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掉进无底洞
匹兹堡20世纪50年代的钢铁业

“记得在高中时，老师警告我们，如果我们不学习、不做作业，上不了大学，将来就只能在‘那该死的钢铁厂’扑腾一辈子。‘该死的钢铁厂’就是老师们的口头禅，‘你们将成为人生的失败者’，”霍华德·威克汉姆如是回忆道，“嗯，我最后确实进了钢铁厂。”1966年一从高中毕业，威克汉姆就在美国钢铁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旗下的巨人霍姆斯特德钢铁厂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他父亲也在那儿上班，已经一级一级地爬上了工头的地位，所以给儿子谋了一个技术型学徒工的位子，将来可以成为厂里的焊工。

一条职业发展道路在威克汉姆的面前展开，虽然不是他预想的，但一片坦途。“我还是想成为一名摇滚歌手。干这个就是为了谋生。我后来结婚了，有了一个女儿。”但他还是能感觉到自己被猛烈地拉入工人阶级之流，时间之流——以机器换挡、发薪期以及年资来衡量——会拉扯着他滑向老朽。

在来到霍姆斯特德钢铁厂最初的日子里，威克汉姆用一个纸包带午餐，找个地方放起来，直到午休时间。午餐时间到了，当他去取回他的三明治时，却发现纸包被老鼠撕开了，在这个半敞开的、污秽、炎热且靠近河边的地方，到处都是老鼠。他知道，为了防老鼠，老工人们都用小铁桶带饭。但威克汉姆不愿买这么个铁桶。他坚持用纸包装三明治，同时也总是被老鼠偷去午饭。铁桶挺贵的，但这不是他不想去买的原因。问题在于，一旦他妥协，去买了铁桶，也就意味着他将长期在这里待下去。作为一个年轻人，第一次面对高炉、燃气管路、可怕的热气和噪声，以及饱经沧桑、皓首于此的老工人，他宁愿想象自己每天都还有别的选择。〔1〕

爱德华·萨拉吉跟威克汉姆在同一个部门上班，也是通过当钢铁工人的父亲获得了这份工作。由于也得到过防范老鼠的提醒，他早早就买了饭盒。他的焦虑有另一种表达方式——与他父亲有关，他来工厂的最初几年与父亲工作的最后几年是重叠的。这位儿子来霍姆斯特德的第一天是1964年的3月2日，正好是其父亲第一天上班的28年之后的同一天，这似乎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重合。“我父亲在他工作的最后一段日子有一个担忧，”萨拉吉在一份未出版的自传里写道，“他害怕自己会在工厂里受重伤或者丢掉性命。”这是一种有道理的担忧。几乎每一个钢铁工人都有某种接近死亡的体验，每个人都能说出他们曾亲眼目睹的可怕事故。〔2〕

萨拉吉的父亲在厂里工作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曾被分派一项危险的工作，就是站在工厂的屋顶上，将雨后疯长的树铲除。他拒绝了，临近退休时得到一个纪律处分。萨拉吉自己则很快发现，一位老焊接工乔·雅兹科成了他的搭档，雅兹科已经有几十年的工龄了，他13岁就进了工厂，顶他因工身亡的父亲的班。〔3〕伤亡内在于工厂的构造之中，不只在制度上，也在个人经历上，是工厂历史的一部分。死亡率标记出阶级的代际延续性，同时也表明，艰苦而又危险的工作不是什么好运气或坏运气，而就是命运——从父亲们传到儿子们身上的那种东西。

同样是顶父亲班的小爱德华·斯坦科夫斯基，同时期在霍姆斯特德下游几英里处的琼斯与洛林钢铁公司上班，他写了一部描述自己在城市南边的童年与在工厂上班时的生活的回忆录。对他而言，这些工厂似乎被赋予了超自然的力量。“我整天都在研究工厂，研究老人们为何既诅咒她又崇拜她。”斯坦科夫斯基写道，“在她锈迹斑斑的铁皮裙下面到底有什么？是什么带来闪耀夜空的火光、震撼我们房子的巨大爆炸，以及弄脏我母亲晾在后院的衣服的烟灰？”〔4〕

工厂拥有可怕的力量，像一个希腊神祇——事实上一个早期的工会就被称作伏尔甘(1)之子。工厂可以在匆忙之间占用你的整个生命，又可能在倏忽之间将你委弃一旁。它要求畏惧和牺牲，导致恐惧和憎恨。但作为回报，它也为它的人民及其城市提供一种生计，或者不如说一个世界。

威克汉姆、萨拉吉和斯坦科夫斯基都是白人，都是强大的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SWA）的会员，受雇的时期正值战后的繁荣阶段，受雇的待遇也是世界上工业劳动力中前所未有的。其中两个人，威克汉姆和萨拉吉，是熟练的焊接工，处于工人内部等级的顶部。对于这群人而言，战后时期是一个特殊的、较为安全的时期。当时，这些工人干得如此之好，以至于观察者们相信社会阶级已经不再是分化性的力量，相信所谓“战后契约”或者“劳资协议”。〔5〕

根据更晚近的解释，像这三个人的经验处在美国历史一个独特时刻的核心位置，即一个有限但总量不小的美国工人群体，通过斗争获得了保障与社会解放（social enfranchisement）。历史学家杰斐逊·考伊将此一时期称为“伟大的例外”，他写道：“战后时代，也就是实际上的‘伟大的例外’时期，对一个工人而言是格外好的时候。这不仅是因为工资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平等在下降，而且因为未来是光明的，付出得到回报，下一代人也前途看好。”〔6〕

在某个层面上，这一观点是无法辩驳的。杰克·梅茨加成长于西宾州一个钢铁工人家庭，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所过的生活不是解放的话，那么解放就在人类的实际生活中从未存在过。”这是新政秩序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共同达到的顶点。考伊将那个时刻的情绪构造描述为“一种开阔的可能性的感觉”，并且毫无疑问，工人阶级看到了自己生活水平的显著上升，并且拥有崭新的政治与社会权力。〔7〕

但有些东西与此相抵牾。如果他们感到的是开阔的可能性，那为什么斯坦科夫斯基的邻居们在崇拜工厂的同时却诅咒它？为何萨拉吉的父亲带着性命恐惧去上班——这种恐惧如此强烈，以至于萨拉吉数十年后回忆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它？在一个未来光明、后代前途看好的世界，为何年轻人被警告离开工厂？在一个对工人而言格外好的时期，为何威克汉姆如此害怕在工厂长待下去，以至于让老鼠吃掉自己的午餐？

如何解释这些战后镀金上的铁锈？尽管历史学家们如今大体同意，管理层从未真正接受与劳工的永久和平，但这一洞见只是很零散地渗入对日常生活的分析之中——仿佛组织化了的、产业性的工人阶级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遭受猛烈攻击之前，并未觉察到其地位的不稳定。事实并非如此。〔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