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和伊瓦

从我听说这个谋杀故事的那一刻起，有太多东西将我牢牢攫住；并不是因为我相信它——它听上去太过诡异，明显经过了一番渲染——而是因为我可以相信它。让我爱上哈佛大学的那些东西——它的魅惑，它的无限——同时也使它成为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恶棍。哈佛大学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这种无所不能在大部分时日里都是一件不错的事：它表现为一种一切皆可能的感觉。还是本科生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有三个愿望。我必须有自己的工作，找到属于自己的隐藏的机遇，但我总有种感觉：只要我有梦想，就没什么是我做不到的。总有专家经过这座小镇，总有你心目中的英雄恰好是某位教授的朋友，总有朋友偶然提及某个你梦想中的研究机会。

这种力量还体现为——对哈佛大学有能力绕过规则的善意窥视。没错，马萨诸塞州的确有饮酒法，但在星期四晚上的斯坦俱乐部（Stein Clubs），你根本不需要年满21周岁就能喝酒。哈佛大学有属于自己的警力和赦免政策。如果你来自一个美国对其有严格签证要求的国家，哈佛大学甚至可以替你写证明信。

因此试想一下，这种权力也有黑暗的一面——它可以让有损其形象的故事噤声，控制媒体，操纵警方——这并不太难。新生研讨班的教授警告过我们，哈佛这个机构的规模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哈佛在你大学四年结束时会改变你，但不要期待着自己去改变它。”如果一个机构以比美国政府的历史还悠久为傲，它表现出仅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就不足为奇了。

但这个故事幸存了下来，存放在我脑海中，像是一则寓言。

直到它再次浮现。

那是2010年夏天，那次野餐谈话一年多以后，我和我的指导老师詹姆斯·罗南（James Ronan）(7)约了一次见面指导，结果我去早了。詹姆斯是考古学的博士候选人，也是我的住校导师。他经常开着门，我们的交谈——关于他的考古挖掘、心理地理学地图，或是小型啤酒厂——在哈佛大学让我厌烦的时候，总能让我感觉好一些。

我们的会面安排在综合科学与工程系的实验室，那是校园里我从未去过的一座亮闪闪的建筑——位于哈佛园的围墙、皮博迪与地质博物馆的砖墙之间，一块由玻璃和钢筋筑成的小小飞地。它主要是为工程师和生物化学家建的，大厅有一间还不错的咖啡馆，安静得连针落在地上也能听得见。大家都不大会离开他们的实验室。

为了打发时间，我在咖啡馆前局促不安地来回晃荡，詹姆斯看见了我，招手让我过去。他正在和一个人面谈，那人我在校园里见过。虽然不知道她叫什么，但我认得她的大波浪发型，还有从餐厅传来的颇具感染力的笑声。

“贝基，这是伊瓦(8)；伊瓦，这是贝基。”詹姆斯说。

他们那桌只有两把椅子，所以我只能站在他们面前等他们讨论结束，也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想让我偷听。谈话接近尾声时，我听到的内容已经足够拼凑起来了。之后他们的话题便转向了对印第安纳·琼斯(9)轻松愉快的猜测。学校里盛传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皮博迪博物馆的前馆长塞缪·洛斯罗普（Samuel Lothrop）。他曾兼任美国政府的间谍。“考古学家做间谍可不稀奇。”他们说。开始让我也加入他们的对话。他们解释道，几十年来，尤其是在一战和二战期间，考古学一直都是间谍活动最为便利的掩护手段之一。

阴谋，秘密，双重身份。我终于没能控制住自己。自从摩根和我讲了那个被杀的考古学专业的学生的故事之后，这是我第一次复述它。当讲到尸体被拖拽回博物馆时，我已经察觉到它不合情理了——怎么可能没人看见那具尸体呢？——我已经后悔讲这个故事了。但我还是把它给讲完了。“那个教授平安无事。”

他们盯着我。

“我觉得，”我找补了一句，“我是说，这只不过是我听来的一个故事。”

最终詹姆斯开了口：“是在她的公寓里，不是在皮博迪。”

“而且他还在这里。”伊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