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古典学派与组织传播

公元前4世纪的哲学家庄子说过这么一个故事：子贡南游过汉阴时，路遇一农夫，以瓮取水灌田，子贡遂问他：“你为何不用桔槔呢？一天可灌溉浇园上百畦，事半功倍，又很省力。”农夫答曰：“我并非不知，只是使用机械必有机心，人一有机心，便会失去纯真。”虽然几千年过去了，但子贡和老人之间的这种争论依然存在。然而，许多人认为，机械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将人类从自然的竞争者变成自然的主宰者。当19世纪末的工业革命促使西方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时候，人们在欢呼机械化过程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古典组织学者也竞相以机械隐喻作为他们理论研究的重心。

一、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

风行于20世纪初期的科学管理运动对商业、工业组织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科学管理发端于泰勒的工作。作为宾夕法尼亚钢铁公司的总工程师，泰勒对工人的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特别关注，并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实施他的管理理念，他因此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

泰勒信奉“谁拥有金子，谁制定规则”。他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几乎对当时工人所有方面的活动都加以控制。为了保证工人做好接受新颖、科学的工作制度的准备，泰勒竭力主张采用可以激励工人达到更高层次劳动生产率的奖励制度。他认为：“一个合理的工作日对应于一份合理的工作日报酬。”因此，他要求管理者事先制定每个工人每天的任务计划，并且细化完成这些任务所需的具体程序和步骤。管理者要为落实任务的标准和确保任务完成的效率而安排一些必要的人员组合和合作。套用泰勒的话，管理的艺术就是“知道你到底想让人们做什么，接下来就是看着他们以最好和最省钱的方式去做”。

被泰勒本人冠以“任务系统”的管理理念主张，效率和生产的实现主要取决于如下因素：(1）任务的确定。管理者应该使用科学方法，发现最有效地完成每项任务的每个细节和方式。(2）用以完成每项任务的控制条件和具体设备的安排。完成任务的步骤和时间必须预定并严格执行。(3）用以奖励高效率和高生产的激励系统。按件计酬的工资制度奖励生产率高的工人，考绩制度和工作激励是该薪酬体系的核心，而惩罚或失败时追究个人的责任也在其中。(4）管理所肩负的安排工作以及监督其完成的职责。工人在严密的监督下受雇和受训以完成工作任务。这种任务系统有助于用设定工作任务的科学方法取代更随意的管理手段，即基于特定的工作要求和人员条件来选拔和分派工人、工头或一线管理者，借助于为每项工作任务确定科学的程序、步骤来监控工人的工作。最后，该系统在管理者和工人之间做了清晰明确的区分。管理者的职能是规划和组织，工人只需按照事先的规定完成每项任务即可。

泰勒方法的基本精神是基督教伦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信仰科学技术的混合物。这样的方法被美国的管理层广泛接受，并在20世纪初得到了进步运动的支持。然而，也有许多管理人员对泰勒为他们设计的新角色感到不安，毕竟，泰勒对他们良好的判断能力和超常的工作能力提出了质疑，而这本是许多年来公众一致称赞的品质。所以，许多雇员把这种方法视为对管理特权的不合法干涉。工人不愿意实施时间管理并因此使工作的每一个方面都标准化，他们拒绝那些使他们持续在效率巅峰状态下工作的刺激性体系。由于管理层和工人双方日益强烈的反对，科学管理更多地是在一系列技术程式的伪装下存在，而不是作为一种主要的管理理念而存在。

二、法约尔的古典管理理论

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在75岁时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由于法约尔提出的管理工作14条原则中的第4条——统一指挥与泰勒所提出的“职能工长制”明显对立，一些人便认为法约尔与泰勒的理论是相互竞争和有明显差别的，但法约尔自己则一再强调他们两人的著作是相互补充的。法约尔于1918年退休后直到去世，一直担任由他创办的以推广法约尔主义为宗旨的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领导人。

法约尔给管理过程下了定义。按照法约尔的观点，如果管理能使组织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方面作出努力的话，其结果便是组织的效率。有趣的是，法约尔并没有把传播作为一个管理“要素”。然而，可能除了“计划”这一要素之外，很难想象其他要素能在没有传播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古典管理理论中的组织、指挥、协调与控制等要素，需要管理层和雇员之间进行传播与沟通才能发挥作用。因此，传播可以被看做法约尔管理要素中不明确的一个部分。

