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灵工经济的先决条件

人们很容易将催生灵工经济的动力简单地归因于技术。实际上，存在一套复杂且相互关联的先决条件，决定了灵工经济何以在现实中出现。在本节，我们将讨论塑造灵工经济的九个先决条件（见图1.1）。每个先决条件都与技术、社会、政治经济或三者的结合等潜在因素有关。我们将灵工经济置于图的中间，以此表明每一个先决条件和因素都会影响结果。本章其余部分的结构将围绕如下九个先决条件展开：平台基础设施（技术）、工作的数字可辨性（技术）、大规模联通和廉价技术（技术和社会）、消费者态度和偏好（社会）、性别化和种族化的工作关系（社会）、对工人的/来自工人的灵活性渴求（社会和政治经济）、政府监管（政治经济）、工人权力（政治经济），以及全球化和外包（政治经济和技术）。这些先决条件在不同时间地点肯定有不同的重要性，但我们认为，它们共同影响了大多数人对当今灵工经济的看法。尽管我们以单数形式使用“灵工经济”一词，但我们承认，全球各地实际上存在无数的、体验方式截然不同的灵工经济。换言之，灵工经济中的体验、实践和劳动过程远非同质化。尽管如此，“灵工经济”这个提法，可以使我们在那些实践和体验中找到广泛的相似之处。

平台基础设施

虽然我们要到第二章才详细讨论“平台”概念，但值得注意的是，平台基础设施作为灵工经济的先决条件何其重要。撮合工作的平台架构，其基本理念是创建一个数字环境，在该环境中，劳动力的买方能够联系到劳动力的卖方（经济学家称之为“双边市场”）。优步平台联通了想要乘坐出租车的人与愿意提供出租车服务的人。五美刀（Fiverr）平台联通了寻找美图技工或视频编辑的人与提供这些服务的人。与联通工作买卖双方的旧方式不同，数字平台可使得这一过程对双方来说相对严丝合缝。在许多平台上，寻求服务的客户只需几分钟便可通过平台发出服务请求，联系到工人，并让工人立刻执行该项服务。这个利用平台作为联通客户和工人的机制，导致许多灵工经济企业竭力声称自己并非工人的雇主：它们只是在供求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换言之，它们主张自己是科技公司，而不是出租车、配送、家庭保洁公司。这当然是事实，但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某些平台，在其他情形中的故事更为复杂（到第二章我们再详细讨论这一点）。

当前关于工作转型的论争，通常围绕技术展开，并且意味着我们因置身技术革命而身处未知领域。然而，技术会改变工作的想法并不新鲜。例如，马克思（Marx，1955 [1847]）有一句被经常引用的话“手推磨产生有封建领主的社会；蒸汽机磨则产生有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个论点倒不是说蒸汽机磨创造了工业资本家，而是说倘若没有蒸汽机磨的生产力也就不可能有工业资本家——因为生产规模无法支持这一点。平台基础设施的运作方式与蒸汽机磨类似，为灵工经济中的新型工作组织提供了技术基础。平台为所谓的科技公司提供了雇用（或声称并非雇用）大量分散工人的能力。

早期的平台创建于世纪之交，只是简单的数字化的工作公告板。它允许工人上传简历或描述其技能，而客户则上传需要工人完成的工作任务有关信息。Craigslist网站大概是该模式中最负盛名的平台。网站架构会影响工人和客户彼此最初的互动类型，但对大多数工作类型来说，网站架构对劳动过程本身几乎毫无影响。

后来，类似Guru.com、 vWorker和Elance的众多公司纷至沓来，它们允许自由客们上传个人资料、呈现其技能、留下反馈，以及竞标工作。但直到21世纪10年代，提供地理束缚性工作的平台才开始得到广泛运用。这不只是西方的现象。中国的滴滴、印度的Flipkart以及其他的模仿者和真正的创新者，都开发出了介于消费者需求与工人的可得性和技能之间的基础设施。

所有平台的共同点是，它们将缺乏邻近性和同步性的工人和客户联通起来了。换句话说，它们使得工人和客户得以匹配并使交易成为可能，否则二者难以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地点。今天的平台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机制来做到这一点：基于协商的匹配，以及基于静态价格的匹配。在前一个系统中，客户和工人通常会将他们的工作和技能信息张贴于个人信息中——允许客户为工人竞价以及允许工人为工作竞价（后者更常见）。在后一种系统中，价格是固定的，无法协商。例如，优步和户户送就不允许司机协商他们的里程费。五美刀（Fiverr）则相反，它允许工人对客户设定固定价格。

