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理、国法、人情”到“天理、法理、情理”

中国古代县衙府衙大堂屏门之上常常高悬一块牌匾，上书“天理、国法、人情”6个大字，这在山西平遥古城县衙、河南内乡县衙等地尚能看到实景。

自汉代开始“引礼入法”至《唐律》问世，古代中国实现了礼法的深度结合，而《唐律》的精神就在于“一准乎礼”，天理、国法、人情紧密结合。根据《唐六典》规定的对官员的“考课之法”（相当于现代的业绩考核），以“四善二十七最”为标准，规定：“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推鞠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2)

自南宋以来，就非常注重“天理、国法、人情”在司法实践中的融会贯通与综合运用，这既是对司法官员断案能力的要求，也是古代中国人多元司法价值观的体现。当今，司法活动也要求讲天理、法理、情理有机结合，可见从古到今，中国人的司法价值观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当然也有新的发展。

一、多元司法价值观一脉相承

中国人的司法观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价值观念体系。在古代中国的语境里，谈及律法，自然会涉及“法上之法”“法中之法”和“法外之法”，而非仅局限于某一个独立的律例或法令(3)。其中，“法上之法”是高于律法的“礼”，也可理解为“天理”；“法外之法”是人们的伦常之情、常识常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情”；“法中之法”才是最基础的国家律法。

虽然制定法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规则和重要纽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但是单纯的制定法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却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人们通常认为，律法是在德育教化不能及的情况下不得已的产物，是维护伦理纲常最后的防线。

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法律是“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这种三位一体的法律观念在古代中国司法活动中占据着支配地位，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里，长远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时至今日，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律体系日臻完善，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作为新时期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十六字方针”逐渐深入人心。即便如此，社会大众也并不认为法律是分辨是非、评判曲直的唯一标准。多元的价值观在司法活动中一脉相承，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司法文明的重要传承。

人民群众对司法裁判是否接受，既要考虑其是否合法，也要看其是否合理、合情。而评判司法公正的标准，不仅仅看司法决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还需要看人民群众是否接受、是否认可。

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司法理念与古代朴素的民本主义思想遥相呼应，这有别于简单的专业评价和一元价值观。古今中国司法活动都注重法、理、情相融合，在传承的过程中，结合新时代的新要求，对法、理、情的具体内容去粗取精、传承发展。

二、“天理”内涵的古今异同

从古代司法活动看，“天理”之“理”亦等同“礼”，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评价守法者，常常说其“尊法守礼”；批判违法者，往往称其“无法无天”“犯上作乱”。“法”与“礼”相依、与“天”相连，“作乱”与“犯上”（犯上即逾礼）同在。

什么是“天理”，这或许是一个有着很大争议的问题。儒家的观点如《荀子·天论》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论语·阳货》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道家学派认为，法律起源于自然界的客观规则。《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宋理学家也认为，法律起源于“天理”。朱熹提出：“法者，天下之理。”“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4)

归纳一下古人关于天理的理解，总体而言，天理是客观存在的，有其自身运行的规律，而非空洞的、玄而又玄的，人的活动应当顺应遵循规律而为。

由于认识能力所限和治国理念所需，古代司法活动中的“天理”有其特定的时代含义。与当下所讲“天理”相比，古人讲“天理”至少有两点不同，一是神化，二是阶级化。

所谓神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法的效力最早来源于“神”。例如，夏商两代是中国早期法治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属于“神权法”时代。“神权法”思想认为，法律起源于“天意”或“神道”，因而司法制度有鲜明的天讨、天罚、神判特色。《史记》中记载，夏代政权从建立时起便宣称自己“受命于天”，对违背“天命”的人则“恭行天之罚”。《尚书·召诰》有“有殷受天命”的记载。对“天命殛之”的罪人，商王乃行“致天之罚”。

第二，对裁判者有超乎凡人的寄托。比如，民众希望裁判者都是“青天”，最高统治者也是最高司法者，甚至是“天”的化身和代表。《魏书》之《刑罚志》就提出：“德刑之设，著自神道。圣人处天地之间，率神祇之意。”“是以明法令，立刑赏。”(5)

