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很多人对这本书的内容本身以及这本书的准备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应该从我的父母说起，因为没有他们，我不可能在这里表达我的感谢。我七岁的时候，我的妈妈就教育我做事应该认真仔细，教我养成做事勤勉的习惯。记忆中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用筷子从卷心菜里拣出小虫，然后把它们放到一个桶里。我和妈妈分工合作，妈妈为卷心菜浇水和施肥，我负责拿走小虫。这是有机耕种，不用农药杀虫。实际上，那时（大概1955年）的中国还没有杀虫剂。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在我们刚到香港的那几年里（1958—1965年）帮助我的妈妈做手工活。我们把塑料的圣诞马槽和圣家庭（指圣婴耶稣、圣母玛利亚和圣约瑟）涂上颜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耶稣、玛利亚以及圣约瑟。我慢慢学会了集中注意力去工作，忽略周围的任何干扰因素。妈妈38岁就去世了，那时的我19岁。至今为止，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地感谢她对我生命的意义。妈妈，我深深地感谢您赐予我生命并教会我良好的工作习惯。我把我职业上的成功归因于我的勤奋和专注，正是你把这两样礼物赐予了我。

我把我教育方面的成长归功于那些给予我特殊关怀的老师。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离开上海到香港的第一年），教我英语的王老师给我起了现在的英文名字Anne。我的父亲表示赞同，他说因为这是英国公主的名字。所以，我知道在我父亲的眼里，我是很特别的。在高中的时候，教授地理的贺老师鼓励我读大学，他说我将来一定会很成功。在德卢斯明尼苏达大学，有一次我的导师Kamal Gindy临时有事离开，让我替他教一节课，讲授如何用手工计算相关系数。当时我是外国留学生，几乎不会说英语，但他还是指定我做同班同学的老师。由于他对我的信任，我也增强了自信。在我读硕士期间，一个学期末的时候，我的父亲突然来到学校看我（我已有三年没见过他了）。当时我有一门功课的论文还没完成，我请求任课老师George Milkovich教授多给我一点时间。他却告诉我，应该好好和父亲团聚一下，不需要去写完这篇论文。论文虽然没有写完，但还得了A 。从Milkovich教授那里我学会了应该仁慈地对待学生，帮助他们建立信心。在UCLA，我非常感谢William Ouchi教授拒绝做我的论文指导委员会主席，因为他知道我不会对经济方向的管理（他的研究领域）产生兴趣。相反，他指导我去阅读Katz和Kahn（1978）编著的《组织的社会心理学》一书，正是这本书成为了我做博士论文的“圣经”（具体内容见第一章）。我也感谢Bill McKelvey教授，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建立理论。同时也感谢Tony Raia教授，他担任了我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的主席，是他给了我绝对的自由去探究自己的研究兴趣。Chet Schriesheim教授（那时他执教于南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教我严谨的研究方法和统计分析方法。Barbara Gutek教授教我如何从一组数据中探寻人口特征多样化的研究主题，并且是她引领我初识多样性研究领域。后来她成了我那本人口统计学书的合作者。在UCLA，我上的第一堂博士课程是Charles O'Reilly教授讲授的。他教我如何用现有数据撰写实证论文，激发了我对研究的兴趣。我想对从中学到博士阶段我的所有老师说：谢谢你们教我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提升了我的自信，并且培养了我对学习的热爱。

在我的研究生涯中有许多合作者，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学者。我永远相信要从最优秀的人身上学习。我真的很幸运有这些优秀的学者成为我的研究伙伴。除了上面提到的老师，我还要感谢Duke大学的同事们，是他们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支持性的成长环境。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同事Lyman Porter教我如何从真实的世界中寻找重要的、值得研究的管理问题。我刚刚到香港科技大学的时候，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一无所知，樊景立老师让我知道了关系人口特征（relational demography）和关系（guanxi）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他还鼓励我去创办一个新的期刊，专门发表中国管理研究的论文。没有他的支持和鼓励，《组织管理研究》（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MOR）是不会诞生的。