优步的前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曾指出1：“我们没有定价。市场正在定价……我们由算法来确定市场价。”这种选择性表述隐匿了平台诸多真实的所作所为。它们远不只是用于匹配的基础设施。它们执行的其他核心功能包括便捷支付、建立信任机制、监督工人（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监督客户），以及无数的行业专属功能，如驾乘路线或紧急按钮。这里的关键在于，平台远不止是客户和工人相遇的简单市场。其设计具有编码性质，可将规则和助推力量强加给与之互动的所有各方。平台从根本上塑造了开展灵活工作的方式。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许多其他因素也有此等影响。

工作的数字可辨性

“平台化”工作——利用前面提及的平台基础设施——的能力取决于管理中的一个老问题：如何考核工作。随着工厂的建立，工人凭其出现在工作场所的时间获得报酬。这意味着管理者希望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的时间。但是，由于大多数管理者并不从事工人的具体工作，他们可能很难搞清楚工人是否真的尽其所能。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都希望尽可能高效地工作（尤其是当他们的报酬或待遇很低的时候）。

这种故意怠工——或“磨洋工”——曾是弗雷德里克·泰勒（现代管理理论之父）痴迷研究之事。泰勒的解决方案是，细致记录和考核工厂的劳动过程。他认为，“管理者”承担“将全部传统知识收集起来的重任，这些知识过去被工人所掌握，现在要归类、列示，并简化为规则、规律或公式”（Taylor，1967：36）。这意味着要尽量使工作清晰可辨（legible），使其可见，以便管理者能够理解。

可辨性的这种管理愿望，随着新的工作形态的发展而发展。泰勒主义曾一度在工厂管理中流行。从时间和动机入手，工作流程曾被仔仔细细地调查和考核，每一个环节一项单独任务的耗时都能被计算出来。然后，流水线的出现意味着可以在此基础上加快生产，竭力从工人手中夺走劳动时间的控制权。呼叫中心的管理者可以用技术监控手段以电子方式详尽地考核工作过程（Woodcock，2017）。许多工作平台都沿袭了这些传统，尽管它们没有工厂或呼叫中心那样的人身监控。有一些平台基础设施允许对每一个工人进行实时位置跟踪和计时。这是对呼叫中心监控形态的发展，将监控部署到了工作场所的围墙之外（Woodcock，待发表论文）。相比之下，一些云平台还可以监控工人在平台上执行的每一项数字活动。

通过平台组织工作的能力需要数字可辨性。这意味着某些类型的工作更容易受这种“例行、重组和再包”的影响（Peck，2017：207）。正如我们要在本书中讨论的那样，运载、配送和家政工作已被证明相对易于平台化。同样，那些可以被分解并完全在网上完成的数字工作形态，也是如此。但是，对数字可辨性有抵抗力的工作场所和工作形态也是存在的。

值得深思的是，灵工经济中的劳动正好处在可辨性的“适宜带”。可辨性太低，则一开始就很难将工作放到平台上。此时，构成和支配工作过程的乃层层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而不是编码知识。试想一下保姆或保安，在这些工作中人们倾向采纳个人推荐建议，但这些建议很难编码进入平台的评级或数据库中。另一方面，太高的可辨性，则存在被自动化取代的风险。只有在层叠交错的空间、活动和流程具有高度数字可辨性的世界中，亚马逊（Amazon）的自动无人机送货梦想或者优步的无人驾驶汽车送客梦想才能实现。拥有标准化的寻址系统、高质量的地理空间数据以及生成和读取这些数据的技术，使得大型平台可以在某些国家而不是另一些国家更有效地运行。例如，在莫桑比克的首都马普托，新成立的配送平台不得不依靠大量人工干预和当地知识来寻找配送地点，而不是通过自动的地理编码来实现平台功能。

大规模联通和廉价技术

就在十年前，智能手机才刚刚普及。互联网接入尚未被大多数人掌握，大家用手机拨打语音电话和收发短信。当时，许多高收入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约为60%—70%，这意味着那些国家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主要是最贫穷的三分之一）从未使用过互联网。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除了精英人士、学生和少数高端产业的工人之外，几乎没有人使用互联网。例如在2006年，被国际电信联盟（ITU）定义为“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渗透率仅为18%。2

