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诗集的英译出版机会如何?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
中国当代诗人英译诗集出版的数量北岛居首位,美国新方向(New Directions出版社)推出的有:《八月的梦游者》(The August Sleepwalker,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译,1990); 《旧雪》(Old Snow,杜博妮与陈迈平合译,1991), 《距离的形式》(Forms of Distance,大卫·亨顿[David Hinton]译,1994)、《零度以上的风景》(Landscape Over Zero,大卫·亨顿与Chen Yanbing合译,1996); 《开锁》(Unlock,爱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与Iona Man-Cheong合译,2000); 《在天涯》(At the Sky's Edge,2001,这本是《距离的形式》和《零度以上的风景》合集); 《时间的玫瑰》(The Rose of Time,温伯格编选,温伯格等译,2010,这本为5本旧诗集的精选加15首新诗),共7本诗歌选本,此外还有短篇小说集《波动》(Waves,1990),散文集《午夜之门》(Midnight's Gate,2005,之前有2000年西风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蓝房子》[Blue House])。
1989—1993年间,美国媒体上有几篇关于北岛诗集英译的评论文章,宇文所安的文章因引起争议而知名度最大。1990年他为《新共和》杂志写的北岛书评未加标题,编辑根据内容而加了一个——“全球影响焦虑:什么是世界诗歌”(“The Anxiety of Global Influence:What is World Poetry”),中文译文已发表于北大出版社的《新诗评论》(2006,总第三辑)。宇文所安从几个不同的方面谈到“世界诗歌”:诗人心目中理想的世界诗歌,没有语言障碍,被外人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造就的(西方)“世界”诗歌;诗人刻意写就的世界诗歌,失去地方性,成为西方文学翻版;诗歌翻译造成的世界诗歌。此外,谈到理想的世界诗歌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之后还能保持其诗的形态,从而迫使我们重新定义“地方性”,接着又谈到受劣质翻译影响而形成的所谓新诗,然后才以北岛诗歌为例批评中国新诗的滥情,接着是肯定北岛的才华和译者的功劳,说北岛诗歌不像其他中国诗那么甜腻。宇文所安对中国新诗起源的质疑以及关于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对立,本文由于篇幅所限不作讨论。他评价北岛及北岛那一代诗人时说他们从“文革”中走出,敢于使用大胆的意象。他的赞美和批评都很含蓄。他也谈到西方读者有的喜欢北岛后期的非政治诗,有的则喜欢北岛早期的政治诗,由此他提出了几个很重要(也很尖锐)的问题:“谁能决定哪种诗有价值、从而来判断诗人的转变好还是不好,是西方读者还是中国读者?谁的认可更有分量?”“假如这些诗是美国诗人用英文所写,它们还会被出版、并且是被一家有名望的出版社出版吗?”
宇文所安对北岛的第一本英译诗集《八月的梦游者》的翻译质量是充分肯定的,也没有否认北岛的才华及其不同于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创建,他认为北岛的诗歌为世界诗歌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写作方式,但又正因为这一点而担忧:面对译者的出色翻译,国际诗人会赞美这些诗,这种赞美又会反馈到本土,使本土诗人也赞赏这些诗,从而认为这个诗人重要。这既是对译作的高度肯定又是一种疑虑,同时给诗歌译者们造成两难,译得太好了会有“美化”之嫌,引起读者错觉;译得不好则会“贬损”原作,并使译本失去读者市场。但与其说是“为难”译者,不如说是给译者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职业标准。更重要的一点是,英译品质直接影响了被译者在西方的被接受程度及其地位和重要性。我们在考察中国当代诗英译状况时,也应该思考这些问题。
