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我们如何“运作”以及对此心理学都知道什么》：生命的意义

什么影响着人类的心灵？

神经生物学家的答案直白到令人吃惊：大脑在进化。

我们的大脑是进化的结果，而由大脑所决定的人的喜恶与行为方式也是进化的结果。我们心灵世界的构建恰恰以这种进化的利益为导向。

这种进化所依据的意图是什么？

什么是这种进化的主要利益？

人类存在这种进化的终极目的又是什么？

在目前的研究中有一个理论：生命进化的意义在于能够使我们的基因进行传播。这个观点并不涉及某一物种的延续，也就是说某一物种可能在进化中灭绝或发生变化。此论点仅涉及人类基因的传递。英国的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40多年前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提出了这一理论。他在书中解释道，基因在为了生存下去的斗争中总是自私的，人们之所以做出无私的行为，往往也是因为这些行为能够服务于自己长期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乐于助人，只不过是因为在与他人的合作中能更好地保障其基因的传递。达尔文认为，我们的本性仍是竞争。达尔文主义者[1]也追随着这个理论：不同物种之间，不同基因组之间以及不同基因之间的竞争决定了谁能够存活下来并繁衍下去。人类当然也无法脱离这种竞争。当人类不竞争反而合作的时候，说到底还是人类的取胜意志在作祟。

然而这种看待人类存在的视角，终归还是缺乏了我们所说的“生命的意义”所指代的东西。这个理论听起来既不温暖也不浪漫，更别说什么理想化了。它违反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的经验：为什么有人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别人？尽管被救助的人不是他的子女，尽管这种奉献对他基因的传递毫无帮助。恰恰相反，这些生活中的英雄都是冒着死亡的危险，也就是“浪费自己基因的风险”做出的利他行为。我们都听过这样的报道：“一位年轻的小伙子跳进洪水中，去救助一对被洪水冲走的夫妇，而他们之前从未谋面。小伙子几次都快要溺水了，但是幸运的是最终成功地将那对夫妇救上来了。”要是按照我们生物学的传统，我们应该会对这种愚蠢的冒险行为嗤之以鼻，而事实却是，我们因为他的无私而对其肃然起敬。

我们的感觉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基因的传递以及与他人的竞争。在哲学和心理学中，基因的传递与同类竞争仅仅占组成人类的极小部分。著名的生物学家、脑科学家和畅销书作家杰拉尔德·胡特也无法认同上述对生命意义的定义。从天体物理学的视角来看，根本没有东西组成我们所理解的“意义”。但即使如此，胡特仍然认为，如果不赋予我们一个主观的意义，我们将无法生存。我们需要一个超越个体存在的指向。我们需要去设想：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我们为了什么而活着，否则我们将早晚迷失。

哲学家威廉·施密德说：“人类是一种会去思考什么是人的生物，没有别的生物会做这样的事情。”“正如来自不同时代和不同文明的人同样投向星辰的目光，这目光表明了人类被前方尚不可知的事物所深深吸引，他们想用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去感知这个世界。”[2]

一些主流的宗教很久之前就已经给出这些基本问题的答案，并以一种规训的形式给予人们指引。即便放到现在来看，一个有信仰的人也会强烈反对像“自私的基因”以及“物种延续”这样的理论。但是现如今很多人也开始放弃一个神学的答案，这可能与有些宗教宣扬一些违背人性的教义有关，就像有的宗教长时间反对自我和个体。当涉及个人的问题时，这明显算不上好的信仰基础。

很多人也开始在主流宗教之外寻求答案和指引。贝塔斯曼基金会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德国有一部分减弱的宗教性是被不同形式的灵性所替代了。这种到别处寻求指引的行为和受教育的程度并不相关：对宏大关联、神圣意图以及宇宙——这些完全在我们肉体可衡量的现实之外的存在——的探寻，并不只存在于学术圈。许多人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或者说是基因所决定的冲动，这种冲动驱使着人们去探寻意义和宏大关联。杰拉尔德·胡特认为，对同类的渴望以及对助人、利他、忠诚以及热心等价值的渴望不会中断。我们人类需要用感觉来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当人们失去感觉的时候——比如陷入严重的抑郁这一情况，人们很可能真的就丧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按语：为什么我们需要同理心和自我反思

