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论:原生文明·国家时代·文明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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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文明冲突极端化的历史陷阱(2022版序)

一 新的世界格局与新的历史课题

2020年,已经注定成为地球文明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这一年,以全球新冠病毒持续加强并不断变异的多层次冲击为诱因,以普世灾难所激发的世界各国不同的应对政策及其连带产生的不同效应为历史标识,世界格局呈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为重大的实质性变化。这一变化的深刻程度,显然已经大大超越了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亢奋认定的“历史终结”人设效应,对人类国家文明在近代历史基础上形成的框架格局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对人类文明如何继续向前发展也提出了深刻新颖又内涵巨大的历史课题。

新出现的这一世界格局,由三大板块构成——

其一,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崛起以来,传统的世界轴心——美国与欧洲发达国家群,已经陷入历史峡谷,且在瘟疫泥沼中持续下滑。以国家治理能力为活体核心,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文明体系,已经在全面的社会动荡中呈现出严重的机体锈蚀与肌肉萎缩效应;国家机器整体运转效率极低,紧急状况下的执行力与协调力极差;国家法治体系对人性恶的遏制度极低,疯狂的极端化的个人自由主义对社会契约原理所要求的多元妥协呈现出深刻的破坏性。其经济发展之内在张力,其社会民生之高福利光芒,已经严重丧失了本该具有的最起码的自救与应急弹性,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不可思议的硬着陆式的刚性下跌。由此,二战后以“七强”为轴心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群,在冷战大获全胜后,以全世界难以想象的低能应急与内在分裂,不同程度地纷纷跌入了历史峡谷之中。

其二,广泛存在的非资本主义与非发达国家群,基本都处于一种两线作战的困难境地。一是必须全力遏制新冠病毒灾难的冲击,二是必须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趋势下艰难阻止本国经济民生的大幅下滑。传统的热点地区国家,还有另外一重灾难——必须防止美国等传统强权力量的无端封锁及制裁,甚或武力挑衅与发动战争。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这场世界性灾难中置身事外。最好的状况,大约就是处于世界灾难冲击波的边际效应状态了。

其三,长期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及少数发达国家所斜视的东方文明大国——中国,却在世界瘟疫灾难的第一波冲击浪潮中,以周严的、正确的、高效的、覆盖性的社会政策应对与国家管控能力,迅速控制了疫情,使一个13亿人口的特大国家迅速摆脱了灾难状态,进入到全力防范零星病例的自觉防御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呈现出空前的民族大团结,上下协力,区域互助,国家机器如臂使指,社会空前稳定;从2020年夏季开始,中国大面积恢复生产,保持了大国经济的正增长,成为拉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最强动力。

这就是2020年形成的具有强烈对比效应的地球大格局。

这一地球格局的历史内涵,具有永恒的真理性——世界各民族生存方式的形成发展是多元化的,各个民族所创建的国家文明形态在本质上是平等的;世界上没有绝对无缺陷的国家文明形态,也没有能够“终结历史”的国家文明形态,更没有一种永恒的天赋领袖世界的国家文明。强盛时期的中国古典统一文明如此,今日的美欧资本主义文明更是如此。任何国家文明要想长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都需要不断修正自己,不断完善文明形态的内在缺陷;企图一劳永逸地成为世界领袖,只能是自大狂与妄想症。2020地球病毒风暴,已经将美国文明的“世界灯塔”神话,将资本主义国家文明的神话绞得灰飞烟灭了。历史实践证明,美国永恒居于世界霸权地位的历史企图心,已经与美国资本主义文明生命力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现实鸿沟。

这一世界格局尚在持续变化,将随着时间推延不断清晰。

可以明确的是,2020世界格局,是以各个文明形态之生命力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国家竞争格局。它既是似曾相识的文明冲突的再版,又具有不同于任何一次因重大转折而形成的世界格局的新的历史内涵。新内涵的基本方面在于:这次重大转折所开辟的未来时期国家文明生命力的竞争,超越了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国家竞争的局部性及具体性,更超越了既往国家文明竞争的生产力基础;将以人类在高科技时代所能达到的辉煌成果为历史条件,进行以民族生存形态与人种生存形态为现实基础的全方位、整体性的国家文明竞争。

由此,各个国家文明形态的种种差异,国家文明形态的内在生命力,都将以远远超越冷战阵营对峙的历史深度,第一次以清晰、深刻、全面的整体比较方式展现出来。世界国家关系的竞争形态,将在剥去冷战时期的阵营伪装及种种不得要领的对峙之后,进入到更为全面、更为根本的整体性“大争之世”。请记住,“大争之世,多事之时”八个字,是中国古典大政治家韩非子对战国时代国家竞争形态的概括。在这样似曾相识的时代,各个民族群将以自主创建的国家文明为历史平台,进行国家文明之生存方式的全方位竞争。

这是人类文明在大竞争中走向大融合的历史序曲。

2020年重大转折所开辟的历史前景,将是一个空前伟大的时代。它明确宣告,人类文明历史并没有因为某一阵营的消逝而终结;它也同时宣告,地球文明将迎来高科技时代全方位的以文明差异为基础的国家文明形态之间的全面“大争”;在这一历史性“大争”中,地球格局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深刻而普遍的各文明形态的大融合。在不断快速发展的历史实践中,我们将必然产生一种强烈的历史预感——这个以国家文明全面竞争为内涵的人类历史“大争”时代,将是人类文明融合互补,淡化文明认知差异,进而跨越非理性冲突有可能引发的人类文明同归于尽的历史陷阱;在全球文明相对融合的基础上,创建全新的地球联邦社会,完成飞向宇宙文明的伟大前奏。

应该说,人类命运的共同需求性,在这个新的转折时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大公约数。作为世界国家之林的众多单元,一个国家若无视这一空前的世界新格局,无视这一历史最大公约数,无疑意味着这个国家丧失了推动历史前进的思考能力;若资本主义国家群无视这一世界新格局所提出的历史新课题,则是资本主义文明最大的悲剧。

毕竟,面临重大历史转折而能当即觉醒者,往往是极少数。

唯其如此,深刻认知高科技时代的文明冲突,深刻认知文明冲突极端化的历史陷阱,深刻认知更为残酷的大国文明对冲,既是中国文明安全的最基本战略需求,也是地球文明跨越非理性冲突的历史陷阱而走向更高发展形态的最基本战略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