第三，对证据采信寄希望于神的指示。“法”字由古文“灋”演变而来。廌，即具有辨别是非善恶能力的神兽。影视作品描写的古代司法审判中，依靠巫师、水神、火神等辨别是非的案例不少，亦反映出民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神示证据的信赖。当然，这确非主流，亦不长久。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古代中国虽然神化了天理、天命，但神秘色彩并不浓厚，政治上、司法上都立足现世、富于理性和智慧。自夏、商、周以来，统治者注重把对天、神的崇拜与对祖先的崇拜结合起来，注重“以德配天”“天人合一”，认为自己是天之子。《左传》有云：“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可见神权思想与民本意识同在，神权很大程度上被世俗化。这与西方和其他古文明的政治法律宗教神化是不同的。西欧教会掌握立法，国家体制也实行政教合一；古印度婆罗门决定立法，宗教控制着政权和司法，比如，即便国王亲自审理案件，也须有德高望重的婆罗门陪审。而古代中国佛教、道教虽然曾经盛极一时，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统治集团的思想和政策，但主要目的在于维护统治，一旦威胁统治，则会灭佛拆庙，甚至严厉打击。

所谓阶级化，主要体现在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及其思想对司法活动的主导作用。

我国自汉代以来，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和伦理道德规范构成了天理的主要内容，礼即天理，礼与法相互渗透与结合，形成了“于礼以为出入”的法律传统。礼的存在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其主要功能在于：一方面经国家、定社稷。周公制礼之后，礼则被作为“国之干也”“国之常也”(6)，是调整国家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和秩序规范。另一方面“别贵贱、序尊卑”。《左传》载：“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有礼则有名分、有等级、有序别，伦理纲常是礼的主要内容，违背纲常伦理亦被视为违反天理；僭越礼仪就是犯上作乱，等同于违背天条。

笔者认为，从现代司法的视角看，“天理”二字应当分别阐释，“天”乃自然宇宙，泛指世间万物。“理”乃自然法则与宇宙规律。合起来讲，所谓“天理”，乃天然的道理，是包括法律在内的世间万物变化、运行的客观规律。以此观“天理”，近似于西方的自然法，是宇宙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和公道。

“天理”由古至今，有其亘古不变的内容，古今一脉相承并不断发展。例如，“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天下归一”的国家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发展理念。

新的时代也赋予了“天理”新的内涵，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体中国人追求的核心价值内核，也是司法活动需要体现的重要价值导向，特别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居于最高层次，也体现了新时代应当追求的“天理”。

现代司法活动需要司法者考虑案件的事实、证据、情节，裁判需要斟酌定罪、量刑、执行方式，最终要追求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如此多的因素在一个案件中运行，有的协调统一，有的相互对立，有的激烈对抗，天理对诸多因素起着统筹调和的作用。司法者有责任顺应天理、追求公正，这是司法者的使命，也可以说是“天命”。

三、“国法”与“法理”的古今异同

从古代司法活动看，“国法”主要指国家律法，包括刑、法、律、令、典、式、格、诏、诰、科、比、例，等等。中国古代法律成长、发展的时间非常漫长，自夏商到明清约4000年历史里，形成了脉络清晰、非常完备的法律制度，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法律。

总的来看，古代中国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很多优秀的传统得到了继承，同时也有一些不为现代司法文明接纳的制度被历史的浪涛所涤荡：一是专制主义，体现皇权至上；二是礼法合一，“一准乎礼”，礼既是道德规范，也是法律法规；三是特权法定，法律明确规定不同群体（也可以说不同阶级）的不同权利义务，将“八议”“官当”等特权明示为全社会遵守的共识。

笔者认为，以现代眼光来看，所谓法理，从字面意义上讲，可以理解为法律的理论依据，也可理解为关于法律原则、法律功能、法律制度等内容的基础理论。从司法视角观之，“法理”二字应作独立理解；“法”乃国家法律规范，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条例，等等；“理”乃道理与规律。合起来讲，“法理”是指国家法律法规及其运行的内在规律。