自那以后，发生了巨变！在创作本书时，世界上逾一半的人口现在已接入互联网。所谓的数字鸿沟依然存在，但在高收入国家，几乎每个想要使用互联网的人都至少拥有某种形式的访问权限。全球其他地区的普及率较低，国际电信联盟的报告称，“发展中世界”男性的普及率目前为44.7%，女性为37.5%。3我们也正处于众多国家的“移动革命”之中。廉价（低于20美元）智能手机和即用即付移动付费计划的出现，使得移动电话成了巴西、布隆迪和孟加拉国等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技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地区网络联通程度甚至相当高，在开罗、曼谷、内罗毕和里约等不同城市工作的大量穷人也都能方便地接入互联网。

如上所述，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网络联通不再局限于插线入墙的台式机。十年前，互联网访问往往仅限于家庭或办公室，许多人还在使用拨号调制解调器。而今，手机是绝大多数人使用的连接设备。以前是我们主动去接入互联网，现在是我们在哪哪里就能上网。这里的要点是，世界已飞速改变，比以前更加数字化和网络化。许多人将成为灵工经济中的潜在消费者和工人，不再游离于数字网格之外：他们已经融入全球网络。

这种以技术为媒介的大规模联通，以两种主要方式成为关键驱动力，把工作从传统的企业组织结构转移到当代灵工经济组织形态。首先，灵工经济企业作为联通方，现在能够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客户和工人。这对于招募过程（即企业先要寻找工人）尤其重要，但对于日常互动——这是整个灵工经济劳动过程的一部分——也很重要。司机、配送员和数据录入专家全部得以持续联通，以便正确地执行其工作。尽管互联网接入在全球人口中正迅速普及，但许多潜在的工人还在使用“功能手机”（即没有互联网接入的非智能机）。因而有些公司开发的系统中，客户/消费者和工人需要不同的技术支持。例如，在莫桑比克的马普托市，有一个名叫Biscate的平台，允许客户使用流畅的网络应用程序发出管道工、建筑工、清洁工和其他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但工人却通过老式的手机短信系统接收请求。最终效果是一样的：全世界工人得以联通，人人都可被纳入灵工经济平台。

其次，虽然大多数灵工经济企业专注于提供本地服务（例如保洁或送餐），但有些灵工经济企业已经有能力建立起全球规模的服务平台，如数据录入、平面设计或转录，这些工作的交付地点受地域限制很小（对此的更多信息可参阅第二章）。这些全球平台建立起了“环球劳动市场”（Graham and Anwar，2019）。用盖伊·施坦丁（Guy Standing，2016）的话来说，它们促成了大规模的劳动迁移，但并非人口迁移。客户突然可以在全世界挑拣工人，来自全球各地的工人相互竞争——这一切皆已成为可能，因为大多数人现在都已经联通全球网络。

消费者态度和偏好

新的经济活动需要有新的消费需求。因此，灵工经济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是最终用户和消费者的偏好和愿望。在某些行业，平台必须鼓励全新的需求和行为。而在另一些情形，它们不过是建立在平台之前的业务之上。例如配送平台，就建立在先前已存在的电话远程订餐及配送的消费者态度之上。向数字平台转变并不要求消费者态度发生重大变化，通过APP操作通常比拨打座机号码更便利。因此，灵工经济带来的变化与特里萨·阿马比尔（Teresa Amabile，1983）对创造力的理解很吻合：创造既新颖又有意义的事物。许多这样的活动，其平台化是“新的”，但也必须是“有意义的”，它们要对消费者有意义并且消费者准备使用它们。对消费者（以及工人）的数字素养和参与这些平台的能力想当然，是有风险的。

迄今为止，面对负面新闻和监管威胁，平台公司在利用消费者偏好方面相对娴熟。当伦敦交通局宣布在2017年10月30日到期后将不再更新优步的运营执照时，优步便在Change.org网站发起请愿，对抗这场关乎其伦敦业务生死的威胁。他们声称有350万“依赖优步的伦敦人”，呼吁客户签署请愿书并加上“#拯救你的优步”标签分享出去。有858111名支持者签署请愿书。4任何试图强推监管的民选（或非民选）官员，对如此规模的消费者和公民的激进行动，都会有所忌惮。平台可以把监管者说成是反对创新的：说他们是落伍分子，夺走了民众需要的服务。这种策略的后果是，绝大多数城市的监管机构都希望谨慎行事，而不是让提供就业机会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经济部门不得安宁。

