人来说，这意味着有望获得一份“稳定的、受社会保护的、依赖性的全职工作……其基本条件（工作时间、工资、社会转移支付）由集体协商或劳动法/社会保障法规定了最低水平”（Bosch，2004：618—619）。这类工作涉及（时间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工作关系与“福利或社会国家更广泛的风险分担角色”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在20世纪中叶变得流行（Fudge，2017：379）。这意味着通过社会协议，尤其是社会保障网，可以缓冲工人面临的某些负面后果，比如工作短缺、恶劣工作条件或疾病和事故，进而大大降低了工作风险。当然，“标准雇佣关系”的提法意味着，这在某种程度上乃“正常”状态。因此，不稳固的工作应该被理解为打破了常态，乃是一种破坏，颠覆了长期存在的工作条件和福利。

然而，不稳固的工作比标准雇佣关系的历史要长得多。不稳固的（不稳定或不确定的）工作“对于当前时代不一定是崭新的或新奇的；自从有偿就业作为主要生计来源以来，它就一直存在”（Kalleberg，2009：2）。正如本特（Bent，2017：3）指出，如果从时间推移和全球范围的视角来审视工作，“那么，二战后西方就业的相对稳定性和保障性是一个反常现象”。即便在这个背景下，它也主要限于北半球的男性。“标准雇佣关系”根本没有扩展到众多女性和少数族裔，当然在少数工业化经济体之外也并不常见。因此，“标准雇佣关系”有点用词不当，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工作形态不但古老而且广泛。工作关系取决于（出卖时间的）工人和（购买时间的）资本的相对权力，以及进行工作的社会环境。因此，我们认为工作随着时间和空间持续演进也就不足为奇。

这种不稳固的工作，历史上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发生在伦敦东区的码头搬运工作。在19世纪，航运业快速发展，商人把商品从殖民地运到大英帝国。原棉、食糖和茶叶无法自动从货舱运进码头的仓库，因而需要大量人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码头要雇一些固定的工人来工作。据估计，“大约三分之二的码头劳力是散工”，正如维特曼和汉弗莱斯（Weightman and Humphries，2007：41）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人能保证整个一周或下一周会有工作，绝大多数工人都按日雇用或解雇。”船只进进出出意味着码头的工作并非固定，而是存在需要迅速得到满足的需求高峰。在广泛的贸易网络中，船只必须遵守严格的时间表。早在平台出现之前，工人的时间表就受到了全球经济的影响。每天，等待工作的工人们从贫困的伦敦东区来到码头大门外，排队等候，看看自己是否有机会被包工头“召唤”。正如码头工人、后来成为工会组织者的本·蒂耶（Ben Tillet，1910：8）所解释的那样：

我们被赶进一个工棚，棚子从头到尾围着铁栅栏，包工头或承包人在棚子外面踱来踱去，一副牛市商人的样子，在一群男人中挑挑拣拣。这群男人急于得到工作，互相践踏，就像野兽一样为一天的工作机会而战。

这对工人来说，显然是世道艰难，他们将在巨大的劣势下出卖自己的时间。但是，工人们并不总是被动接受这种组织工作的方式。事实上，它“在码头工人中引起了极大愤怒”（Tillett，1910：8）。在19世纪80年代，其他行业的工人团体开始组建，最著名的是“火柴女工”及其在伦敦东区白瑞梅火柴厂的罢工（Raw，2009）。罢工的原因是工资低、工时长、罚款多，以及生产过程中使用白磷造成严重的健康和安全问题。当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在一家报纸上报道了工厂的条件之后，工厂管理层试图让工人们签署联名信，称报道不实。遭到工人拒绝之后，管理层试图解雇一名工人。这引发了1400名女性罢工。她们选出委员会来组织罢工，成功击败了管理层。结果是，她们组成了最大的女性工会。路易斯·罗（Louise Raw，2009：224）认为，她们是“现代工会运动之母”。

