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出发点还是过程？

空头理论如此猖獗，实在是因为世人（包括西人）对西方文论的局限缺乏清醒的反思。西方学术自然有其不可低估的优越性，也正是因为这样，“五四”时期我国学术才放弃了诗话词话和小说评点那样的模式，采用西方以定义的严密、概念的演绎、逻辑的统一和论证的自洽为特征的范式。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与中国古典学术相比，其优越性不言而喻。定义的功能是：第一，维持基本观念的统一性，防止其内涵在演绎过程中转移，确保学术在统一内涵中衍生的有效性；第二，稳定的定义是研究积淀的载体，学术成果因之得以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哲学文学理论就是因为其基本观念（如，道、气）缺乏严密的定义，难免长期在错位的歧义中徘徊。故“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废弃了“诗品”印象式的品评，连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模式都开始被冷落，转而采取了西方以定义为前提的演绎方法。但是，西方的这种方法并非十全十美，过度执著于定义，难以避免西方经院哲学的繁琐所造成的许多荒谬（如中世纪神学辩论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执迷于以定义为纲领，一味对概念作抽象的辨析，满足于在概念中兜圈子，容易把本来简明的事物和观念说得玄而又玄，最为关键的是，容易脱离实践陷入玄学式的空谈。其极端者乃是乔纳森·卡勒和伊格尔顿，因为文学无法定义，就否认文学作为客体（itself）的存在。其理由是，文学的观念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今后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连莎士比亚的作品都不被认为是文学。这就造成了蜻蜓吃尾巴的喜剧：号称“文学理论”的权威著作却堂而皇之地质疑文学的存在。[1]为理论而理论的文学理论，就这样把文学理论引向死胡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伊格尔顿和卡勒在学术方法上，一开始就错了。把定义概念的演变作为一切，不是把定义（内涵）和事实（外延）的矛盾作为问题，而是取消了问题，根本不承认文学（itself）的存在。一些被奉为大师的西方人物，其权威性中隐含了多少皇帝的新衣，是值得审视的。以米克·巴尔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为例，她一上来就为其核心范畴“本文”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

本文（text）是指由语言符号组成的、有限的、有结构的整体……叙述本文（narrative text）是叙述代言人用一种特定的媒介，诸如语言、形象、声音、建筑艺术，或其混合的媒介叙述（讲故事）的文本。[2]

这里定义的对象，是文学艺术，可谓空话连篇，其内涵中一点文学艺术的影子都没有。在西方前卫文论家中，米克·巴尔并没有太大的权威，但她这种空对空的定义模式却是西方文论的权威大师也未能免俗的。比如，不屑于对文学定义的雅克·德里达有时也不得不面对“文学的本质”，只好说：

如果我们坚持本质这个词——是于记录和阅读“行为”的最初历史之中所产生的一套客观规则。[3]

在德里达对文学本质的界定中，根本没有文本本身的内涵，只有其被阅读的“规则”。没有文学文本，何来阅读的对象，又何来阅读的“客观规则”呢？乔纳森·卡勒也为文学下了这样的定义：

文学是一种可以引起某种关注的言语行为，或者叫文本的活动。[4]

“引起某种关注的言语行为，或者叫文本的活动”，这哪里有什么文学的特殊内涵？中国历史的“寓褒贬”，国际社会上的外交辞令，不同样也要关注语言的行为吗？

以这样的贫乏定义作为大前提，根本不可能演绎出任何文学艺术的特殊内涵来。然而，西方许多大家对定义的局限和功能缺乏审思，在概念的迷宫空转中消耗着生命者代不乏人。李欧梵先生指望它解读文学文本，实在是找错了对象。

其实，这样的思维方法是相当幼稚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一切事物和观念，都有不可定义的丰富性：一、由于语言作为听觉象征符号的局限，事物和思维的多种感官属性既不可穷尽，又不能直接对应，它只唤醒主体的经验的“召唤结构”。二、一般的定义都是抽象的内涵定义，要将无限感性属性转化为有限的、抽象的、有序的规定，即使耗费上千年的才智，也难以达到可被广泛接受的程度。不要说人类到目前为止对审美、幽默、文化尚无严密的定义，就是对一个具体的人（如周作人）、一个“盘”字（它在春秋时代本是礼器），也未作出能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三、一切事物和观念都在发展之中，不管多么严密的定义，都在历史发展之中不断被充实、被严密、被衍生、被突破和被颠覆。一切定义都是历史的过程的阶梯，而不是终结。学术史上，并不存在超越时间的、绝对一劳永逸的定义。就是西方前卫文论用以否定文学的文化，其定义也一样众说纷纭，多至上百种。四、由此观之，定义不应该是研究的起点，而应该成为研究的结果和过程。一定要从精确的定义出发的话，世界上能够研究的东西，就相当有限了，甚至非常走红的萨义德的“东方学”这个论题本身就无法定义，从外延来说，东方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从内涵来说，也不共享统一的理念。实际上，连“中国”“美国”这样的论题，都很难下一个在内涵和外延上一劳永逸的、超越历史的定义。