与此相反，消费者的力量却可以转向与平台抗衡。所有面向消费者的大型平台，都意识到负面新闻的影响，故而不惜在公共关系和广告上花费巨资。这是改善平台工作的少数重要着力点之一，我们将在最后一章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性别化和种族化的工作关系

灵工经济之前就已存在的性别化和种族化的工作关系，塑造了灵工经济的结果，同时也以新的方式强化和重塑灵工经济。正如亨特和萨曼（Hunt and Samman，2019）所说的：“总的来说，它代表了（并且在某些情形中加深了）由来已久的结构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的持续长存。”尽管许多评论人士可能会说“机器不会歧视”，但问题在于，设计和制造机器的人会这样做。而且，是人在使用算法、数据库、机器和平台来对付工人。换句话说，平台并不是在某种替代的数字领域中运行（Graham and Anwar，2018）。它们由经济上彼此影响的社交方式产生，同时也产生了性别化和种族化的社交方式。

性别化的工作关系（我们将在后面详细探讨）可以从灵工经济的不同类型工作对女性的包容和排斥中看到。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更普遍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的性别化。例如，家务劳动一直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倘若没有家庭中的无偿劳动、对现有工人的照料，以及对将来会成为工人的孩子之抚育，那么工厂劳动将无法持续下去。与工作场所的生产性劳动相比，家务劳动常常被视为“非生产性的”，这削弱了其重要性，同时贬低了这些劳动者的技能。

虽然资本主义的性别化基础并不总是在家庭女性和工作男性之间作出如此直接的区别，但资本主义制度下组建家庭对家务劳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就像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和塞尔玛·詹姆斯（Dalla Costa and James，1971：10）指出，“就女性而言，她们的劳动似乎是资本之外的个人服务。”这也可能带来工作中额外的性别化情感劳动负担（Hochschild，1983），以及下班后的“第二班”（Hochschild，1989）。对家庭主妇来说，这意味着工作被贬低，无论是在报酬方面，还是在工作价值方面。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和塞尔玛·詹姆斯（Dalla Costa and James，1971：34）讲到，在家庭内外，女性：

工作已经够多了。我们用手和机器，捡了几十亿吨棉花，洗了几十亿个盘子，擦了几十亿张地板，打了几十亿个字，绕了几十亿个无线电线圈，洗了几十亿片尿布。

家庭内的工作也是工作。正如安德森（Anderson，2000：1）指出：“家务劳动极其重要且为生计所需，但它也被贬低和忽视。”无偿家务劳动的压力增加了女性从事“非标准”工作的可能性（Fredman，2003）。这意味着女性更有可能最终从事种族隔离的工作，在生命过程中承受性别报酬差距，得到更少的社会保护，并面临其他消极后果。同样，当工作是“私人家庭中的有偿家务劳动”时，它往往“不成比例地由种族化的群体承担”（Anderson，2000：1）。

工作的种族化根源于奴隶制，它为工业革命发挥了积累资金的作用。正如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1994：7）所言：“奴隶制并非源于种族主义：相反，种族主义是奴隶制的结果。”这并不是说在奴隶制出现之前不存在种族主义，而是说特定的工作种族化乃是剥削奴隶劳动所产生的后果。威廉姆斯（Williams，1994）探讨了经济力量而不是人文关怀如何导致奴隶制又如何致其被取代。种族主义持续深远地影响着工作体验。对许多工人来说，这与移民身份有关——那些没有合法移民身份的人尤其面临风险（Ryan，2005）。例如，移民“经常被迫接受最不稳固的合同，从事与他们的技能水平不相称的工作”（McDowell et al.，2009：4）。

