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5年

杨廷筠《代疑续编》以“文学”二字定义“literature”。

1932年，1934年

周作人与嵇文甫将现代中国文学与思想的源头追溯至晚明。

现代中国“文学”的多重缘起

“文学”一词今天用以翻译“literature”，其现代意义的登场，并非仅出于清末文学改良论者康有为（1858—1927）与梁启超（1873—1929）的论述，也不在五四运动启蒙革命大纛上。19、20世纪之交，“现代”文学成为流行口号，然而在此之前，试图一新中国文学面貌的契机已经此起彼落。其一可追溯至17世纪初，改宗天主教的儒家官员杨廷筠（1562—1627）所撰的宗教小册子《代疑续编》。杨出生于虔诚的佛教家庭，科第甲于一时，历任督学、御史及京兆少府等，家乡杭州为明朝繁盛的文化中心。1611年，他目睹两位耶稣会士为友人父亲施行天主教临终祈祷，深受感动，改宗天主教，余生以文字论辩劝世人改信天主。1635年，《代疑续编》于杨廷筠身后刊刻，当中以“文学”指称诗文、史书、论说，包括古代圣贤格言等文字艺术，概念相当于英语语汇“literature”。

《代疑续编》一书延续中国历史上“文学”一词的既有用法，但大大开拓了它的含义。“文学”最早出现于《论语·先进》，是孔门四科之一。“文学”指的是将儒家典籍学问融入个人言行举止的修为。嗣后的年代，“文学”实践被纳入更广泛的文化思想领域中。“文”在古典脉络里有多重意义：从文章大业到斯文修养，从宇宙“人文”“天文”的彰显到文化教育的具体作为，从审美经验到童蒙规训，都包括在内。

晚明思潮剧变，其中涉及的诸多论题，都可汇总于“文学”的广大意涵下。思想家李贽（1527—1602）挑战新儒学正统，号召“放言高论”的自由表达。袁宏道（1568—1610）则通过抒写个人感受的诗歌，反对拟古派的文学审美。其他文人、编书家，包括徐渭（1521—1593）、凌濛初（1580—1644）、冯梦龙（1574—1645），都对长久以来备受排挤的小说与戏曲文类做出巨大贡献，因此可被视为文学现代化的先驱。就某种程度而言，他们的创新也反映社会的变动，这与皇权中衰，城市经济勃兴，西方教会文化东来，以及儒家思想的激进个人主义转向，都有关系。

尽管浸淫儒家传统，杨廷筠依然积极投身晚明文化思想再造运动。他的“文学”视野是在和耶稣会士的来往过程中得以拓宽的，后者将西方的文学概念带进中国。相较之下，翻阅早期天主教传道著作，如杨廷筠友人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的《西学凡》（1623年），其中我们已见“文艺之学”的表述，意指“文章技艺的学问”，涵盖“诗”“词”在内，有别于传统士大夫的“文学”实践。“文艺”一词，字面意思为“文章之技艺”，最早出现于儒家典籍《礼记》（约前43年）。艾儒略“文艺之学”的用法，显然受到欧洲耶稣会学校课程设置方案《研究纲领》（Ratio studiorum）的影响。杨廷筠吸纳了艾儒略“文艺之学”的概念，将之融入中国传统的“文学”话语中，赋予这一语词一种新的意义。

“文学”的中西范式在17至20世纪间递嬗不息。尽管杨廷筠的小册子到20世纪已被世人遗忘，却曾在清朝产生过影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杨廷筠等人的天主教著作在中国士林中再度流传。魏源（1794—1857）是对天主教著作极为精熟的士大夫之一，他的百卷本著作《海国图志》是一部关于西方各国详节、图史兼备的地图集，对西方技术有所阐说。魏源于此书评述，罗马之所以成为大帝国，原因之一是它吸收了希腊“文学”传统的精华。魏源的“文学”一词，着眼于纯文学（belles lettres），与杨廷筠的用法相互辉映而扩充其指涉范畴，不仅仅及于文学研究，也包括文学创作。

魏源与持相同观点的知识分子，试图努力更新“文学”的意涵，他们在传教士中寻得志同道合者。与耶稣会士一样，这些传教士认为必须向中国人解释西方的文学概念。1837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 F. A. Gützlaff，1803—1851）在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表《诗》一文，将中国“诗人中的诗人”李白（701—762），与荷马（Homer，生卒年不详）和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并举为世界文学之魁杰，文中郭实腊对“文学”一词的用法与杨廷筠相同。通过对荷马的介绍，郭实腊开启了现代中文世界对西方文学著作的认知。

19世纪中叶，新教传教士的著作巩固了“文学”的新义并有所发展。1857年，晚清中国第一部中文月刊《六合丛谈》奠定了中国有关西方的文学定义基础。自1857年至1859年，刊物特色是每期都有一篇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撰写的专栏文章，介绍西方文学。专栏探讨中西“文学”概念之异同，并强调文学分化的历史语境。艾约瑟发表于《六合丛谈》创刊号的文章，题为《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在世界语境中展示了中国“文学”一词的地理学内涵。

