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牟宗三先生把道家哲学规定为境界形而上学，笔者同意牟先生这个提法，但是对于其具体观点则不完全赞同。他认为老子的“道”完全是在主观意义上的，而不具有客观的意义。在他看来，老子哲学并没有探讨“道”是什么的问题，所以不存在存有论的问题。笔者认为，在老子哲学中有存有论，即存在论的问题，老子哲学中的存在论和境界观是统一的。老子哲学不仅有对存在的述说，而且有境界的意义。

老子探讨了“道”是什么的问题，他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还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可以看出，老子的确探讨了“道”是什么的问题，只是由于“道”的绝对存在性，所以不能去界定它。相反，如果能界定的话，它就不是“道”了。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即“道”如果可以言说、可以界定的话，那就不是本然意义上的“道”了。所以，由此看来，“道”不是实体，而是存在。蒙培元先生持这一观点。

“道”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只是它不是一个感性的存在。所以，“视之不见，名曰 ‘夷’；听之不闻，名曰 ‘希’；搏之不得，名曰 ‘微’”。“道”是一个境界性的存在。所谓感性的存在就是用感性去把握，而所谓境界性的存在就是需要用境界去理解。根据老子的思想，人们可以通过“静观”“玄览”去认识“道”的存在，从而走入境界形而上学。所谓“静观”，就是“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使人的精神处在虚静的状态，去认识世界的本然性存在。这个本然性存在就是“道”。“道”就是存在本身，“本然”一词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范畴，然者，在也。“本然”的意思就是存在本身。所谓“玄览”，乃是一种内心直觉方法。《老子》第十章有“涤除玄览”，这不过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不论是“静观”，还是“玄览”，都有体知、领悟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老子哲学界定为境界形而上学。

也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非常钟情于老子的《道德经》。他在晚年不顾汉语难学的困惑，与台湾学者萧师毅共同研习《道德经》。这是由海德格尔本人的哲学思想所决定的，因为海德格尔哲学属于境界形而上学之列。熊伟先生对这一情况的解释是：“何以故？因为 ‘人’也。将来阶级消灭，‘通人’常在。”“通人”指的是一般人。到了共产主义实现以后，阶级虽然消灭了，但人依然存在，人之境界的形而上追求也不能缺少。

对于“道”和人的关系，在老子哲学那里应该从“域中有四大”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上去理解。人和地、天、道均为“域中四大”，说明人的地位并不低，但是人也不应狂妄，因为“道”毕竟是存在和价值之源，在人和“道”的关系上，人最终应该“法”的是“道”之“自然”。因为这“道”的“自然”之境是超伦理、超世俗的，所以是本真性的。而现实的情况是，“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仁义”成了“道”的异化，“智慧”乃是“伪”的表现。所以根据道家的逻辑，需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复归“道”的自然之境。

在庄子哲学中，虽说“道”仍然是本然性的存在，但也是宇宙的价值之源。它的境界形而上学的意义更加突出，这主要表现在庄子所描述的“真人”上。“真人”体现的是“道”的境界。“真人”的基本特征是“不知说（悦）生，不知恶死”, “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他能忘掉人世间的苦乐、得失和毁誉。他顺其自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命”在庄子那里就是自然的意思。庄子的最大特点就是“无己”，忘掉自己，同一于“道”，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道家哲学对魏晋玄学影响很大。魏晋玄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名教”和“自然”的关系，魏晋玄学的基本哲学性质可以说是“自然本体论”或“自然存在论”。当然也要对它的“自然”做出说明。根据它的思想，其“自然”范畴不是自然界意义上的自然，而是自在、自是和自由的意思。然者，在也；然者，是也。自然就是自在，就是自是，也就是自由。王弼提出“名教本于自然”，郭象认为“名教”就是“自然”，而嵇康则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所反对的是异化了的纲常名教，所追求的是人生的自在和自由。总之，“自然”是魏晋玄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