我想在此说明对我来说生命的意义由什么构成。于我而言，同理心和自我反思是人类身上应当突显出来的品格。按照我的理解，以下三点是生命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富有同理心地对待别人；二是自我反思；三是能够激发他人身上的同理心和自我反思行为。除了这种利他的态度，我还认为，人们应当享受自己的生活（这种行为非但不会增加世界上的问题，反而能提升个人的幸福感）。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以及将继续存在下去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归因于人类缺乏同理心和自我反思精神。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狂怒以及带有攻击性的行为，用语言贬低、中伤以及侮辱他人，对他人实施暴力甚至于谋杀或者挑起战争。我时常对人们公开表示的或者深埋于心的仇外态度感到无所适从。当人们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民族、性别、身材或者长相被敌对或者被杀害时，我的心情无疑是沉重的。我惊诧于在民众之间日复一日发生的暴力以及敌对行为。我们人类所强加给动物以及环境的苦难更是多到无法想象。但是我坚信：如果我们能拥有更多的同理心，如果我们去探索我们侵略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我们将会变得更加的平和，世界也会更加和平。那些不能感同身受别人的人，通常是因为自己也很少被别人富有同理心地对待。如果父母很少顾及孩子的感受，那么孩子长大以后就会在某种程度上用同样的态度对待自己和这个世界：感知自己的情绪和处理自己的情绪对他们而言将会是一件无比困难的事情。缺乏同理心还源于被堵塞的情感，想要拥有同理心，就必须找到通向自己情感的入口并与之建立起联结。同理心的缺乏也有可能源于所遭受过的心理创伤。世界上有许多孩子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于是他们在长大之后也极有可能给自己的儿女或者身边的人带去精神上的伤害。愤怒源于恐惧、无能和自卑。通过自我反思，人们认识到情绪产生时的内心活动并以此学会消解这些情绪，而不是被它们所左右。因此我认为，自我反思更是政治家应当具备的一项“必需品”。一个人反思得愈多，便愈能意识到自己的“心理模型”和价值。

但是我们要怎样才能更好地进行自我反思以及拥有更多的同理心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人类心灵的构造有更深的理解，这样我们才能更容易看到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

如前文所提及，我们的心灵随着人类的进化而进化。按照自然科学最新的研究，进化的目的在于保证基因的传递。我想更温和地表达一下这个观点：进化“想要”我们活下去。也就是说，进化仅仅是为了生命本身。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如果生命本身是那个至高的目的，那么我们的心灵也应当服务于此目的。正如人类的身体以及地球上其他所有的生命千万年来为了活下去这个终极目标不断地进化，我们的心灵按照自然的法则也应如此。正如我们的身体有着跨越不同文明的相同构造，我们的心灵也应有一个清晰的、经过演变而来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适用于来自不同文明的人。而个体的差异仅仅源于此框架下的微小变体，这个说法既适用于肉体层面，也适用于心灵层面。关于人的肉体结构以及它如何“运作”，已经广为人知；关于心灵的结构我们却知之甚少。这是由于我们的心灵附着在大脑上，并且具有无形的特质，自然就更难以被描述和被理解。心灵无法被衡量，但是人们仍然可以有限地对其进行观察。人们可以借助科技让神经元活跃的区域变得可视，但是大脑活动过程中那些主观的、思想的以及情感的意义仍然无法被衡量。这些意义只能被大脑的“主人”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比如，当实验者听到柴可夫斯基音乐的时候，大脑扫描仪能够展示她大脑中活跃的区域，但是这首乐曲对她本人意味着什么，只能由她本人来告诉我们。所以，为了让自己活下去，人们赋予活着的意义也具有高度的个体差异性。作为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师，我在这本书中不断地探究以下三个问题：我们心理的基因前提、我们心理的构造以及个体对意义和幸福的追寻。

人总想要理解自我、探索自我。人是一种充满可能性的生物。这个观点在哲学家威廉·施密德《赋予生命意义》的书中也曾出现过——正与我不谋而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不停地去尝试、去发现、去探索、去冒险。

人类总是会打破各种各样的规则、范式和界限。我们想探索生命的各种可能性以及不可能。我们想从中找出一个答案，关于我们是谁，我们能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想要如何定义自己，以及我们能够如何定义自己。

最后我想说：谁理解了自己的心灵，认清了心理的影响和行为模型，谁就能更容易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

注释

[1]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

[2]威廉·施密德：《幸福》，苏尔坎普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