艾约瑟对中国文学史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将“史诗诗人”（epic poet）译作“诗史”，意思是“以诗写作的史家”。“诗史”本是一个公认的术语，指的是具有历史自觉的抒情诗人。艾约瑟使用这个概念、或者说误用这个概念，反倒有助于将西方“史诗”（epic）中体现的叙事成分，引介到偏重诗歌的中国文化传统里来。他将荷马史诗与中国“诗圣”杜甫（712—770）的诗作进行比较——现代学者恐怕无法接受如此粗浅的比较。然而艾约瑟的努力，终究引起了文学经典的重构。他通过吸纳戏曲和小说这些传统意义上的“下层”文类，开拓了中国文学的疆域。他甚至还颂扬了元朝的白话戏曲作品，以及此后历代的大众文学。就此而论，他预先宣告了70年后五四新文学运动对中国文学传统的重构。

在《六合丛谈》的后续各期里，艾约瑟将话题引至修辞、史书和灵修文学（devotional literature）等文类。他认定欧洲的议会制度是修辞学在西方兴盛、东方没落的原因。他随后介绍了一系列的西方上古雄辩之士，包括柏拉图（Plato，约前429—前347）和西塞罗（Cicero，前106—前43）。艾约瑟的专栏文章也特别论述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4—前425）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前460—前395）的史书。最后，介绍晚清中国士人不熟悉的灵修文学。灵修文学，就其西方意义言，承载了虔诚、敬畏和崇拜的基督教价值观，代表一种新的文学视角。尤其从艾约瑟对灵修文学的接纳来看，这组专栏的目的就是要重构一个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学传统，核心宗旨在于引导人们信仰上帝。

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范式主要关注的是本土语境下发起的各种革新，中国文人的贡献当然最为重要。本文以艾儒略、郭实腊和艾约瑟为例，无非凸显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漫长与驳杂，及其跨文化性和翻译性。无论如何，至19世纪末，中国现代文学已登上时代的舞台。“文学”的意义不再局限于儒家典籍的研究，或教化熏陶的传统形式。更确切地说，“文学”适逢其会，成为各种形式、理念与功能交锋的场所：精英与通俗、保守与激进、本土与外来相互激荡。假如儒家学说里，“文”所具有的载道与教化的至高权力至今仍挥之不去，那么它从外来的和民间的资源里所获得的就是一种新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康有为与梁启超这两位晚清改良运动的领袖人物，为其国家大业而开始宣传“文学”，以至于将文学塑造为拯救中国的唯一策略。

1932年3月，周作人（1885—1967），这位五四新文学运动声音最响亮的领导者之一，在北平发表了关于现代“文学”起源的演说，稍后出版成书，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推崇晚明公安、竟陵二派，尊崇所谓人性之解放的立场，他指出：“（晚明）那一次的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周作人尤其奉袁宏道为高明人物。袁宏道倡议的以个人性灵为基础的文学，以及随时代发展的文学观，让他从中发现了现代主义的回响。

周作人并非唯一一位从一个古典时刻里发现中国文学现代性源头的学者。1934年，嵇文甫（1895—1963），一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家，在他的著作《左派王学》中追溯现代中国文学与思想的源头至晚明；当时激进风格的王阳明（1472—1529）儒家学派大行其道。然而，周、嵇毕竟不同，前者在晚明发现的是有关五四人文主义自由派话语的源头，后者找到的则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初始标志。两人都以有意的以今搏古，对历史进行一种现代意味的介入。事实上，两人所显现的对文学和文学史的理解，都是一种中国和非中国因素的混合体。后之来者，在为现代与前现代架起桥梁时，每每受到周作人和嵇文甫的启发。如任访秋（1909—2000）对袁宏道的文学观念所作的研究，及对李贽试图挣脱儒教思想束缚所作的抒发。

尽管周作人和嵇文甫深浸于五四极端反传统主义的话语中，却都认为文学史包含了多重的断裂和延续。他们试图将现代中国文学的起源追溯至晚明的事实，提醒我们现代性总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19、20世纪之交，“中国的现代”出现以前，历史上也存在过许多鼎革与更新的时刻。同理，我们可以将周作人与嵇文甫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时代错置之）考察，再往前推进一步，如将晚期士林所持的性灵与文学进化观点追溯到更早的历史时刻。例如竹林七贤——这是公元3到4世纪的文学名士群体，以乖悖的行为和桀骜的脾性著称，他们或许是另一个启发多重中国现代性的来源。鲁迅对此即有所省思。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想到刘勰（465—约522）。作为传统中国诗学的奠基之作《文心雕龙》的作者，他在《时序》一章中思考文学演进的变迁。

由此可见，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缘起”的故事，必然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结局的叙事。假如由周作人和嵇文甫构思的现代文学、历史脉络，对今天的我们历久弥新，那是因为它指明了由诸多人描绘的“文学”或“literature”的多重轨迹：从杨廷筠到艾儒略、从李贽到袁宏道、从郭实腊到艾约瑟、从康有为到梁启超等各有所长。在这层意义上，中国文学的“现代”起点有如满天星斗，闪烁万端，1635年、1932年、1934年不过是其中之三。

李奭学 撰　张治 译

参考文献

李奭学，《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证道故事考诠》，（北京，2010年修订版）。

李奭学，《译述：明末耶稣会翻译文学论》（香港，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