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儿童的蒙养之道
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李商隐
若想描绘一幅儿童的阅读地图,还得从儿童说起。成人对儿童是否了解,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是否足够了解?看起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却并不容易回答。成人对儿童的了解可说是清晰,“知子”“知女”是为人父母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养成。即便未曾为人父母,对于儿童也有基本的认知,因为每个个体的长成都会途经童年,用几个关键词就能勾勒、揭示对儿童的观感。但从更多层面来说,成人对儿童的了解又是模糊的。儿童一生下来是不是一张白纸?如果不是一张白纸,那么纸面上印刻了哪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内容?如果是一张白纸,这张纸是如何涂画的?儿童所处的不同成长阶段有什么特点?孩童之间因何千差万别?这些从日常上升出来的问题,生活中似不必去思考,在头脑中被简单地处置了,却跟成人如何与孩童相处密切相关。
“儿童”“孩子”“童心”等概念有自然意义和社会意义之分:在自然意义上,特指幼龄阶段;社会意义上则代表着一种角色,可以是你,也可以是我。再引申到广义层面,则代表着童心,与年龄、身体、处境均无关,意即常怀赤子之心。这里主要讨论的是自然意义上的儿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0~17岁儿童占比21%[1],这一数字在之前的人口普查中分别是41%、46%、41%、34%、27%、2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对其实施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3]《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界定,学前教育是指由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对三周岁到入小学前的儿童实施的保育和教育;强调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4]《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使适龄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5]可见国家对于儿童这一群体的关切。
对于儿童这一占人口比例如此大的群体,我们应捡拾其历史,回望其历程。儿童和童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将在我们的眼前显现出轮廓,而整体儿童的历史和历史的细部依然只露出了冰山一角。
儿童在我国古代社会有基本的认定。如《礼记》所说,女子“十有五年而笄”[6],男子“二十而冠,始学礼”[7]。冠礼、笄礼作为古时的成人礼,在男子20岁、女子15岁进行。也有变通,男子为了延续宗嗣需要可以提前行冠礼,女子许嫁则笄,也可以迟至20岁行礼。冠礼位列冠(冠礼)、昏(婚礼)、丧(丧礼)、祭(祭祀礼)、乡(乡饮酒和乡射礼)、相见(相见礼)六礼之首。未冠、未笄则为童,属于未成年人。作为特定时期的社会现象,男女成人年龄并不一致。同时,根据不同场景需要,对于儿童的年龄有不同的限制。如唐宋时特别设置“童子科”,与进士、明经等共同成为“岁举之常选”[8],唐制10岁以下能通经者,宋制15岁以下能通经作诗赋者,应试后给予出身并授官,亦称童子举[9]。官至宰相的词人晏殊便是宋代童子科出身。法条中适用儿童的规定也视具体情形而定。
古往今来,家庭、学校和儿童常去的游乐场所等地点所形成的场域构成儿童的内核成长空间,更加广泛的交际往来、公共事务、礼仪习俗、社会文化等则构成对其产生间接影响、更为中观和宏观的外在成长空间。经由漫长童年,经由父母“爱养”[10]和保教相结合的培育,儿童承继人类世代所累积的精华内容,初步地认知自己以及身处的环境和世界,预备打开通往未来世界的门。古时的儿童基础教育称作蒙学,蒙养之学以私学承担为主,成为儿童成长的重要环节。
《周易·序卦上》中有“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11]。蒙卦接着屯卦:屯,是物之初;蒙,是人之初。儿童处于幼稚、蒙昧的状态,故而需要发蒙解惑、“蒙以养正”[12]。“蒙卦”中即有“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13]。这是很多父母知晓但未曾践行的,启蒙并非成人硬要儿童学习,而是儿童从兴趣出发,要成人帮助自己。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中则提及,蒙谓暗昧也,幼童于事多暗昧,是以谓之童蒙焉。[14]蒙学教育一般从七八岁到十四五岁,意即彼时的“小学”阶段,按照时间段及学习目标来看,主要涵盖了现今的小学教育,但并不完全对应。朱熹《大学章句序》中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15]15岁之后,儿童即进入“大学”,如班固《白虎通德论·辟雍》所说,“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学学经籍”[16],按朱熹所说,则是“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17],格物、致知再加上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礼记·大学》中的八大步骤。
狭义上的蒙学,从办学者来说,分为私塾、家塾、义塾等;就地点来说,有村塾、庄塾、祠塾等。由私人办的学塾很多,个人办的主要有家塾和私塾:家塾设在主人家,请先生来教;私塾设在先生家,召集学生走读。[18]广泛的蒙学既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和社会教育。蒙养教材可以分为识字习字、阅读作文、历史故事、礼仪道德、儒家经典、诗词歌诀、名物典章、算学律法、工具书等类别。儿童须学习洒扫应对、进退揖让,保持衣冠整齐、举止端庄,日常起居、行为规范等面面俱到,还要学习敬字纸、惜五谷,讲孝道、懂择友,须有良德良能,常存敬畏之心,戒杀戒淫。所有的学习由浅入深、细致入微,儿童在学习中逐步达到功底扎实、谦逊诚实、中正明礼、知行合一,养成君子品格。对于女弟子,那时候的要求主要是文理略通,知礼仪、明大义。
成人社会对于儿童有三点主要的希冀:尊敬师长,安静凝神,读书成才。这些自然而然地被刻印在儿童的阅读材料中代代相传。有的以故事的形式表达出来,比如二十四孝故事;有的以朗朗上口的儿歌形式便于传诵,如《小儿语》;有的对古代儿歌加以改编和演绎,如《演小儿语》;有的则直接训导,如《童蒙须知》。宋代以来,科举制度得到了发展和完善,重学劝学之风盛行,从古至今都有类似的期待,生活中日用而不自知的部分可以从传统中找到答案。科举让幼教之风达到鼎盛,在特定时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发展到后期,使得教育成为其附庸,带来了负面影响。尤其在礼教走向极端的时代,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都被一部部的高头讲章僵化了头脑,被无形的镣铐捆缚住了手脚,文学形象如《范进中举》中的范进、周进,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幸运的是,我们得以站在今天凝视昨天,今天的自省与反思、理念与方法、起点与目标,使得我们可以走上更加广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