虽然如此，离开了定义的一贯性，学术研究就难以顺利有效地展开。在这个关键学术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有相当深刻的成就，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第一封信》中开宗明义地说道：

在任何稍微精确的研究中，不管它的对象是什么，一定要依据严格地下了定义的术语。……一个对象的稍微令人满意的定义，只有在它们研究的结果中才能出现。所以，我们必须给我们还不能够定义的东西下定义。怎样才能摆脱这个矛盾呢？我以为，这样才能摆脱：我们暂且使用一种临时的定义，随着问题由于研究而得到阐明，再把它加以补充和改正。[5]

将问题作逻辑展开时，不能没有相对严密的内涵定义。临时定义（准定义）不阐述清楚，论题就无法展开作为学术体系的出发点，准确一些说应该是初始范畴，对其内涵的阐述不可回避。问题在于，面对初始的范畴，从何处着手？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有过系统的思考。他说科学的抽象要求对象性态“纯粹”“稳定”、不受“扰乱”，对于不断变幻的、不纯粹的事物，如何入手呢？他在《资本论》的“初版的序言”中提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是更容易研究的。”[6]在事物从低级到高级的不稳定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从高级形态回顾低级形态的方法：这就是说，从高级形态抽象出初始范畴，然后再阐释其低级形态：“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7]他宣告自己研究资本主义，并不因为它在欧洲发展不平衡而却步，他把最成熟的英国资本主义作为出发点，对此高级形态作逻辑的概括（定义、范畴），站在逻辑的制高点上，再进行历史的前瞻和回顾，将变动中的内涵（定义、范畴）作历时性的展开。在英国即高级阶段的内涵弄清楚了以后，作为低级阶段的德国的特点就不难得到充分说明了。虽然没有正面指出英国与德国的不同，但是，马克思对麻木的德国读者说：“这正是阁下的事情！”[8]这样从高级到低级，又从低级到高级的回环往复，资本主义范畴（定义）的内涵的运动变幻就不难以谱系形态构成了。

伊格尔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他只是简单罗列了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定义和英国文学前后变幻的内涵，就否定了统一的文学存在，似乎忘记了马克思的这个重要方法。低级形态的种种不成熟征兆，只有到了高级形态（现代文学）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反过来说，在高级形态形成定义之时，要防止陷入低级形态的纠缠之中。比如说，在为人下定义的时候，要避免用“猴子不是这样”来搅局。等到人的定义清晰了，猴子的属性自然不难说明。这个原则无疑可以成为一种学术原则。研究文学可以放心大胆地从现当代文学的成熟状态出发。为什么要从比较成熟的状况获得初始定义？因为在这种状态下，其性质“最为精密准确并且最少受到扰乱影响”，因而比较“纯粹”。[9]这一点马克思有过考虑：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不同，它不可能把社会生活加以“纯粹”化处理。马克思说：“在经济形态的分析上，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那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二者。”[10]为了避免干扰，作为出发点的抽象的对象，必须要是最为成熟的。一些号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师，在基本学术方法论上和马克思背道而驰，他们把马克思所说的对于“纯粹状态”的“抽象力”笼统地贬为“形而上学”。其实，当他们贬斥形而上学时已经陷入了悖论。当他们把流派不同的、高度概括的理论抽象出共性，贬之为形而上学时，他们所用的取其普遍而弃其特殊的方法，也就是高度抽象方法，恰恰是他们反对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因而不能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的复杂纠缠中把纯粹状态提取出来，而是把当代文学成熟状态推回到历史发展的低级状态中去，把复杂的历史过程和共时的逻辑概括的矛盾绝对化，充分暴露了西方文论缺乏在逻辑与历史的运动中进行概括的智力和魄力。

由于人类语言符号、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乃至系统论的局限，不管多么完善的定义，都只能是个体（乃至群体）狭隘经验和历史过程的小结，而不是终结——定义是永远不可终结的历史过程。因为定义不完善，就否认对象的存在，就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就否定庐山的存在一样，是非常幼稚的。这里有一个逻辑学上内涵和外延的关系问题，一时不可能有比较严密的内涵定义，但是，对象的外延还明白无误地存在。这时不完全的内涵定义，就和外延的广泛存在产生矛盾，内涵定义的狭隘和外延普遍存在的矛盾正是理论发展的契机。

