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帝与性理

由于受古希腊哲学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影响，反映在宗教哲学方面，基督也成了逻各斯，如海德格尔说“基督就是拯救的逻各斯，永远的逻各斯”。也如游斯丁（Justinus，一译查士丁，约100—166）所认为的，逻各斯就是上帝的内在理智和永恒智慧，它与上帝同在，它本身就是上帝。上帝也是凭借逻各斯创造万物的。逻各斯永恒地普照着整个世界，向所有人启示着真理。

同时，绝对的上帝也在注视着人类的存在。在一般意义上，人本身有局限性，也即人是有缺点的。例如，人很难认识自己的真实存在，特别是在人情绪冲动之时。也许正是因为身在庐山之中，而难识庐山真面目，所以，康德说，即使人“只想研究自身，那么首先由于他那通常一旦产生便不容伪装的情绪冲动，他便进入一种尴尬的处境：当内心冲动在活动时，他不能观察自己，而当他观察自己时，内心冲动又平息了”。人自身的局限使人不能客观地观察自己的真实存在，但是，在基督教看来，绝对的上帝能。因为上帝是造物主，他创造了万物，创造了人类。他的全知全能包含了他对人的全面了解，也包含了他能监督人的活动。

在此，也容易使人联想到贝克莱的上帝证明——“存在就是被感知”。物的存在能被人所感知，也能被上帝所感知。人乃一物也，人的存在也能被上帝所感知。上帝不仅创造了人，而且也在感知人的存在。由于人之精神的有限性，也才有了上帝“永恒的精神”的存在，这个“永恒的精神”的存在既规定了世界的秩序，同时也规定了世界的善。

在对人的认识上，儒家、道家、佛家都要求人成圣（或成仙、成佛），尽管它们对圣的理解不同。但是要成圣，首先是要有这方面的基础和条件，在这个问题上，它们都持有肯定的态度。如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禅宗讲“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 “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道家也认为，人通过修养工夫可以成为圣人、神人、至人或真人。实际上这其中有个前提，那就是人有成圣的可能。至于成圣的理路，各家的认识有所区别。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西方基督教意义上的上帝，也不需要通过信仰上帝去拯救人自己的灵魂。因为人有“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和“良知”，也能通过尽心而知性，也有良知的自觉能力。然而，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即尽心的主体是谁？是谁在尽心？儒家的答案是，先验主体——良知自己。不然的话，何以叫自觉呢？良知就是超越性的存在。至于佛教意义上的顿悟成佛之主体，则是作为先验性存在的佛性。《大乘起信论》中也有“一心二门”的思想，而其中的“真如门”就是心的先验存在。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不同之处就在这里。超越的良知（良心）或佛性等在观察我的存在，也即超越的心在观察我的一切，内在的超越者在监视着我的“作业”。“业”是借用佛教意义上的范畴，它包括人的行为、思想、言语，也即人的所做、所想、所说都受良知的支配和监督。

这样一来，西方哲学就形成了外在形而上学，它的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区分，突出了外在认知的意义，凸现了逻各斯的意义。而中国哲学则成了内在形而上学，它注重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突出主体自由自在的意义，突出对人之心性的觉解意义。

如果说，外在形而上学突出了外在实体的本体意义，如上帝是实体，也是本体，那么，内在形而上学则突出了主体就是本体的意义，如心是主体，也是本体。如果说外在形而上学是一种实体形而上学的话，那么内在形而上学则有更多的境界形而上学意义，即心是本体，也是境界。对本体的认识和对人之心灵境界的提升是同一的，真和善也是同一的。

我们比较中西思维方式，考量中西文化的差异，意在了解各自的价值取向以及民族性格；同时，也试图在比较中认识自己民族的思维方式的意义，认识民族文化的特质。说到底，也是在认识自己。近代以降，当西方的“逻各斯”思维向我们袭来，当中国的传统文化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以及当下中国社会的文化话语系统仍是西方的话语系统时，我们是不是在不自觉地丢失着自己的民族记忆？是不是不自觉地患上了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失忆症”？如果是的话，那将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民族失忆，就将会导致这个民族的消亡。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民族的消亡，实质上是其民族文化的消亡，而不是人的消亡。我们研究、反思中西文化的差异，不仅要去吸收借鉴西方文化之优长，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自己文化的思考确证自己的文化身份，验证自己的真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