火柴厂女工成功之后，紧接着是1889年南伦敦煤气工人罢工。1889年8月，10万名码头工人因为“加”钱——为快速卸船而支付的奖金——下降而罢工。工人们提出一系列要求：涨薪、付加班费、取消“加”钱制度、保证基本工作和承认工会。次月，他们的罢工要求得到了满足。他们胜利了，在码头上建立起了强大且得到承认的工会，这是英国“新工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时刻（Duffy，1961）。在不同的部门，工会会员从1888年的75万名增加到1899年的逾200万名。虽然罢工并没有终结码头上不稳固的工作，但却证明了这些工人可以组织起来。这场长期斗争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此“几乎所有码头工人都按长期条款受雇”（Mankelow，2017：383）。因此，伦敦码头堪称“与最有辱人格的临时工作形态展开伟大斗争的战场”（Mankelow，2017：384），而且事实上——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现代化和集装箱化带来巨大变革之前——码头工人能够赢得雇主的让步。

工厂的工作也有类似的故事。工厂的发展需要工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而工作则集中在工厂等大型工作场所。在工厂的围墙内，“雇主可以直接指令工人何时以及如何工作，给工作增加了新的一层不安全感”（Bent，2017：4）。例如，在20世纪初的美国，季节性和高峰需求压力影响了许多经济部门中的工作关系。在玻璃和纺织行业，工人一年中只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受到雇用，因为工作需求就是如此，宽泛地说，这类行业工作岗位数量有大约14%的波动，这意味着许多人面临失业风险。在汽车行业，这种波动可能高达45%（Jacoby，2004：16—17）。然而，到二战结束时，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更广泛的北半球，这些行业的工作都已高度工会化，工人们赢得了更加稳定的就业条件：保护个体工人免受经济衰退的影响，将更多与业务相关的风险转到了企业而不是单个工人身上。

把这种发展视为一个线性过程——即特定的阶段必定紧随另一个阶段直至结束——是有风险的。人们通常会这样想：首先，工业化引入了新的工作形态，工人被迫接受不公平的条件；然后，产业工人成功地组织起来，并通过工人的集体力量克服了不稳定的条件；但是，由于当代工人的权力是以工业化带来的“标准雇佣关系”为前提的，工人集体获得的一切都将受到去工业化浪潮的威胁。

尽管有过此类发展过程的例子，但在全球许多地方，工业化的经历各不相同。例如，本特（Bent，2017：12）认为，在大英帝国统治下，埃及和印度都建立了大规模工业。这种工业化深受大英帝国剥削关系的影响。无论工人如何抵制，工业化的发生都“对既有的社会和经济体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些变化导致了不稳定、不安全和灵活机动——总之是不稳固——的工作安排”（Bent，2017：14）。不过，正如韦伯斯特等人（Webster et al.，2008）所表明的，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大多数工人都被排除在稳定就业之外，这与高收入国家不同。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虽然更稳定的雇佣关系有所增长，但工人们并未广泛感受到标准就业合同缔约方的好处。因此，对于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候，工作一直是一种不稳固的关系。不稳固乃是全球常态。

不稳固工作的概念对于理解灵工经济很重要。在国际劳工组织（ILO，2011：5）的文件中，可以找到不稳固工作的初步定义，如下：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不稳固的工作是雇主将风险和责任转嫁给工人的一种手段。它可在正规和非正规经济中进行，刻画其特点的是，不同水平和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的客观（法律地位）与主观（感觉）特征。尽管一份不稳固的工作可能有很多面貌，但它通常定义为就业期限不确定、多个可能雇主或者隐蔽的/模糊的雇佣关系、得不到通常与就业相关的社会保护和福利、低工资、加入工会和集体谈判方面的重大法律和实际障碍。