西方文论轻率地否认对象的存在，就等于放弃了理论的生命线，造成了文学理论空前的危机。不可思议的是，国人囿于对强势文化的迷信，至今尾随他们错误的思路作疲惫的追踪。

他们的研究，也强调问题史的梳理，但是，他们的问题史只是观念的、定义的、关键词的发展史，也就是定义和概念（知识）的谱系史。[11]以理查德·罗蒂为代表的理论家认为：“真理是制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到的。”[12]“‘真理不在那里’，只是说，如果没有语句就没有真理；语句是人类语言的元素，而人类语言是人类所创造的东西。”[13]其实，只要懂得西方论辩术中的反驳的“自我关涉”原则，就能轻而易举地发现罗蒂在这里隐含着的自相矛盾的悖论。既然真理是人“制造”的，因为用了人制造的“语句”，那么罗蒂所说的一切也用了语句，从而也就不可能是真理。在这样简陋的大前提下，西方学人陷入了把“语句”概念当成一切，在概念中兜圈子的学术。罗蒂的“关系主义”，不管有多么高的形而上学深刻性，只要满足于观念关系的谱系，研究就难免落入概念游戏的陷阱。定义在英语中是“definition”，实际上是一种严密的区别和界限，但是，从内涵到外延的界限不管多么严密，与精致的文学创作和惊心动魄的阅读实践相比总是免不了粗疏和狭隘的。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只能是确立一个初始的定义，然后在其与外延的矛盾中，继续拓展和不断丰富，而最后得出的，也只能是一个历史性的、开放的定义，或者“召唤结构”而已。概念和定义的变幻是一种显性的结果，其深刻的原因，乃是它的狭隘性与对象的丰富性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观念的谱系变幻的动力。如果要说谱系，不仅仅是观念和定义的变幻系统，更主要的是观念总是与对象发生矛盾，因而不断被颠覆、被更新的历史。

谱系主义的偏颇还在于忽视了理论总是落伍于创作和阅读实践这一事实。相比于无限丰富的创作和阅读实践，理论谱系已经揭示出来的是极其有限的。同样是小说，固然中国的评点和西方文论都总结出“性格”范畴，但是西方现实主义总结出来的“典型环境”，我们却没有。同样是诗歌，我们总结出了“意境”，而西方却片面地强调“愤怒出诗人”“强烈感情的自然流泻”。这不等于中国的小说创作中没有“环境”因素——《水浒传》中的“逼上梁山”就是例证——只是没有上升到观念范畴。同理，西方也有歌德式的景观小诗，也有某种意境的诗，而屈原的“发愤以抒情”本来与西方“愤怒出诗人”相近，但是在理论上却长期被含蓄蕴藏的“意境”所遮蔽，并未概括为理论范畴。因而，光是梳理理念，只能实现概念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与实际的对象相比则不成系统，甚至不成谱系。