单独讲“法”可能并不难，但把握好“法理”并非易事。

法律法规运行应当遵循什么规律，结论或不唯一，但求大同、存小异，也可得出大致认可的答案。例如，面对法律适用的选择时，宪法至上，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同一位阶的各部门法律，相互独立又互相影响。同一部法律之内，各法律条文既对立又统一，如刑法分则各条文独立运行又服从于总则。司法活动应立足国内法、兼顾国际法；司法裁判既要符合法律规定又要符合刑事政策；等等。

司法者把握“法理”，就是要遵循和把握这些规律，在浩如烟海的法律法规中找到最恰当的条款，从而对案件作出准确的裁决。

四、“人情”与“情理”的古今异同

人情是人之常情，这一点，古今相通；但“人情”的具体内容则古今有别。

人情的具体内容包含什么，取决于时代背景、主流价值观、司法政策等，不宜用“对”或“错”去评判，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在古代婚姻关系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合情合理的；在债务纠纷中，“父债子还”是众所公认的。但在当今社会中，这些曾经的“公认之理”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人情”的古今之别还有一个重要体现，那就是其在司法活动中的地位，或者说重要性有很大不同。

在古代司法活动中，个别案件之“人情”可能高于“国法”。例如，赵娥为报父仇杀人案。东汉灵帝时期，弱女子赵娥之父赵安被一个名叫李寿的人杀害，赵娥多年身负复仇重任，后偶遇李寿，将其掐死，为父报仇后投案自首。承办案件的官员敬佩赵娥的孝行和勇气，宁愿交印弃官也不忍处罚赵娥（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后文还会专门探讨）(7)。

又如，明太祖朱元璋是有名的厉行法制者，有时也对特定案件屈法原情。有案例如是：洪武八年正月，山阳县民其父有罪当杖，请以身代之。太祖特别谕刑部官：“父子之亲，天性也……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为孝子屈法，以劝励天下，其释之。”(8)这样超越国法的“人情”，在今天的司法活动中是不提倡的。

现代人讲“情理”，字面理解即人情与道理。从司法视角来看，“情理”二字亦应分别理解，“情”乃人之常情，“理”乃人情之规律。合起来讲，“情理”是指司法者在办案过程中考量和运用公众感情的规律。

笔者认为，司法者对“情理”的把握应包括“法感情”与“法理性”两个方面。

所谓“法感情”，是指司法者基于法律精神、实现个案公正所应具备的情感表达：既不能刻板执法没有感情，也不能感情用事以情代法。

比如，一个刑事案件判决定罪是否恰当，各被告人相互之间量刑是否平衡，司法者首先应该有一个感性的认识，针对个案具体情况而言，判轻了、重了还是合适？若属共同犯罪，那么主从犯之间以及关联犯罪的行为人之间处罚是否公平？与既往类案判例是否协调？这就要求司法者既不能单单看具体的法律条文而不顾个案特殊情况，也不能超越法律原则去追求所谓个案公正。

所谓“法理性”，是指司法者基于法律原则、务实态度所应具备的价值追求：既不能理想化地追求“绝对的正义”，也不能放弃理想不追求应有的正义。

比如，以良好的职业操守展现立场的理性，在群情激愤面前保持清醒，在利益诱惑面前坚守底线，在各方压力面前恪守原则。又如，以良好的职业水准展现思维的理性，在复杂局面之下认真研究、在“一边倒”的观点面前不盲从、在“疑罪从无”与竭力求真之间找到平衡点，等等。

虽然法律作为调整现代社会秩序的主要规则，无处不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但是单靠法律又无法全面调节丰富的社会生活。《孟子·离娄上》云：“徒法不足以自行。”英国军事理论家托·富勒也有名言：“人类受制于法律，法律受制于情理。”可见古今中外先贤都认为，法律在运行过程中必然受到社会情理的影响。

特别是在当今司法活动中，很多案件情况复杂、当事人诉求多、人民群众期望高、各方工作要求严、舆论关注度高、考核维稳评查压力大，办案人员常常面临“既要……又要……还要……同时兼顾……”诸如此类的要求。这就更加需要司法者坚守法律基本原则、严守公平正义底线，理性考量各方因素，得出合法理、顺情理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