从新方向1990年版《八月的梦游者》的几个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北岛的英译诗最早是以《太阳城札记》小诗册的形式于1983年在康奈尔大学出版,译者杜博妮在1983年版的小诗册里写道,她在不违背原义的前提下偶尔会自由发挥将原作译成更好的英语句子,而不拘泥于其字面意思。她致谢的一大排鼓励者中有马悦然、史景迁和李欧梵。在1988年以及1990年版的前言里,杜博妮详细介绍了北岛的成长环境,194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政治、1976年以来的中国诗歌诉求以及北岛诗歌的美学特征。在1990年美国版序言里谈的是政治风貌和《今天》复刊。封底在向美国读者介绍北岛时将其称为中国前卫诗人,最有天赋及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诗集《旧雪》(1991)主要介绍北岛的流亡诗人身份。《零度以上的风景》(1996)将北岛介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美国艺术文学院荣誉会员,称这本声音和意象独特的新诗集更具有抒情性和深刻性。《在天涯》(2001)由著名诗人Michael Palmer作序,这篇序言与之前序言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剖析了中国状况之后,紧接着将北岛置于世界文学这样一个更大的框架中,与文学史上的诗歌巨人一起进行评论——北岛的意义已不仅仅在中国文学之内了,同时这篇序言也介绍了北岛在世界各国的旅行,最后以一句象征性的“他不带护照旅行”结束。《时间的玫瑰》(2010)是北岛自序,谈到其40年的写作、建筑工经历,在艰难环境下开始写作,谈到《今天》,谈到流亡,谈到《今天》是唯一一份穿越了地理界限的中国先锋文学杂志,最后一段将写作、铁匠、捕猎、自由、距离这些概念糅合在一起谈,一连串的比喻和转喻,很有感召力。书末是温伯格2009年写的北岛生平介绍,谈到北岛30年的作品显示出他没有停留于“朦胧诗”时期,而是逐渐复杂,这归功于他在流亡中发现了策兰、瓦列霍、曼德尔施塔姆、艾基、特朗斯特罗姆等,最后谈到北岛不能回国,但书籍却在大陆畅销,被允许在香港教书。封底是过去各大媒体上的评语摘录,出版社介绍北岛是中国最知名的诗人,其作品已被翻译成30种语言,公共崇拜者包括达尔维什、桑塔格、特朗斯特罗姆。这本诗集全面展示了北岛40年的写作,似乎是为诺贝尔文学奖而准备,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最终是北岛的崇拜者之一特朗斯特罗姆获得桂冠(这里有两个问题:此书于2010年正式出版,而2009年北岛获得中坤诗歌奖后就被邀请回国,再加上2011年北岛的青海湖之行,立刻使“不能回国”之说过期;第二,除了《今天》以外,贝岭和孟浪在美国波士顿与大陆作家/诗人联合组稿编辑的《倾向》从1993年到2000年出版了13期,也可以说是穿越了地理界限的中国先锋文学杂志,区别在于《今天》海外版有赞助保障,《倾向》因经费问题和其他问题而休刊)。
北岛的7本诗集都出自名家之手,杜博妮是著名汉学家,大卫·亨顿以翻译杜甫起家,1997年因翻译《李白诗选》、北岛的《零度以上的风景》和《孟郊晚期诗选》而获得美国诗歌学会翻译奖,温伯格是著名的帕斯英译者、诗歌评论家。
杜博妮在《八月的梦游者》的前言里说:“北岛的诗歌具有可译性,因为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强有力的意象和显著的结构。”杜博妮确实抓住了这两点并在这两个方面突出了北岛的诗歌风格,即使是比较弱的诗,经她这样一处理,弱点也被掩盖了。北岛的《走吧》一诗起句:“走吧/落叶吹进深谷/歌声却没有归宿。”杜博妮译成:“Let's go—/Fallen leaves blow into deep valleys/But the song has no home to return to. ”对比一下唐飞鸿的英译版:“Let's go/dry leaves blowing down the valley/homeless, singing. ”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杜博妮的译作妙在何处,沉闷的排比句“走吧”在唐飞鸿笔下还是沉闷的,而杜博妮一个破折号就将它们起死回生。从“落叶”“深谷”,到第三行,都可以看出两个版本的效果大不一样,杜博妮的翻译更有诗意,也确实如评论所说更富于音乐性。最后一节“走吧/路呵路/飘满了红罂粟”,杜博妮的英译是:“Let's go—/The road, the road, /Is covered with a drift of scarlet poppies. ”北岛此处的“路呵路”和《船票》一诗里的“海啊,海”,杜博妮处理得都很巧妙,没有把夸张的“啊”译出来,而是把拖长的“啊”转变成紧凑的“the road, the road”“the sea, the sea”,从而带来一种节奏感。