以中国的现代散文为例。如果仅仅关注现代散文的观念，那是很贫乏的。最初周作人在《美文》中为散文定性的时候就只有“叙事与抒情”“真实简明”[14]。这种简陋的定义就把鲁迅的随笔式的智性排除了，莫名其妙地把它打入散文的另册，给了一个全世界文学史都没有的文体名称：杂文。这实际上是把世界散文的智性一脉遮蔽了，从而造成了现代散文长期在抒情与叙事之间徘徊。在红色的30年代，叙事被孤立地强调，使散文成为政治性的“文学的轻骑队”；到了40年代解放区，主流意识提倡“人人要学会写新闻”[15]，50年代最好的散文就成了魏巍的朝鲜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和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文学散文成为实用性通讯报告，以至于50年代中期，中国作家协会出版了《短篇小说选》《诗选》《独幕剧选》，就是出不了《散文选》，只能出版一本《散文特写选》。观念的狭隘和实践的脱离造成了散文作为文体的第一次危机。后来杨朔在他的《东风第一枝》中强调要把每一篇散文都当作诗来写[16]，把散文从实用价值中解脱出来，可是又造成误导，使得“散文的唯一出路在于诗化”这一论调风靡一时，又把散文纳入诗的囚笼，造成散文文体的第二次危机。以后散文的主流观念为“形散而神不散”之类[17]。改革开放以后，从理论上来说，散文理念可足称者当为巴金的“讲真话”[18]和林非的“真情实感”论[19]。如果一味做谱系式的研究，则此谱系将十分贫乏。首先，所谓讲真话，所谓真情实感，都不是散文的特点，而是道德的和一般文体的共性，以这样的观念去进行谱系梳理，可能是文不对题。但是，如果把这种贫乏的谱系，连同周作人“五四”时期在《美文》中规定的“抒情与叙事”作为定义（知识）的谱系——不过不是作为结论，而是将其与创作和阅读实践的矛盾作为出发点，在二者的矛盾中进行直接概括——就不难发现，创作和阅读实践在不断突破狭隘的抒情叙事（审美）的理论。余秋雨的功绩，就在于在抒情审美中带来了智性，把诗的激情和历史文化人格的批判融为一体，但他充其量只是通向未来的断桥。王小波、贾平凹则在智趣的基础上，又带来了幽默的谐趣。王小波的散文，与审美诗化散文在美学范畴上迥异，不是诗化、美化，而是某种意义上的“丑化”，审美的狭隘定义被突破，乃有审丑的范畴。而幽默散文则属于亚审丑范畴。南帆的代表性散文，则既不审美抒情，也不审丑幽默，而是以冷峻的智慧横空出世，开拓了审智散文的广阔天地。在这样的整体过程中，谱系从审美抒情的反面衍生出幽默亚审丑，继而又从二者的反面衍生出既不抒情又不幽默的审智。从美学理论上说，长期以来，论者过度执著于康德的审美价值论，忽略了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合理性，造成滥情，而审智潮流的反拨，正是逻辑的、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现代散文由于周作人反“桐城派”载道而走向极端，把晚明小品作为典范，导致长期以审美小品为正宗，造成现代散文小品化的狭隘境界。从余秋雨、王小波、贾平凹、南帆、刘亮程、李辉以后，散文才以大气磅礴的哲思的灵魂突破了周作人的“真实与简明”，颠覆了周作人的“叙事与抒情”，开辟了一个以审美、审智、审丑为主流的“大品”时代。

这样的发展既是逻辑的线索又是历史的必然，逻辑的起点也是历史的起点，逻辑的终点也是历史的终点，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追求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说明，推动知识谱系发展的动力乃是创作和阅读实践，而不是知识谱系本身，理论的第一生命乃在创作和阅读实践的运动，理论谱系不过是把这种运动升华为理性话语的阶梯，这个阶梯是永远无法完善、永远没有终点的。脱离了创作和阅读实践，谱系不但可能是残缺的，而且也可能是封闭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论是对事实（实践过程）的普遍概括，由于主体的局限性，其内涵永远不可能穷尽实践的全部属性，理论相对于实践过程是贫乏的、不完全的，因而，理论本身并不能证明理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准则。这一点，马克思早就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过：

人的思想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的经院哲学的问题。[20]

从这个意义上说，谱系学的方法，不管多么严密，都带有根本的缺陷，那就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思想到思想，脱离了实践动力和纠正机制，带着西方经院哲学传统的胎记。当然，即使如此，关系主义的方法也许并非一无是处，它所着眼的并不是文学，而是观念变异背后的社会历史潜在的陈规。作为一种学术，它也许有其不可忽略的价值。但是，这样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解读学，在性质和功能上充其量也只能是双水分流。

[1]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2] 〔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3] 〔美〕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4]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5] 〔苏〕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页。又见〔苏〕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曹葆华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页。

[6] 〔德〕马克思：《资本论·初版的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页。

[7]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8] 〔德〕马克思：《资本论·初版的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页。

[9] 同上。

[10] 同上。

[11] 知识谱系的学术方法在上个世纪中叶可能以福柯为首，近来当以罗蒂为代表，参见〔美〕理查德·罗蒂：《哲学、文学和政治》，黄宗英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这种知识谱系方法常常表现为对“关键词”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内涵的梳理，在西方有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在中国有《当代文学关键词》（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 〔美〕理查德·罗蒂：《偶然 反讽与团结》，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页。

[13] 同上书，第13页。

[14] 周作人：《美文》，《晨报副刊》1921年6月8日。

[15] 胡乔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解放日报》1946年9月1日。

[16] 原文是“我在写每篇散文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杨朔：《东风第一枝小跋》，《杨朔散文选》，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20页。

[17] 语出肖云儒文章，载《人民日报》1961年5月12日。但是，这是秦牧在《海阔天空的散文领域》和《思想和感情的火花》中提出“一个中心”说和“一线串珠”的翻版。见秦牧：《秦牧散文创作》，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8] 巴金：《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9页。另外类似的说法还有“写真话”，见该书第98—100页。

[19] 林非：《关于散文研究的理论建设问题》，《散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20] 〔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