大多数不稳定的工人没有加入工会，并且“已经被边缘化”（Pollert and Charlwood，2009：357），无论是由于性别、种族还是移民身份。因此，那些身处低薪“非标准”工作岗位的工人，通常不受“三项监管制度——集体谈判、就业保护权和国民保险制度”中任何一项的保护（Fredman，2003：308）。例如，伦敦的移民清洁工通常得不到上述监管制度的任何保护（Woodcock，2014b）。就移民清洁工而言，性别化和种族化的关系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深度剥削的工作场所。更广泛地说，这些关系塑造了未来工人可以从事的工作类型、他们获得工作的可能性以及他们的工作体验。

对工人的灵活性渴求和来自工人的灵活性渴求

接下来的社会先决条件也与政治经济有关。雇主和工人都渴求灵活性，文化和社会实践的转变使得两者都想要灵活性。这并不是说我们在第一组先决条件中讨论的结构变化不重要。很显然，在更广范围的经济中，变革正在推动工作再造，无论是表面上的“柔性保障”（European Commission，2008），还是更明确的取消昔日工作保护或福利的项目。然而，这消除了工人自身的任何能动性。工人并不是工作中的被动参与者。虽然大多数工人可能无法通过工作以外的任何其他方式满足其需求，但他们仍然可以（相对）自由地在不同类型的可得工作之间进行选择。

正如我们两位作者在研究中发现的那样，灵工经济中许多工人都热衷强调他们欣赏工作灵活的一面，即便他们有其他不满。例如，户户送的一名工人解释说，他们喜欢这份工作：

你不兜售任何东西，你没有兜售自己，所以这份工作中不存在情感劳动，我想这就是为啥对这样一份工作，我比在其他“垃圾工作”上坚持的时间更长，因为我发现不用去推销自己的工作干起来要爽得多。

他们描述的替代性工作类型，包括餐厅服务或呼叫中心话务服务。尽管他们仍然将户户送描述为“垃圾工作”，但却认为它相对优于压力山大的呼叫中心（Woodcock，2017）。类似地，另一名工人解释说，他们“愿意骑自行车在户外工作，因为骑车是我的爱好所在”。对于年轻的工人来说，灵工经济提供了以不同方式工作的潜力——正如我们在本书后面将进一步讨论的那样，强调这是一种潜力很重要。考虑到戴维·格雷伯（David Graeber，2018）所谓的“垃圾工作”的兴起，这一点尤其重要，那些工作在形态上表现为毫无意义的瞎忙，碌碌无为。渴望摆脱这些工作的愿望，促成了现成的劳动力供给，劳动者以新的方式投入到工作中。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即使是相对高技能的工人，也往往受到当地劳动力市场边界的限制。由于南半球大多数城市都失业高涨且缺乏机会，这些地方的许多工人在灵工经济中争取就业机会也就不足为奇。此外，在北半球大部分地区，紧密雇佣关系已是常态，而在南半球则从未如此常见，故南半球工人对灵工经济的松散雇佣关系的看法往往不那么负面（Wood et al.，2019b）。

还值得注意的是，灵工经济的雇主显然正在推动更加灵活的工作形态。在许多情形中，雇主甚至拒绝承认自己在雇佣关系中的角色。优步和户户送分别将自己定位为科技公司，而不是出租车运营商或配送公司。他们的驾驶员被称为“合作伙伴”而非工人，当然也不是雇员。以这种方式构建关系，涉及不同类型关系的泛化使用，与“标准雇佣关系”相去甚远。许多灵工工作，用自谋职业和独立承包人身份的条款取代了雇佣关系。这比我们关注到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稳定就业被取消走得更远，代表着打破雇佣关系，把平台从过去涉及的诸多责任和要求中解放出来。

这种感觉或主观性也是关于不稳固工作论争的关键之处。例如，米特罗普洛斯（Mitropoulos，2005：13）认为，“脱离‘标准工时’并非雇主造成，而是工人力求减少工作时间造成的”，并将其与“20世纪70年代末期意大利工人主义者所谓的‘拒绝工作’运动”联系起来。5这一观念将工人视为工作政治化的一部分，而不是视为工作结构变化的被动接受者。持同样观念，安东尼·艾尔斯（Anthony Iles，2005：36）提醒说，仅从“为更好的立法而战”这个角度考虑当今工作中的斗争是有风险的。仅仅寻求回到旧的工作形态，其风险在于“失去研究自组织（或‘无组织’）劳动发展成为更普遍斗争这一趋势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不稳固性变成了政治“项目的一部分，旨在瓦解作为劳工斗争中心对象的广大工人，并将其置于更宽容但更分散的不稳固工人的概念之上”（McKarthy，2005：55）。在这里，人们也注意到了不稳固工人的异质性，考虑到两种不稳固工人：具备专业技能和相对议价能力的“脑力工人”（brain worker），以及服务业中“唯有出卖其劳动”的“链工人”（chain worker）（McKarthy，2005：57）。与此同时，灵工经济雇主找到了更多方法来划分工作流程，以便总是可以按时按需召集工人。