法约尔提出14条他称之为戒律的管理原则，包括协作与专门化原则、等级原则(强调等级制组织形式，在其中，所有的参与者都被置于控制关系的金字塔结构内）、指令单一原则(没有哪个参与者可以从两个以上的领导那里接受指令）、控制范围原则(强调每个领导不能拥有超过其有效监督范围外的下属，尽管理论家不能在可被监督的下属的具体数量上达成一致）等等。不过，他也意识到，组织中的传播完全通过垂直和高度结构性的渠道流动，有时候是不利于组织管理的。对于大的企业和行政机构来说，垂直的权限线一般都比较长，在处理问题时费时较多，而事业的发展恰恰又要求对各种事务尽可能作出迅速的处理。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法约尔提出了“跳板”原则(如图2-1）。法约尔认为，利用“跳板”原则处理问题非常简便、迅速和准确。比如图中的F和P之间，按照层级原则，需要传递20次、起草大量文件、经过几周乃至几个月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利用“跳板”，只要经过一次直接协商就解决了。

三、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一位知识渊博、才华横溢、影响广泛的思想大师，也是一位德国民族主义者。他曾公开强烈批评德皇，指控德皇是隐藏在国王的神圣权力之后的不学无术者。他认为，对于国家来说，“合理的法律结构和行政管理结构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合理的现代资本主义不仅需要一种可靠的法律体系和按章行事的行政管理制度”，只有用立宪民主制替代君主专制，才能解决德国的国内外问题。战后，他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其成就“涉及经济学家、哲学家、法律学者、历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

与泰勒和法约尔不同的是，韦伯从没有做过一名实际的管理者。他对行政结构和组织有效性的观察，来自他对西方文明发展的研究。从这些研究中，韦伯得出结论，文明的产生是权力和统治的结果。他指出，每一个社会的特征是不同的政治统治形式，统治阶级要保持它的权力和统治地位，就需要取得权力的合法性，并发展一种管理工具加强和支持他们的权力。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官僚制(bureaucracy）理论，并在三个领域展开了原创性研究：一是分析了官僚组织；二是分析了权力形式；三是高度关注官僚制的影响。

韦伯认为，官僚行政组织“精确、稳定、有纪律、严肃紧张和可靠，也就是说，对于统治者和有关人员来说，言而有信，劳动效益强度大、范围广，形式上可以应用于一切任务，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在所有这些意义上是实施统治形式的最合理的形式”。因此，官僚主义为组织提供了一个理性合法的形式，废除了保护制度并消除了人为的可变性。按照韦伯的观点，官僚主义原则，特别是权力的合法性和组织中所有成员对同样规则和程序的遵守，对所有的组织，无论大小，公共或私人，工业或商业，都普遍适用。

韦伯的贡献在于，对官僚制组织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第一次提出了系统的范畴，以帮助人们对组织进行分析。基于此，福斯特认为，现代组织理论无非是给韦伯理论所做的一个脚注而已。

四、古典学派的组织传播思想

建立在泰勒、法约尔和韦伯等人研究基础上的古典学派，对传播过程如何运作，或者说由谁、通过何种渠道、对谁、说什么乃至产生了什么影响，都有明确的观点。古典学派认为，传播与沟通的存在是为了通过纵向的、正规的渠道推进领导者对组织的指挥和控制。因此，在古典理论中，组织的大部分传播以命令、规定和指示的方式从上到下流动。传播就是信息的传递。传播过程被看做是一只携带信息的、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的水桶。唯一需要反馈的地方就是定期报告计划的进展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信息是通过一系列报告逐级上报的，而信息下达也是通过一系列传声筒传达的。只有少数反馈从下级雇员上行到管理者(法约尔的“跳板”为水平传播的进行提供了可能）。在组织的较高层级，工作涉及的计划和协调越多，水平流动和自由流动的传播的可能性就越大。然而，水平流动和自由流动的传播终究是古典理论中的特例。

古典学派认为，组织内部传播如果发生问题，肯定是某些管理原则没有被正确遵循。比如，一个经理人员的控制幅度太大，与下属进行有效传播的能力就会被削弱。对于这种问题，古典学派认为经理人员应授权下属，并缩减控制幅度。泰勒的理论则认为，没有必要通过沟通来传播困惑。雇员不必去感觉和体会，而只需要去工作。

在传播渠道方面，古典学派虽然也认为有许多渠道有助于传播进行，但是泰勒等人都指出了书面传播的重要性。韦伯的态度最为鲜明。他强调规则的重要性，也强调把规则以书面形式表达出来的重要性。泰勒和法约尔似乎也偏好书面传播。例如：泰勒认为，每种工作都有“最佳完成方式”，这一观念促使他制作书面雇员手册。对于法约尔来说，组织中所有雇员都要遵守专门职位的“秩序”原则，认同以书面形式表达指令和指导原则的重要性。正因为古典学派支持组织从上到下的等级秩序以及以书面之类的规范形式进行传播，而且传播内容主要是探讨包含在信息生产中的技术问题，因而形成了非常刻板的传播语气和严肃的传播氛围，这样不仅使组织传播显得不够亲切，而且还导致组织中出现僵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