我很多的研究合作者是我的博士生。很幸运在我执教的每个学校我都能够带到优秀的学生。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比他们从我身上学到的多。例如，从我的学生忻榕那里学到了中国的关系概念，从肖知兴那里学到了社会网络研究，从陈镇雄那里学到了对主管的忠诚，从王辉那里学到了高管领导，从王端旭那里学到了中国环境下的雇佣制度，从吴斌那里学到了团队领导，从张燕那里学到了团队多样性，从Sushil Nifadkar那里学到了上级对新员工情绪的影响，从Atira Charles学到族群认同的过程和重要性，以及从宋继文那里学到了组织控制。最近，我从刚毕业的学生欧怡那里学到了谦卑（humility）——她的博士论文题目，这是值得我认真关注并牢记于心的美德。

我对中国的认识和热爱还来源于我在中国各大商学院有很多优秀的朋友。张维迎教授是使我对这片美丽的土地产生认识的最重要的人。第一次遇到他是在1998年，当时在香港哈佛研究中心开幕式上我们坐在彼此身旁，我相信是命运把我们安排到了一起。从那之后，他成了我很好的朋友并且为我从事中国管理研究提供了最强大的支持。没有张维迎教授，我对中国管理研究的涉猎不会发生。2000—2001年我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学术休假（当时他是光华管理学院的执行院长）开启了我对中国的认识和热爱。他为我创办“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和《组织管理研究》（MOR）提供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支持。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前任院长陈玉树教授及现任郑国汉院长、光华的现任蔡洪滨院长也为我提供了同样重要的支持。香港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是《组织管理研究》（MOR）产生以来最主要的资助者。我代表中国管理研究的所有学者，感谢这四位院长具有如此远见卓识，认识到中国管理研究的重要性，并且信任我能够通过IACMR和MOR来发展此领域。我也希望向中国其他高校商学院的院长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包括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赵曙明教授、前西安交通大学和现上海交通大学的李垣院长、复旦大学陆雄文院长、中山大学李新春院长、电子科技大学井润田副院长，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伊志宏院长、劳动人事学院曾湘泉院长和公共管理学院董克用院长，感谢他们多年来的友好和支持。此外，一些其他的好朋友，他们中的一些也是我的研究合作者，激发并帮助我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制度，包括在中国生活的艺术。他们是张志学、张一弛、贾良定、张西超、阎海峰、谷里红、冯芷艳、李兰及贺国玉等。我不能在这里将他们一一列出，但是他们是我对中国如此热爱的原因。

对从事中国管理研究的学者们而言，IACMR与MOR无疑是两件十分珍贵的礼物。但其发展离不开很多同行的支持和共同努力，我个人的力量实在微不足道，没有他们，所有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和发展的。这里仅仅提及在初期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几位，包括陈晓萍、樊景立、李家涛、边燕杰、梁觉、赵曙明、陆亚东、刘忠明、鄭伯壎、周京、谢家琳、陈昭全、姚忻、由秀军，Max Boisot, John Child, Joseph Galaskiewicz, Michael Hitt, James March, Marshall Meyer, Michael Morris，以及Victor Nee等。还有更多的无名英雄，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同样非常重要。上面提及的和那些很多在此无法一一提及的人都在IACMR与MOR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除此之外，我还要感谢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在2003-2012年对MOR的支持。也要感谢美国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中许多朋友和同行对我事业成长的帮助与指导。

我也希望借此机会，对一些私交深厚的亲友表达我无尽的感激。在我的生命中，他们给予了无条件的支持与帮助。非常感谢汪悦、陈晓东、谭爱玲（Eileen Thom）、梁慈晖（Julita Leung）、苏家正、Keni Chow、Mary Carol Perrott、Ann Smith和Neal Stoughton。虽然我们很少相聚，但每当我需要朋友倾听我的烦恼，或者助我解脱困境的时候，你们总是在那里。谢谢你们！还有徐神父和许多教会的朋友，他们在我的生命中，具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我无法将这些年来给予我支持和鼓励的人的名字一一列出。但你们每个人在我心里都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现在我们回到这本书的准备部分。首先，我要感谢张志学和武亚军的鼓励，是你们让我认识到了这本书的价值。我希望这本书的内容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