政府监管

为了讨论监管状态问题，我们首先要理解“新自由主义”。然而，使用这个术语的问题在于，正如杰米·佩克（Jamie Peck，2013：133）解释的那样，它是一个“流氓概念”。虽然它经常“带有贬义”地用于指代广泛的经济问题，但通常这就是争论的终点——似乎没有了新自由主义，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然而，理解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起点是大卫·哈维（David Harvey，2007：2）的观点，即它“首先是一种关于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主张在以强大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为特征的体制框架内，通过解放个人创业的自由和技能来促进人类福祉”。但是，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将其付诸实践的方式更为复杂。因此，正如佩克（Peck，2013：153）指出，使用术语“不能代替解释；它应该是进行解释的原因”。为了解释新自由主义如何促进了灵工经济的增长，我们可以从两个转折点开始。

其一，是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及其应对措施，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这场“结构性危机”标志着战后经济增长的终结（Duménil and Lévy，2005：9）。前面小节讨论过的“标准雇佣关系”的高潮在此时也遭遇严重威胁，因为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比翼齐飞。在这一个转折点，与下一个转折点一样，危机为全面改革提供了契机，这是新自由主义“休克主义”的一部分（Klein，2008）。在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击败了矿工罢工（这是以工人失败告终的全球最大规模罢工之一），对工会运动造成了严重打击。在美国，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击败了空中交通管制工人罢工。两个国家随之而来的是一项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改革计划：降低工人的待遇和条件，取消国家福利和部门补贴，以及扩大私有化和运用市场力量（Harvey，2007：12）。在英国，这也意味着减税和大幅放松监管，包括金融监管和与工作相关的监管（Woodcock，2018a）。正如汤普森和阿克罗伊德（Thompson and Ackroyd，1995：618）所概括的，自1979年起在英国：

保守党政府的一系列政治行动也明确塑造了更广阔的前景。可以确定政策有三个重要方面：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和促进低工资、低技能经济，以此作为吸引对英国国内投资的手段；公共部门中的竞争性招标和内部市场化；以及对工会组织、就业权利和集体谈判的持续立法打压。

这种长期变革塑造了雇佣关系的现状。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服务业的增长经历了另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人们不得不出卖劳动力，却又缺乏就待遇进行集体谈判的能力。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劳动变得更“灵活”，这是侵蚀工人权利、恢复“管理层‘管辖权’”的政治计划之一部分（Munke，2005：63）。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总体上从充分就业目标转向积极政策”（MacGregor，2005：144）。结果是失业率上升，稳定就业下降。它还涉及可获得的工作类型越来越多地两极分化（Kaplanis，2007），底层的低薪“垃圾工作”数量大增（Goos and Manning，2007）。

如果说第一个转折点将新自由主义付诸实践，第二个转折点则强制推行了更多行动。2008年的金融危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引发，其根源在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仍悬而未决的利润率危机。正如佩克（Peck，2013：134）指出，在上一个周期“翻了一番之后”，自2008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已经翻了一番”。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2008）的应对措施，重点放在危机的劳动力市场方面，强调“欧盟成员国应在‘柔性保障’原则指导下的政策框架内制定措施”（Heyes，2011：643）。然而，现实并不是灵活性和保障性的结合，相反，“其主旋律是更低的保障性”（Heyes，2011：643）。

自2008年以来，有很多人声称经济正在好转，或者有望开始增长。但是，正如保罗·梅森（Paul Mason，2016）所言，接下来数年将是失业的反弹。相较于创造新工作和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低收入和无保障的工作增加了。就业保护措施的减少助长了这一情形。福利国家也发生了激烈变革，包括劳动力市场激活政策，这些政策迫使工人从事通常由国家补贴的低薪工作。除了这些政策，一些国家还积极鼓励灵工经济，将其作为经济繁荣和进步的潜在源泉。例如，韩国正在以公共资金投资于平台，希望这些平台最终能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类似地，肯尼亚也迫切希望人们加入它的阿基拉数字计划：该计划旨在让100万肯尼亚年轻人成为平台工人，以解决该国年轻人的失业危机。6

