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从“吉”、“凶”到“善”、“恶”

周之前的善恶，是没有类型基础的善与恶，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好与坏”、“吉与凶”或者“利与不利”，这或许有价值意义，但不具有道德意义。而自“德”的观念的引入，神从无善无恶到惟德为善，先秦真正伦理意义上的善恶观念就是在周初这样一个“祛魅”的过程中出现的。《诗》云：“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瘼。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又云：“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117]。孔颖达疏曰：“此在上之天，能照临於下，无幽不烛，有赫然而善恶分明也”。又曰：“言维此王季之身，为天帝所祜，天帝开度其心，令之有揆度之惠也。又安静其德，教之善音，施之於人，则皆应和其德。又能有监照之明，又能有勤施无私之善。又能教诲不倦，有为人师长之德；又能赏善刑恶，有为人君上之度。既有君人之德，故为君王於此周之大邦。其施教令，能使国人徧服而顺之。既为国人顺服，则功德有成。能择人之善者，从而比之，言其德可以比上人也”[118]。可见，周初的善与恶已经具有了理性基础和伦理价值。

徐复观认为，在周人“忧”的意识跃动之下，人的信心的根据，渐由神而转移向自己本身行为的谨慎与努力。这种谨慎与努力，在周初是表现在“敬”、“敬德”、“明德”、等观念里面。尤其是一个敬字，实贯穿于周初人的一切生活之中，这是直承忧患意识的警惕性而来的精神敛抑、集中及对事的谨慎、认真的心理状态。这是人在时时反省自己的行为，规整自己的行为的心理状态。周初所强调的敬的观念，与宗教的虔敬，近似而实不同。宗教的虔敬，是人把自己的主体性消解掉，将自己投掷于神的面前而彻底皈归于神的心理状态。周初所强调的敬，是人的精神，由散漫而集中，并消解自己的官能欲望于自己所负的责任之前，凸显出自己主体的积极性与理性作用。敬字的原来意义，只是对于外来侵害的警戒，这是被动的直接反应的心理状态。周初所提出的敬的观念，则是主动的，反省的，因而是内发的心理状态。这正是自觉的心理状态，与被动的警戒心理有很大的分别。[119]在周初道德的人文精神觉醒之下，人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有了真正的责任心，也即是开始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某程度的自主性。但他们行为的根源与保障，依然是传统宗教中的天命，而尚未达到在人的自身求得其根源与保障的程度。因此，此一历史黎明的阶段，为后来的人性论敞开了大门。[120]

关于善恶的认知，周人以抽象的“德”为评价原则，德本身即意味着善，但尚未形成更为统一的标准和理性认识，所以善与恶往往是在诸如祭祀、军事、国家治理与日常生活等具体行为当中被界定的。如“克明俊德”、“允恭克让”（《尚书·尧典》）、“惇德允元”（《尚书·舜典》）、“敷佑四方”（《尚书·金滕》）、“惠鲜鳏寡”（《尚书·无逸》）、“缉熙敬止”（《诗经·文王》）、“柔惠且直”（《诗经·崧高》）、“于豳斯馆”（《诗经·公刘》）、“彻我疆土”（《诗经·江汉》）等都被认为是善；而如“昏迷不恭”、“反道败德”（《尚书·大禹谟》）、“甘酒嗜音”（《尚书·五子之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尚书·胤征》）、“败祸奸宄”（《尚书·盘庚上》）、“厥纵淫泆”（《尚书·酒浩》）、“杀戮无辜”（《尚书·吕刑》）、“靡神不宗”（《诗经·云汉》）等则都认为是恶。这种对于善与恶的直观认知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价值判断标准，所以，对于善与恶的关系也并没有过多的思考和论述。虽有如《汤诰》“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之说，然详考之，仍不离具体的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