本书的完成得益于很多人的努力和帮助。我想感谢本书中各篇论文的翻译者，他们是各大高校的研究生。迈阿密大学的博士生刘永虹（Tracy Liu）负责组织了这次翻译工作，她的导师是Chester Schriesheim（也是我在研究生时的老师）。贾良定教授的研究生们做了翻译后的校对工作。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文章翻译者和校对者的名单如下（按照姓氏先后）：蔡亚华（南京大学）、洪瑞（复旦大学）、侯立文（北京大学）、黄鸣鹏（北京大学）、黄勇（南京大学）、姜铠丰（Rutgers University）、卢军静（北京大学）、唐晓袆（北京大学）、王丹妮（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王琳（北京大学）、王未（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王新超（北京大学）、杨鑫（南京大学）、姚晶晶（北京大学）、尤树洋（南京大学）、张好雨（北京大学）、张袆（南京大学）、章雯（北京大学）、张燕（北京大学）、张一弛（北京大学）和周燕华（北京大学）。以上各位同学和老师从自己异常繁忙的学习中抽出时间对文章进行了翻译，并对译稿进行了详细地校对和修改，我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的另一部分重要内容是每个章节前的导读部分。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的首席学习顾问June Qiao和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怀明云协助我完成了这部分内容。我把每一章节的介绍部分录音后，先由怀明云转为文字稿件，并做初步整理和编辑，然后June Qiao做第二遍的修改，最后结合她们两个人的意见，我对每篇文稿进行改进和充实。每个章节的导读部分都经过至少三四轮的循环修改过程。他们也把每篇翻译的论文再精细加工，保重质量。在此，特别感谢她们二位耐心细致的工作，也感谢她们为这部分内容的定稿提出的宝贵意见。

南京大学的贾良定教授对本书的所有文稿进行了详细的审阅，仔细推敲书中的每一句话，并对文稿和论文进行了多次或大或小的修改，其认真态度着实令我感动。我们也非常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林君秀女士和朱启兵先生在办理出版许可和文稿编辑中所进行的艰苦而富有成效的工作。我们还要感谢厦门大学的张攀在后期文字校对中付出的努力。这本书集合了很多人的力量，但我对其内容负责。有不当和错误的地方，都属于我的过失，希望读者原谅和批评指正。

我在开始的时候表达了对妈妈的感谢，却没有提到我的父亲。他在1949年我只有一岁的时候离开了我和妈妈。再一次见到他已经是1961年，那是我和妈妈到了香港的第三年，我已经十三岁了。见到父亲的两个星期内我都无法完全叫出“爸爸”。六个月之后他再次离开，两年之后才回来。我和他是一种微妙的父女关系，因为我从来不了解他，我也认为他不了解我。但是，他赐予我的礼物比其他礼物加起来还要多，因为他介绍我认识了天主教的信仰，为我安排了洗礼。我和妈妈都在1963年12月接受了洗礼。这种信念成为我生命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尤其是最近的三十年。它是我内心力量、专注和使命的源泉。耶稣告诉我们最大的戒律有两个：一个是用你全部的内心、灵魂和心灵去爱上帝；另一个是像爱你自己一样去爱你的邻居。我们怎么样去爱上帝呢？其实就是通过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他人，不管是熟人、生人还是敌人。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期望，但我要努力去做到。我依靠这个信仰能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所以，最后，感谢上帝赐予我生命、智慧以及我生命的方向。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女儿Amelia（徐晓梦），你是我生命中的阳光。

徐淑英（Anne S. Tsui）

2012年4月

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