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阿普索普楼

我的房间在一幢名为阿普索普楼（Apthorp House）的公寓三层，这是哈佛亚当斯楼（Adams House）的一间宿舍楼。阿普索普形似一块婚礼蛋糕，长寿花的颜色，就是那种独特的新英格兰水仙花和奶油的色调。我的卧室近似地堡和树屋，天花板很低，我要是一时兴起抬起手，总会碰到头顶的灯。从正门望过去，我能看见大二时住过的房间，还有我把自己锁在那房间外面时爬过的防火安全梯。就是这个摇摇欲坠的梯子，那年秋天，一个暗恋我的人爬了上去，吓了我一跳。也正是在这个楼梯平台，我曾坐在上面听忧伤的鲍勃·迪伦（Bob Dylan），希望一个月后当事情结束时，我可以抽支烟。有些时日，我发现自己会忘记——十年光阴已过。

所有人都知道，阿普索普在闹鬼。我们相当确信那鬼魂就是伯戈因将军（General Burgoyne），一位独立战争期间被囚禁在这幢房子里的英国军官。叫人费解的是，在我们的地下室，有个和他真人一样大小的人形板。我分不清这是玩笑还是用来教育我们的道具——这里就有发出重重踏在地上的声音的靴子——但他之后仍困在我们这里，还是会给人一种残酷的感觉。

我和亚当斯楼的宿管员工（主要负责办舞会、住房抽签、一年一度的小熊维尼圣诞节读书会）以及三位哈佛大学新来的研究生一起住在阿普索普。我们四个被叫做“精灵”，意思是我们要想获得食宿，就必须为本科生每月一次的茶会烤饼干。我和你们一样，也觉得这事挺扯的，但这里是哈佛，你会对这类奇闻逸事习以为常的。就像顶着棉花糖般蓬松头发的法国翻译诺姆（Norm），1951年他从哈佛毕业以后，从未真正离开过亚当斯楼；还有神父乔治（Father George），我不懂他为什么会一辈子耗在食堂，毕竟他在自然科学领域拥有的学位和他知道的笑话一样多。当然，不得不说你很快就会习惯的。

“精灵”通常是应届毕业生。所以当其中一个“精灵”露露（Lulu）听说我今年快满30岁时，她看我的样子仿佛我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使。“是真的吗？”她用极为热切的语调问，“一旦步入30岁，你所有的朋友都会因为结婚离你而去，你的身体也会散架。”我将那天下午摔倒后打了绷带的膝盖抱在胸前。“嗯。”我冲露露点了点头。

波士顿，尤其是哈佛广场，是个瞬息万变之地。每年秋季，当新一波的人冲拥进来，这里都会焕然一新。建筑厚重的砖墙不过是在提醒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是恒久不变的，除了这所学院本身。我和布鲁克林（Brooklyn）的朋友们说我搬回了波士顿，其中一位朋友揶揄道：“会有人心甘情愿做这种事吗？”

我也不是自愿的。有本科生问起来，我会和他们说我在写一本有关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的书。“具体是写什么的啊？”他们追问，迫切想和我建立点联系。“没什么。”我说。“哦，酷。”他们说。潜台词是：你就为这个把工作给辞了？

我没告诉他们我正在写什么，是因为不想把这件事变成一场闲聊。它太诡异、太偏执、太私人。我没和他们说过，我树屋里的布告板上有各种理论、照片、一幅伊朗的地图、一幢公寓楼的图纸，这些通通用工字钉固定在软木板上。我没提起过我的书架摆满了护身符——乳白色的拉玛燧石(2)碎片、博尔顿(3)一个农场的柯达彩色胶片幻灯片、用于绘制陶器的轮廓测量仪。当我钥匙链上肋骨形状的金属警棍在食堂的饭桌上哐当作响时，我会一笑置之。我绝不会说那是哈佛的一位警官送我的，他还教我如何用手指箍住它，把它举过肩头，直戳进对方锁骨和肩胛骨之间脆弱的三角区，就像一把凿冰镐。

我之所以会来这里，是因为过去十年间，一桩发生在距离这里几步之遥的谋杀案死死纠缠着我。在我大三那年，有人像讲鬼故事一样给我讲了这个故事：一位年轻女性，哈佛大学考古学专业的研究生，于1969年1月在她位于校外的公寓里被人重击致死。她的尸体被裹上毛毯，凶手还在上面撒了红色赭石粉，完美重现了墓葬的仪式。没有人听见一声叫喊，也没有东西被偷走。几十年过去，这一案件仍悬而未决。

悬而未决，直到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