大卫·亨顿翻译中国古诗时很随意,沿用了王红公的中间断句、跨行的方式(唐诗哪有跨行?),赋予唐诗一种新的变了样的生命。翻译北岛的诗时则处理得很老到、神似,而且有一种奇妙的功能,很普通的句子在他笔下也能出彩,比如,“这是并不重要的一年”—“it's been a perfectly normal year”。他抓住了北岛的语言特征,非完整句式的短词语,比如“在母语的防线上/奇异的乡愁/垂死的玫瑰”—“at the mother tongue's line of defense/a strange homesickness/a dying rose”。再比如“母亲的眼泪我的黎明”—“mother's tears my daybreak”。他同杜博妮一样不拘泥于原文,“千百个窗户闪烁”—“windows glimmer by the thousand”,将“千百个”后置,更有诗味。《在天涯》的封底,出版社的介绍语是:既表现了原作的音乐性,也表现了原作的厚度。北岛流亡之后的诗比70—80年代的诗更有深度,所以才有亨顿译本与杜博妮译本的区别——他们翻译的是不同时期的作品。北岛最新英译诗集今年即将由Black Widow出版社出版,译者为Clayton Eshleman(瓦列霍的英译者)和Lucas Klein,从电子版中看到一些很好的句子,整体上不如前人的译本,当然这也许是先入为主的原因。
新方向出版社于2005年推出了很厚重的一本顾城诗选英译《梦之海》(Sea of Dreams,206页,之前有另一家出版社的顾城诗选《无名之花》[Nameless Flowers])。继北岛和顾城之后,新方向今年四月即将出版西川的《蚊子志》,中英双语,共253页。北岛诗集中英双语版除了30年作品合集《时间的玫瑰》为288页,其他都不超过200页。
《蚊子志》(柯夏智译)的译者前言是精彩的导读,谈到西川对朦胧诗的高涨抒情和韩东的反智都不满意,而是追求一种国际性的纯诗。西川早期的诗偏于抒情,1989年之后的两年西川几乎停笔,然后以一种新的风格出现,他的散文诗有其自身的诗歌方式。跋是作者的文章《传统在此时此刻》的英译,这对读者了解作者的思想深度是另一种窗口,这一点是其他中国当代诗人个人英译集子里所没有的。柯夏智翻译西川,让人想到好的诗歌译本除了译者理解到位、语言技艺高超之外,译者与诗人之间存在某种气质相投也起很大作用,就像庞德译李白、威利译白居易、王红公译杜甫、施耐德译寒山那样有一种默契。封底是罗伯特·哈斯在Believer杂志上对西川的介绍,大意是:他翻译了庞德、特朗斯特罗姆、米沃什、博尔赫斯,他自己的写作显示出相应的复杂性和美学跨度。正式出版的封底改为加里·施耐德和C. D.赖特等人的短评。北岛之后,是否会出现西川热?柯夏智在为西川作品开辟的博客里提到西川以后也许会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这一点不知是开玩笑,还是推测?不过他这样说也有一点根据,在活着的中国当代诗人里,除了北岛,新方向只推出了西川,这也许是某种指示灯?对于西川的宣传,在两个细节上近似当年对北岛的推介:1989年的影响和创办地下刊物《倾向》(1988—1992)(这里有两个问题:西川并非《倾向》的唯一创办人,但英语里未说西川是创办人“之一”; 《倾向》也不是西川从1988年一直办到1992年)。这让人感到中国当代诗如果要引起西方重视,必须带一些政治方面的因素。这一点又让人联想到柯雷对唐飞鸿和托尼·巴恩斯通的批评。难道新方向出版西川是因为1989年和创办《倾向》吗?难道中国当代诗不足以好到以诗本身引起西方重视吗?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中国诗人不认识北岛、没有参与或见证1989、没有创办地下刊物,他的诗歌再好、在中国影响再大,如何才能被新方向出版从而引起西方重视呢?这是中国当代诗人面临的问题,也是英译者面临的问题,唐诗已经进入了英语,但当代诗有什么非政治性的突破可以进入英语世界?
