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主义的“侍女”

我第一次看见兰伯格-卡尔洛夫斯基教授，他的目光掠过了我。他走到教室的那端，坐在桌子一头，背靠着窗户透进来的光。他和我只隔一把椅子的距离。所有人都不说话了。

他放下约2.5厘米厚的讲义。那是一个没有标签的马尼拉文件夹，皱巴巴的黄色活页纸从上方和侧面乱戳出来。因为年头太久，那些纸看上去像是被人嚼过一样，但他整节课一次都没再碰过它。将近一个小时，他完全靠记忆讲课。

“欢迎！”他说。他的声音强有力，嗓门洪亮，口音略带欧陆的腔调。“没有一本教材能涵盖我想讲的内容。”过去用过一本教材——“但现在不用了。那是我老早以前做过的事了。”他在这里待了四十七年，我提醒自己。他拿到终身教职的时候，简还活着，我想。他自己就是教材。

“我们会讲到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亚，再到印度河流域，主要的几大文明，以及各个区域文化的复杂性。我们的方法是去看到这几种文明出现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城市化，文明，有读写能力的社群’得以发展的相似之处是什么呢？”

我将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和1968年叶海亚堆照片中的他做了对比。在将近七十五岁的年纪，他几乎没有因为年岁增加而变得衰弱。他的身材依旧结实。他长出了蒜头鼻，发福后也变得大腹便便，但他的白发依然浓密，散在耳朵周围。他的眉骨成了他脸上最引人注意的部分，一直延伸到眼睛上方，上面铺满的浓密眉毛一直延长到额头。他的鼻梁高耸，很有贵族气质。

“我们整个学期将会看到，考古学已经和我一开始成为考古学家的时候不一样了，今天的考古学和政治议题有了关联。它会提倡某些方面。”例如，萨达姆·侯赛因(24)说过，是伊拉克人“发明了书写”。“确实。”卡尔说。书写是在伊拉克发明的，但五千年前还没有伊拉克。“考古学对现代的政治目的有着明显的偏好，”卡尔说，“它是被利用的。”

除了我以外没人记笔记，他们只是在听他讲。于是我记得更小心了。

考古学是一种调查，他解释道，但它同样可以是一种权力行为——找到数据然后操纵故事走向的权力。“每个民族国家都想拥有一段重要的过去。”卡尔说。所以执政党经常委任考古学家，但有时候考古学家发现的过去，并不是当权者想要他们发现的。

我发觉，他的手在轻微颤抖，手上没戴婚戒。他的小指上戴着一枚金的图章戒指，但我辨认不出饰章上的图样。他的指甲修长且非常干净——我怪自己怎么有点心里发毛。

卡尔转而讲到考古学的历史。他说，过去对于现在的重要意义是一波接连一波的——他称之为“搏动”（pulses）——而我们正处在一个认为过去对现在非常重要的时刻。

他描述了从罗马人对古代的兴趣到文艺复兴对过去重新萌发兴趣之间漫长的时段。“那是千年的长夜。”之后他兴致高涨，余下的时间，他几乎像一个传教士一般，捏紧指肚强调着自己的观点。考古学在发端之时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始于旅行者、冒险家——那些带上《圣经》去近东看是否存在耶利哥(25)的人——还有殖民者。“这就是你为什么要去巴黎的卢浮宫，去大英博物馆，去柏林的佩加蒙博物馆，或者都灵的埃及博物馆：就是去看近东这些民族国家伟大的文物。

“殖民的视角仍然和我们息息相关，”卡尔继续说，把我们带回到了现在。他的发音着重强调了他说的话：这些富庶的国家——英国、法国、德国——闯入、掠夺其他的国家，通过让自己阐释对方的过去、并赋予其重要性和意义的方式，搜罗其他国家的过去，进而操控它们。“考古学是殖民主义的‘侍女’”。

“我这就要讲到我个人对于近东的看法。我花了好几十年在近东做研究，但近东现如今是个很难搞的邻居……我工作。我已经工作。我在伊朗工作了十多年。”这是他第一次结巴，有趣的是这里恰巧是他和吉姆、简一起挖掘的地点。

他继续说道：“现如今，民族国家在考古学上的投资是巨大的。它们想要了解自己的过去——不是通过苏联的滤镜来阐释它们的过去，而是由它们自己来解读。”

就像我整节课都感受到的那样，这一刻我再一次觉得自己领会到了。卡尔的讲座与我追寻简的故事的经历，这二者的共同点打动了我。但我同时也很犹豫，不相信在我如此努力倾听的事实之外，居然还存在着这些回响。

“星期四我们会从公元前9000年讲起。”他说。

我收起我的铅笔，跑下楼。当然，我星期四会再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