安吉拉·米特罗普洛斯（Angela Mitropoulos，2005：12）指出，问题在于“‘不稳固性’一词既难以把握又含糊。关于不稳固性，倘若可以肯定地说点什么，那就是摇摇欲坠”。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可以“强调一些笼罩在不稳固劳动讨论阴影下的紧张关系”（Mitropoulos，2005：12）。

这种不稳固工作，包括临时工、外包、代工和灵工经济，其增长很容易观察到。然而，灵工经济的增长不只是由私营部门推动。在英国，不稳固工人的最大雇主是国家。教育、卫生和公共管理领域，临时工的大量增加已经影响到专职人员和最低工资（McDowell et al.，2009：9）。关于不稳固工作的辩论，不只涉及工人有没有合同和条件保障。只有考虑到可能的后果时，有关不稳固性的争论才真正开始。对于乌利齐·贝克（Ulrich Beck，1992：144）来说，不稳固的工作牵涉从要么“终身全职工作”、要么失业的体制，转向“灵活、多元、分散就业的充满风险的体制，某种意义上，完全失去有酬工作这类失业问题将不复存在”。与此类似，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98：95）认为，“不稳固”是“公共生活中的一种新的统治模式……在创造出普遍而持久的不安全状态之基础上，迫使工人屈从并接受剥削”。盖伊·施坦丁（Guy Standing，2011）甚至更进一步声称，这导致了一个新阶级的形成——“危难工人”阶级。

上述每一种立场都竭力指出，“标准雇佣关系”已遭到严重破坏，这意味着我们正在步入工作组织的新阶段。对上述立场的批评往往聚焦于否认两个方面——经验基础方面以及争辩内容的含义方面。例如，凯文·杜根（Kevin Doogan，2009：91）试图解释为什么“公众普遍认为终身工作的终结和稳定就业的下降”与“长期就业的上升”同时发生。其观点坚持工作实际上没什么变化——故工人可以按照以前的方式继续组织起来，从本质上说，其观点竭力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针对盖伊·施坦丁的一个全新阶级已经形成的断言，人们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其中最有价值的批评或许来自理查德·西摩（Richard Seymour，2012，引自Woodcock，2017：136），他认为不稳固这个概念“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消极、批判的概念”，难以切实描述或解释社会阶级。尽管如此，西摩注意到，它指出了需要进一步关注的一些事情：如果人们深感惴惴不安，那么对于理解工作来说，这将是一个重要的维度。

把这一点与灵工经济联系起来考虑，新型工作比原有工作形态更不稳定，这一点不言而喻。实际上，灵工经济是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联合起来使工作更加不稳定”的环境中运行的（Kalleberg，2009：2）。卡勒伯格（Kalleberg，2009：6—8）讨论了促成这一现状的五个因素。其一，是“对雇主的依附下降”，这意味着人们有更换工作的意愿，一生中可以从事很多不同的工作。其二，是“长期失业增加”，这意味潜在的工作搜寻者更多了。这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明显，对于大量的从未干过“标准”工作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其三，是“感知到的工作不安全感在增加”，西摩（Seymour，2012，引自Woodcock，2017：136）认为，这意味着无论工作是否真的变得更不稳固，但人们都觉得它是，因此它就是。其四，是“非标准工作安排和机动工作的增长”，我们已经在灵工经济中明确这一点。其五，是“从雇主到雇员的风险转嫁增多”，我们认为该过程在灵工经济中也正在发生。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灵工经济增长意味着什么？稍后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题。

我们对工作简史的概述表明，灵工经济中工作的不稳固性质并不新鲜。然而，灵工经济代表了工作转型和重组，其意义足以让我们重视它。在本章其余部分，我们将讨论促进灵工经济增长的三个关键因素。第一，经济中发生了广泛的政治转变，包括工人权力、政府监管以及全球化和外包。第二，技术变迁和新的联通网络，使得招募和管理地理分散的工人成为可能。第三，社会变迁（包括消费者的态度和偏好，以及性别和种族化的工作关系）导致雇主和工人都在寻求更灵活的工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