灵工经济，特别是在“精益平台”的情况下，成功地利用了这一背景，“在超低利率和糟糕投资机会的时代，它最终成为过剩资本的出口，而不是注定成为重振资本主义的先锋”（Srnicek，2017：91）。科技行业公司赚来的大量资金，因税收担忧而未回流，越来越多地存放于公司所在国之外，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投资获利。这是之前提到的利润率危机的延续，但由于存在大量资金需要花在某些事情上，压力就越来越大。本质上，那些拥有大量资本的人士发现，他们的资金在传统的银行储蓄或投资中没有增长，故他们要寻找新投资渠道。通过增加风险投资，羽翼未丰的灵工经济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完美出路。这样，技术的发展以投资形式反馈到灵工经济中，并提供构建灵工经济所依赖的工具。

工人权力

这种新自由主义环境极大地削弱了就业保护，同时也促进了一批潜在工人的成长，他们正努力通过现有的工作机会满足自身需求。里卡多·安图内斯（Ricardo Antunes，2012：37）识别了生产变革对工作产生的重大影响：

在广泛的放松管制下，在世界上有工业生产和服务的所有角落，劳工权利每天都在削弱；工人阶级的分化、劳动力的不稳定和分包现象都在加剧；阶级联合受到破坏，转向基于伙伴关系的温和工会主义。

工会运动未能完全适应去工业化，这也大大削弱了工人相对于资本的集体力量。此种背景下，工会“在私人服务部门扩大其势力方面，面临着相当大的障碍，尤其是来自怀有敌意的雇主的障碍”（Williams and Adam Smith，2009）。在很多情形下，由于工人权力被削弱，放松管制的环境允许建立新型雇佣关系。巨大的风险从雇主转移到工人身上，同时，工人们得靠个人而不是集体去讨价还价。因此，拉夫内尔（Ravenelle，2019：6）认为，“无论它如何专注于新兴技术”，就工作条件和保护而言，灵工经济“确实是一场向过去前进的运动”。

这些变革限制了工人塑造自身工作的能力。很多时候，工人没有在工会的制度框架内运作，而在高收入国家中，工会至少部分地融入到了资本主义。但是，传统工会主义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工人不抵抗，而是抵抗没有以过去采取过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确实意味着许多工人失去了工人权力的制度化保护。在大多数灵工经济中——除了我们将在本书后面讨论的一些例外情况——没有活跃的工会。这意味着管理层更有可能单边行动，不受集体谈判或协商的制约。

全球化和外包

最终深刻塑造当前灵工经济形态的先决条件是政治经济和技术的结合：全球化和外包的影响。这是从高收入国家到中低收入国家（例如从英国到印度）的呼叫中心外包的发展和强化（Taylor and Bain，2005）。这为更广泛的业务流程外包奠定了组织基础，成就了今天的在线外包。然而，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工作和贸易向世界各地转移，还带来了巴比鲁克和卡梅隆（Barbrook and Cameron，1996）所称的“加州意识形态”的泛化，即鼓励自由放任的市场和强大的跨国公司。虽然这通常与“认知资本主义”（Moulier-Boutang，2012）的崛起以及硅谷的软件和平台设计公司有关，但它也日益成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开拓市场的驱动力。

在这种意识形态全球化的同时，共有或共享的技术基础设施也在普及。例如，IP寻址系统、威士（Visa）/万事达（Mastercard）/美国运通（Amex）等信用卡（以及新移动设备）支付平台、全球定位系统（GPS）、作为基础层的谷歌地图，以及苹果和谷歌安卓手机操作系统，它们提高了工作实践的国际化程度。技术全球化使得平台公司可以在全球化的基础设施堆栈之上构建其服务，并相对快速地扩张。在某些情形下（如严重依赖GPS的平台），还要注意的是，平台是建立在早期的国家投资所形成的基础设施之上的。企业可以凭借这些全球基础设施和标准迅速扩张或收缩规模，以响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并迅速调整现有模式以适应新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