柯夏智选译的西川作品,用典很多,而且涉及面比较广,但他一个注释也没有用,这是高妙之处,显出译者的水平。他在忠实的基础上用英语展现了原作最好的状态,而不是死译。同杜博妮翻译北岛一样,柯夏智也是很巧妙地裁减,使英译简练而不失原味,比如《山中》结尾两行“四匹马暗红的心房内/有火树银花霎时成为星座”:“Within the dark red hearts of the horses/A silver blaze becomes a constellation(直译:银火变为星座)”;或者变换英语句式以遮盖原作的弱处,比如《一个人老了》的开头部分:“一个人老了,在目光和谈吐之间/在黄瓜和茶叶之间,/像烟上升,像水下降”,被译作“A man ages—between sights and eloquence/Between cucumbers and tealeaves/Like smoke rising, like the descent of water”。第三行如果直译,就成了呆板的句式:“like smoke rising, like water descending”。再比如《夕光中的蝙蝠》里有一句“使我久久停留”,他只用了一个动词“pulls me/ to”(后半句省略),这是翻译中的神来之笔,比原来乏味的句式出色很多。“生命的大风吹出世界的精神”,他也译得很精彩,“Spiritus Mundi blows through life's wind”。拉丁语Spiritus Mundi是叶芝在《第二次降临》中用过的,简单一个词道出这首诗的寓意和引申义以及更多层面的解读,比用注释强多了。出色的翻译,不遗余力的推崇,这些都是原作者的幸事。
除了新方向以外,西风(Zephyr)出版社也一直致力于外国文学译本的出版,有俄罗斯系列、中国系列、波兰系列。中国系列推出了洛夫、夏宇、多多、张耳、商禽。
多多诗集中英双语版《抓马蜂的男孩》(The Boy Who Catches Wasps:Selected Poems by Duo Duo,西风出版社,2002,211页),译者为汉学家利大英(Gregory B. Lee),他前言中谈到在中国时发现多多的诗歌具有复杂的意象,句式在后“文革”诗人中很少见,于是邀请多多去他在北京的公寓庆祝1986年元旦,席间谈起北岛、顾城、芒克、江河,并对20—30年代诗人有过争论(译者当时刚完成关于戴望舒的专著)。前言从个人交往转向对中国新诗的概述以及对多多个人诗学发展的评述,接着是译者序言,介绍翻译的难处和对多多诗歌的英译处理。这两篇文字都对英语读者理解多多作品很有帮助,但第二篇太简单了,有关中文主语缺失应该是汉语基础课的内容。读这本诗集,文字上的忠实不是问题,翻译技巧也没问题,但缺乏诗味。诗歌的感觉主要是靠独特的语汇、节奏、语调、语气带动起来的。有一篇好评也是停留在谈论如何理解多多某些诗歌中的主语到底是指什么,评论文章的作者Kazim Ali赞美了译者的技巧,但多多诗歌的复杂性、音乐性以及语言上的创新没有在这个译本中显现出来,这一缺陷没有被评论者发现,或者是发现了没有指出来。译者有两大任务,一是把作者的声音和风格凸显出来(而不仅仅是字面意思),二是介绍作者和作品在文学史中的位置(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坐标)。这一点麦芒做得很成功,他以数首诗的出色翻译和一篇很有分量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提奖辞”(参见《今日世界文学》2011年春季特刊),充分展示了多多的诗歌特征及其对中国当代诗的贡献。
海子的诗歌英译,2005年由Mellen出版社出版,译者为Zeng Hong, Zhao Qiguang在前言中称海子为朦胧诗人之一(? ),25岁时卧轨自杀。这两个卖点确实造成一些影响。还有《在秋天的屋顶上》(Over Autumn Rooftops, Host出版社,2010),译者为Dan Murphy(毕业于美国康州大学,麦芒的汉语学生)。Tupelo出版社将出版叶春的译本《麦子熟了》。此外,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博士生Gerald Maa也在翻译海子,很值得期待。
西风出版社与《今天》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今天》系列,由北岛、刘禾以及西风出版社主编Christopher Mattison共同主编,在香港印刷,目前推出了于坚、翟永明的中英双语诗集,即将出版韩东、欧阳江河、柏桦的双语诗集。
