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成才

杨万里的《鸦》、白居易的《池上》等诗歌充满了童趣，辛弃疾所写的“最喜小儿亡赖”，则表达了小孩顽皮、可爱、天真、纯净的情景。古代能够脱颖而出的儿童形象，像黄香、孔融、曹冲、车胤等，如《世说新语》中描述的士族儿童，基本特征都是早慧伶俐、大雅宏达，有着鲜明的过人之处。

古代蒙学的学习目的在于功名、学问、修身、技能这几个关键词。崔学古列举了老师如何从以上几方面循循善诱：“上之动以圣贤德业，次之动以功名富贵，再次之惕以利害祸福。”[39]子弟都被寄予厚望，居家则孝，居官则忠，光宗耀祖，勿坠家声。教小孩“数字”“认字”或“耕作”等知识与技能的年龄，从宋代以来，平均大约每百年就提前1岁。[40]

追求功名对蒙学的影响最大。作为士大夫阶层，通过制度化的科举制度从社会中选拔精英，保证了精英来源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也维持了社会文化秩序的整合和稳定。[41]以科举目的来看，蒙学是科举应试的预备教育，是走向仕途的第一步。《红楼梦》中，贾政问李贵宝玉读书的情况，李贵回说已经念到第三本《诗经》，贾政说，哪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是掩耳盗铃……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到后来，再度进入私塾，贾政声色俱厉地训斥宝玉：“比如应试选举，到底以文章为主。你这上头倒没有一点儿工夫。我可嘱咐你：从今日起，再不许作诗作对的了，单要学习八股文章，限你一年，若毫无长进，你也不用念书了，我也不愿有你这样的儿子了。”他还对塾师贾代儒说：“我今日自己送他来，因要求托一番。这孩子年纪也不小了，到底要学个成人的举业，才是终身立身成名之事。如今他在家中只是和些孩子们混闹，虽懂得几句诗词，也是胡诌乱道的，就是好了，也不过是风云月露，与一生的正事毫无关涉。”何为一生的正事？与立身行己、扬名立万相关，幼学作为奠基和依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要学的实在太多了：

从古未有止读四书一经之贤士，亦未有止读四书一经之名臣。故欲知天下之事理，识古今之典故，欲作经世名文，欲为国家建大功业，则诸子中有不可不阅之书，诸语录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典制、志记中，有不可不阅之书，九流杂技中，有不可不阅之书。[42]

陆世仪明确提出了儿童的不同学习阶段和其学习内容：

凡人有记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多记性，少悟性。十五后，知识既开，物欲渐染，则多悟性，少记性。故凡所当读书，皆当自十五前使之熟读，不但四书五经，即如天文、地理、史学、算学之类，皆有歌诀，皆须熟读……今人村塾中开蒙，多教子弟念诗句，直是无谓。[43]

王筠《教童子法》规劝世人，功名、学问、德行应当并行，切不可只顾功名而抛下学问和德行，设若无论如何也中不了功名，最后落得一无所有，悔之晚矣：

功名、学问、德行，本三事也，今人以功名为学问，几几并以为德行。教子者当别出手眼，应对进退，事事教之，孝弟忠信，时时教之。讲书时常为之提倡正史中此等事，使之印证，且兼资博洽矣。学问既深，坐待功名，进固可战，退有可守。不可痴想功名，时文排律之外，一切不学。设命中无功名，则所学者无可以自娱，无可以教子，不能使乡里称善人，士友称博学；当此时而回想数十年之功，何学不就？何德不成？今虽悔恨而无及矣！不已晚乎？[44]

对于前人来说，求取功名的结果固然重要，过程同样重要。可以和千军万马一起过狭窄的独木桥，但别忘了给自己铺垫更为旷达的道路。像杜甫、柳永、陆游、李时珍、徐渭、蒲松龄、吴敬梓、左宗棠，这一连串的名字，都是科考的失意者，但他们仍然得以青史留名，即因为他们走上了科举之外的别的路径。如果他们一意求取功名，那么最终将成为悲悲切切、凄凄惨惨之徒。

追求修身如李新庵《重订训学良规》：世间与其多一秀才，不如多一好人，“立基在不屑不洁四字，用功在谨言慎行、改过迁善八字，纵有大学问，大经济，离此十二字，终为小人之归”[45]。追求技能如《山东庄农日用杂字》这类书即是为了人们学习技能应运而生，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要记日用账，先把杂字观。追求耕读，即“耕读传家”。“耕”是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社会的物质需要；“读”是文化传递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也是“学而优则仕”的唯一方法。梁漱溟曾经指出“在中国耕与读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46]，也包含着这一层含义。或者说，进可入仕，退可耕读，不失为一种理想的生活形态。“耕读传家”同时作为一种家风，也为诸多小康农家、出自乡间的官宦人家、乡间知识分子等所强调。如前所引，梁启超自述家世时曾说过“启超故贫，濒海乡居，世代耕且读”[47]。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考中秀才之后，置田十余亩，购置经史书籍，在屋后空地上建了“留余书斋”，教授子弟。

为了儿童的成才，教师也会时常敲打不好好学习的孩子。有意思的是，珠江三角洲一带称私塾为“卜卜斋”，“卜卜”是指旧学老师惯用二寸方木，敲打教案，状似警钟般维持课堂纪律，有时也以它敲打不听话的学生，发出“卜卜”之声，而“斋”是指书斋。民间有俗语“男服学堂女服嫁”，不论怎样顽皮的男孩或者女孩，只要送到学塾或嫁到婆家去，便会服服帖帖的。[48]有被先生的戒尺吓得结巴的[49]，私塾的威慑力和冲击力不可谓不强。对于六七岁的儿童，好言相劝，勤于引导。对于八九岁的儿童，则可偶尔罚责，“略用教笞，此在一两月或半年一用”，不可使得儿童习以为常，但“责则须威”，或者事先约好劝解的人，以便留有余地，而且空心毋责，方饭毋责，毋乱责，毋出不意从背后掩责。等儿童到了十四五岁，应该“循循诱掖，自当水到渠成”[50]。也就是说，尤其是对八九岁的孩童，如有越界行为，必须教以笞之。“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圣君之下”，溺爱的父亲教育不出孝顺的儿子，圣明的君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就不会有臣子直谏表达忠心的机会。所谓“棍棒出孝子”，则可以说是人人皆知，吃过这句话苦头的不在少数，它让成人以打骂为手段的教育有了合理的说辞。

依照古代家庭伦理，历史上的儿童生活在“父为子纲”的大环境中，生活在君臣关系、父子关系的夹缝里，隐没在成人的遮蔽下，难寻其迹，难闻其声。当然，这里的“子”并非专指幼童，而是一种身份的划定，也有可能是很大年纪的成人。如同“童生”，是不论年龄大小的，明清科举时凡应考生员（秀才）者，均为儒童。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对于我国孩童的生活可谓影响深矣。总体上来说，气氛是严肃的。人们不是在等待一个孩子的成长，而是急切地盼望他长大。人们普遍使用道德约束，通过严厉的管教，致力于培养儿童的“静”与“敬”，致力于儿童的成才。对于现代的人们来说，如何能够慈爱而不溺爱，引导而不逼迫，约束而不控制，培育孩童活跃的精神和健全的人格，是做父母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