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凝神

梁启超在《三十自述》[33]中提及幼时的读书经历：

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家贫无书可读，惟有《史记》一，《纲鉴易知录》一，王父、父日以课之，故至今《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父执有爱其慧者，赠以《汉书》一，姚氏《古文辞类纂》一，则大喜，读之卒业矣。

静心读书，别有兴味，读书的种子早早地萌芽，梁启超少年有异才，也遇到了好的引路人。这对于多数的孩子来说，殊为不易。儿童的天性是爱嬉笑打闹的，正因为儿童“动”得多，自由开放，不拘一格，到了入学的岁数，得恭恭敬敬地坐下来读书，向着“静”养成谦谦君子之风。

明代的吕得胜、吕坤父子都对蒙学教育颇有心得。当时民间流传一些儿歌，如《盘脚盘》《东屋点灯西屋明》之类，吕得胜认为“夫蒙以养正，有知识时，便是养正时也”，这些儿歌对儿童固然无害，但对品德修养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他编写出新的儿歌，“使童子乐闻而易晓焉”。比如吕得胜《小儿语》教育儿童不能急躁慌张，要做到从容和耐心：

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十差九错，只为慌张。沉静立身，从容说话，不要轻薄，惹人笑骂……先学耐烦，快休使气，性躁心粗，一生不济。

也阐述与人说话要温和，被人说了不要恼：

当面说人，话休峻厉，谁是你儿，受你闲气？……与人讲话，看人面色，意不相投，不须强说……当面证人，惹祸最大，是与不是，尽他说罢。[34]

《读书作文谱》中提及“敬”与“静”，可以说点到了成人对儿童期盼的关键处：

涉世处事，“敬”字工夫居多；读书穷理，“静”字工夫最要。然涉世处事，亦不可不静，读书穷理，亦不可不敬。二者原未尝可离……心非静不能明，性非静不能养，静之为功大矣哉！灯动则不能照物，水动则不能鉴物，静则万物毕见矣。惟心亦然，动则万理皆昏，静则万理皆彻。[35]

《千字文》问世之后，被公认为一本好的蒙养教材。从南北朝开始，到隋流行，盛行于唐代，经过宋元明清，为我国蒙学所通用。其流传之广，时间跨度之大，影响之深，可以说是蒙养教材之冠。《千字文》被许多大书法家写成字帖流传至今，如智永、欧阳询、怀素、赵佶、赵孟頫、文徵明、刘石巷。如《千字文》所写，“性静情逸，心动神疲”，心性平和则内心舒适，心气浮动则精神疲惫。无论是涉世处事还是读书穷理，都既需要“敬”，也需要“静”，两者合而为一，相辅相成，心怀敬畏，静气凝神，则可以看到世间万物，洞彻世间至理。

《童蒙须知》篇幅虽小，但规定极为细致，如“凡盥面，必以巾帨遮护衣领，卷束两袖，勿令有所湿”“凡为人弟子，须是常低声下气，语言详缓，不可高言喧闹，浮言戏笑”“长上检责，或有过误，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隐默。又却徐徐细意条陈”“凡子弟，须要早起晏眠”“凡饮食有则食之，无则不可思索。但粥饭充饥，不可阙”等，对于儿童周身洁净、静默隐忍、敬重长上的主张进行了集中的阐释与表达。崔学古《幼训》则提出，“不禀亲命，打骂家人”“骂乳母及老仆”“擒拍蝴蝶、蜻蜓诸虫，践踏虫蚁，折花枝，作顽”“置袜履下衣在案上，置冠帽在椅座床边”“秽手翻动经卷”“讲闲话”“翻弄人书籍文具”[36]等都是不可以做的。

这些修身立德、为人处世之道，可谓用心良苦，何止是儿童需要勉力进取的方向，也是让成年人自律的训话和垂戒。师长希望造就老成练达、秉节持重的儿童，而不是札手舞脚、心浮气躁的儿童，在“动”与“静”之间偏向于“静”的一面。在生活中，要注意穿着，“显出一种老成持重的神气来”[37]，在私塾里，不嬉戏，不言笑，喜静怕动成为对儿童的期盼和评判标准。“生而凝重”“如成人”常常被用来形容还处于幼年的孩子。如董仲永，“幼而端谨，不为儿嬉事，便若成人。父母待之不与诸子等，特所钟爱”；叶份“幼修谨，不好弄。居父母丧，哀毁如成人。金紫公爱特异，尝抚之曰：‘大吾门其此儿乎？’及长，种学绩文，遇事穷核根源，不为口耳学”[38]。

遵循规律，明晰何时“静”、何时“动”，为孩子们营造亦动亦静、动静结合的成长环境，帮助他们走向自主和自我驱动，走向动静相宜，是一件非常紧要和必要的事情，也是一个日益增进的生命历程。但倘若受他人驱使，长期熏染在禁锢的环境中，不重视儿童的体育运动，不注重儿童的成长天性，儿童难免失了灵动、活泼、生气勃勃，如果儿童因此失却自主，那就非常糟糕了。儿童的成长得动静相融，才能既有健康的体魄，又有发达的头脑，既能够沉潜蓄势，也能够相时而动。成人须得有足够的耐心、温暖的陪伴和得失之间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