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

我在秋季学期第一天的前一晚来到了剑桥。我从火车站将我的行李拖到中央广场的一栋两层小楼。我的大学室友斯维特拉娜从毕业起就住在那里。她在门口迎接了我，让我住进了空出来的那间卧室，并叫我不用担心会在剑桥待太久。她不知道怎么说服了同屋，她们居然相信了让我无限期住下去是个不错的主意。

第二天一早，闹钟响之前我就醒了。我穿上头天晚上选好的一身衣服，背上双肩包，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挺不错的，我心想，希望这一身能让我装成本科生蒙混过关。

走到皮博迪博物馆需要15分钟。当天下过一场大雨，地面是湿的。剑桥仍然很温暖，就好像夏天还没过去一样，树叶还是一片翠绿。我推开皮博迪博物馆厚重的大门，走过前台接待的那一刻，做好了准备，祈祷那人不会大喊：喂，你以为你在干什么？

我爬上五楼，走过长长的走廊，路过牙科硬组织实验室和比较泌乳实验室。卡尔·兰伯格-卡尔洛夫斯基的办公室就在走廊的尽头。他的名字印在门的斑纹玻璃上。门的另一侧压着一件蓝色夹克。我不想逗留太久，怕引起别人注意，于是继续走，之后左转。那条走廊里挂着叶海亚堆从20世纪70年代起的一系列彩色照片。其中一张是卡尔骑在马背上，远处是叶海亚堆壮观的山丘，和他们开展挖掘的那片大草原交相辉映。还有一张照片是卡尔倚在勘测工具上，他挽起白色衬衫的袖子，长长的棕色头发耷拉在脸上。一名女同事蹲在他身后，拉直绳子帮他标记出他们将要挖掘的沟槽的轮廓。他完全符合你对考古学家的所有想象：性感、黝黑、一身尘土，“牛仔”学者。不能怪你，简，我心想。

我那时所了解到的有关他的一切，都是从我的指导老师詹姆斯·罗南那里知道的。他不愿意妄加猜测，担心被人嚼舌根，也害怕因为诋毁他所在领域有权有势的人而遭到报复。哈佛大学的研究生作为内部人士或许是有能力调查的，但因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和他们质询的那个体制牵扯过多，他们反而会感到无能为力。我猜想在我身上，詹姆斯看到了有人能做他永远做不了的调查。

卡尔从1965年起就在哈佛任教了。詹姆斯几乎可以肯定，简在1969年离世时，卡尔已经享有终身教职，也就是说，他仅仅在三十岁出头的年纪就已经升到了正教授。詹姆斯将这一成就主要归功于卡尔在叶海亚堆的工作。尽管早先报纸报道称叶海亚是亚历山大大帝失落之城卡曼尼亚，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但出土的陶器文物仍表明该地曾是一处重要的贸易站。这里还发现了比美索不达米亚著名的楔形文字碑稍晚一些的刻有原始埃兰(18)文字的石板。

之后卡尔在考古领域的事业就有点停滞不前了。他在发掘叶海亚之后还做了其他一些工作，比如在沙特阿拉伯指导考古调查，还共同主持了美国和苏联的第一次考古交流。他四处发表文章，在皮博迪博物馆担任馆长达十三年之久。但据詹姆斯说，这其中没有一件事能超越叶海亚的考古成就。

多年过去，他的学术名誉可以说是走了下坡路，他的个人声誉却越来越不着边际，甚至愈发染上了传奇色彩。就好像有意助长这种说法一样，卡尔会披着斗篷横穿皮博迪博物馆的大堂——至少根据研究生们的传言是这样。对于这群学生而言，他像是在有意扮演一个面目可憎的教授形象。

学生们觉得他们除了认真对待他以外别无选择。毕竟他在系里依然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他是美国史前研究学会的会长，这个职位有钱拿，虽然不能决定资金的使用，但仍有不小的发言权。卡尔还是出了名的霸道，詹姆斯就有过亲身体会。有一次，卡尔想提醒詹姆斯摆正他在系里的位置，他在走廊里将詹姆斯逼到墙角，用威严的身躯赤裸裸地提醒他不要和他作对。

詹姆斯继续说道：“我和2000年前后获得学位的一个研究生聊过，他说：‘我和卡尔没什么矛盾，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基本上都在意料之内。’”这本质上是一种马基雅弗利主义：“‘当他为了生存和利益不择手段的时候，你总可以放下心来，因为你知道自己应对的是什么。’”

和卡尔如影随形的那些流言蜚语反而给了他更多的权力。这个未经证实的故事从来都没有消散，它变成了他和人社交时的一个背景音：这个人有可能杀过人。没人知道这个故事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但就像詹姆斯告诉我的，“但凡在这个行业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都听过这个故事，叫人恶心的是，这兴许还助长了他的威望，或者至少强化了他挥之不去的暗黑气质”。

詹姆斯立刻指出，他所知道的有关这个罪案的一切都是猜想或者道听途说。他试着安慰我：卡尔是一个善于表演的人，他的“威胁是障眼法”。这个男人的神话更为庞大也更可怕，和他实际的样子截然不同。他还是和1968年伊朗挖掘时娶的那个女人过日子，近几年他一直对她照顾有加。“我不太担心，但我会小心行事。我觉得你是对的，可以先在外围试探，四处搜集些零零碎碎的信息。”

我就要走进卡尔开课的教室了，就是走廊尽头挂满照片的那间。这时，我听到的关于这个教授最不寒而栗的故事倏地浮现在我眼前。詹姆斯说，这个系的研究生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偷偷搜集有关这起谋杀案的档案。他和我说，那个文件夹里应该就有卡尔与简的死有关的信息。这本档案从一个学生传给下一个，他知道有几个人看过。“我的预感是，那里面的东西可能都是你已经知道的。没有人真正深入调查……但那是学生传说的一大组成部分。”他不清楚现在档案在谁手上，因为最后一个拥有档案的人几年前在徒步时意外身亡。

有关档案的故事听起来就像是取材于民间传说。就是那种孩子们奔走相告的寓言故事，说要避开路尽头住着女巫的房子，而不听劝的人会有危险降临。

那个死掉的人叫斯泰恩·罗塞尔（Stine Rossel），詹姆斯说。斯泰恩和她丈夫一起去新罕布什尔州(19)的怀特山（White Mountains）徒步，他们坐的树干滚了下去，把她也给带下去了。我猛地一惊。因为我意识到我知道这个故事。故事里的丈夫曾是我生物课的助教；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刚好在他班里。我还记得自己读到过《哈佛深红报》中关于这件事的一篇文章。记得我当时硬着头皮拟了一封可怕的邮件，想从他那里取回我的图形计算器。你能说什么呢？对你莫大的悲痛深表歉意，但我的TI-83(20)在你那儿吗？

记忆已久的民间故事所带来的短暂感受在尖锐的现实面前消失了：不仅简被杀死了，现在已经死了两个人。即便嫌自己太迷信，我还是忍不住想，这个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被诅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