于坚的《便条集》(Flash Cards,2010,151页),由王屏和美国诗人Ron Padgett合译,很受好评,获得2011年BTBA翻译奖提名。《便条集》属于那种不需要任何前言都可以吸引读者的书,便条不是诗,但比诗更有趣,简单随意之中玩尽了反讽与揶揄。英译相当漂亮,这是诗人译诗的好处,把一首诗吃进去,消化透,再创作出一首诗。王屏翻译于坚多年,同于坚的语言有一种天然的默契,我还记得2004年于坚第一次在美国朗诵的那次诗歌研讨会,我做同声翻译,到了诗歌部分我口中念王屏的英译,耳机里听于坚朗诵中文,感觉用词和语调十分接近。Ron Padgett在前言里说既不想把于坚译成美国诗人,也不想让他显得太中国化,而是把他置于两个极端之间。Simon Patton的导读是一篇很有价值的评论。从诗集文宣资料上看到于坚两岁时因医生用青霉素过量而失去了大部分听力,他说“已经习惯用眼睛来认识世界,而不是靠与其他人交谈。我必须为自己创造‘内在的耳朵’”。
翟永明的《更衣室》(The Changing Room,2011,164页),英文标题有对弗吉尼亚·伍尔芙《一个人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的回应,但内容没有显示出“Changing”(变化),收录作品40首,从翟永明80年代的组诗一直选译到她近期的《毕利烟》,涵盖了其将近30年的写作,突出了一种女性声音,但显得单一。王屏的序言,加上译者前言,对作者作了很好的介绍,译者Andrea Lingenfelter谈到美国自白派对翟永明的影响,但指出翟永明有她自己的声音,其意象由夜晚、黑暗、血、性、死亡主导(这其实还是很自白派),作者经常回到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的过去,与男权社会不断对话。读译文,感觉翟永明早期的作品翻译得出色一些,90年代以后的趋于平淡。译者很会把握分寸,把翟永明喜欢用的词语比如“今朝”“如今”译成简单的“today”(今天),有时候干脆没有翻译出来,使句子在英文里显得更当下。但有几处英译比较罗嗦,比如《渴望》最后一行,“使这一刻,成为无法抹掉的记忆”—“That transforms this moment into a memory that can't be wiped away”,《边缘》中的一句“该透明的时候透明”—“turning translucent when should turn translucent”。似乎没有译出风格的变化,从《女人》到《静安庄》到《十四首素歌》到《时间美人之歌》到《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有相似的哀怨,《毕利烟》终于有了变化,结果最后一行的“去政治化的本土味道”被误译成“驱散政治化土壤的味道”(driving away the smell of a politicized soil), “去政治化”和“本土”没有译出来。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误译,譬如“下毒”被译成“吞毒”,当然,这些细节也许不重要。Andrea Lingenfelter之前翻译过棉棉和安妮宝贝,语言造诣和翻译造诣都很高,主要问题是选择面太窄,但她在前言里说她已经挑选了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作品。
韩东的《来自大连的电话》(A Phone Call from Dalian,2012,128页),多人合译(六人不同时期翻译的汇集),44首诗,Nicky Harman编选,题材和风格十分宽泛、有趣,柯雷和Nicky Harman分别作序。英译有点参差不齐,但序言挽救了一切。柯雷的导言是一篇很好的诗歌评论,他对韩东诗歌观念的改变以及当时在中国诗歌界的影响都做了很好的介绍,也揭示了韩东诗歌文本中一些内在的东西。译者前言与柯雷导言互补互应。
欧阳江河的《重影》(Doubled Shadows,2012年,136页),由温侯廷(Austin Woerner)翻译并撰有译者前言。开篇是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导言。顾彬说1979年以来中国诗歌既是奇迹,也是灾难,新诗经过30年的实验(1919—1949)和30年的意识形态化(1949—1979),到了70年代末从形式到内容都开始走向成熟,其代表性的产物立刻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北岛、顾城、多多是那个时代的抒情声音,被广泛翻译、讨论。为什么说是灾难?因为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把中国当代文学推向一个不确定的新空间,这个时期出现的诗人如欧阳江河要求文学脱离简单的、非黑即白的政治表达模式,而更多地关注美学和语言问题。后朦胧诗人并非不政治化,而是将政治隐藏起来,《傍晚穿过广场》之所以能发表是因为审查制度跟不上诗人的复杂语言。除了政治和经济因素,第三大危险是英语的时髦,中国文学不关心自己的传统,读者必须了解西方传统才能读懂中国诗人,你必须是国际诗人才能是中国诗人。欧阳江河解决这个难题了吗?他用一种复杂的语法、丰富而不寻常的词汇写诗,写诗人与现实的复杂关系(如《手枪》《玻璃工厂》《报复》)。并非只要是中国人就能读懂中国当代诗。此外,欧阳江河不是穷诗人,而是中产阶级,住在有门卫把守的公寓里,不能随便见到他。以上为简译。顾彬导言写出了当代诗复杂的一面,并以极其幽默的隐喻结束。
温侯廷为耶鲁大学东亚系毕业生,翻译过李贺,2009年在《今天》基金会赞助下到北京与欧阳江河合作翻译后者的诗,他在翻译前言里写道,翻译一个活着的作者可以绕开文字而直接进入对方的想象世界,译文不是二等文本,而是同原文一样属于原创,同原文一样忠实于原作者,甚至比原文还要更忠实,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任何绕道都可以是合理的。前言很长,译者谈到如何理解欧阳江河的过程,并以翻译实践和如何处理某些诗句来介绍作者的语言风格。译诗部分有很多精妙之处,但有些地方对不懂中文的英语诗人会是一种挑战,不过挑战之处正好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使读者看到一种新的诗歌风格,相对而言,韩东不同于朦胧诗的文本风格在英译中却不是那么明显和突出。
关于柏桦的《风在说》(Wind Says),我只看到非正式电子版,感觉不错,译者前言的感性文笔似乎与柏桦的诗歌气质很相投。译者是居住巴黎的诗人Fiona Sze-Lorrain,译笔优雅,前言略显浮华,好在书后有访谈,会使读者对柏桦有一些直观认识。
杨炼的英译诗集在美国看不到。旅美大陆诗人中,雪迪的诗译成英语的最多,已出版4本诗集和4本小诗册(chapbook),共8本,质量大都上成,获得了许多好评。张耳在西风出版社出了两本英译诗集——《关于鸟的短诗》(Verse on Bird,2004,71页)和《水与城》(So Translating Rivers and Cities,2007,153页),由张耳本人与数位美国诗人合译。麦芒(黄亦兵)的双语诗集《石龟》(Turtle Stone, Godavaya出版社,2005,167页),作者自译,美国华裔诗人Russell Leong作序。还有直接以英文写作的中国诗人出版的个人诗集,哈金3本,王屏2本,渐清和叶春各1本。篇幅有限,无法多介绍。
最新一本汉诗英译是食指的《冬天的太阳》(Winter Sun,石江山[Jonathan Stalling]译,张清华作序,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2012,208页)。北岛《回答》中的“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Let me tell you, world. / I-do-not-believe! )已成为名句,但有些英语读者不知道北岛受食指影响并有所呼应,“我不相信”之前的“相信未来”以个人诗集的英译面世,应该说石江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且他的语言奇才发挥得很好。但我担心诗歌读者会被这样的豪言壮语吓跑:“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有时候译者和出版者大概不会考虑读者,而只是为诗歌史留一册档案记录,这样来看,《今天》系列是否也是为了留“史”?那么英译出版与中国文学史到底是什么关系?翻译和出版除了交流之外还有更特殊的意义?当然也可以简单地看作翻译相对于文学发展有一种滞后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