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很明显，福建会馆、福建义山、威镇宫等，就构成了吉隆坡福建人社群认同的三个主要途径。福建会馆管理福建义山和威镇宫为主的神庙，就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社群组织。会馆通过会员制，将福建人中的优秀分子吸收进董事会，形成对福建人的凝聚。会馆对义山实施了有效的日常维护与管理，不仅保障了义山的日常运作，也通过生死局出具的死亡证开具葬地许可，也比较好地掌握了福建社群在吉隆坡的籍贯、分布、职业等情况。雪兰莪福建会馆对福建义山的管理和维护措施，在其他社群义山也能见到。会馆对神庙的监管，不仅维护了福建人的精神寄托，也成为主要社群符号之一。

此外，我们从福建义山的历史变迁中可以看到义山在吉隆坡福建帮群的形成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早期福建会馆通过自己的行动对福建义山做了较好的管理和维护。通过福建义山的运作，福建籍这一地缘边界得到具体的表征，而这一运作又是以地缘性的福建会馆作为基础。透过地缘会馆，社群构成一个蜘蛛网状的网络，每个地缘会馆又是各自的网络的终点，每个其中的成员就是依附在不同的网点上。[33]福建会馆的领袖，就借福建义山、威镇宫，建构福建社群的共同记忆，塑造了族群边界。只要福建社群在吉隆坡的认同边界存在，福建会馆、福建义山就是社群认同的一种象征。在早期吉隆坡华人广东社群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福建人的会馆、义山、神庙三位一体的社群组织，有力地维护了福建社群的团结。当然，吉隆坡的广东人社群和广西人社群也通过类似的组织，维护了自身社群的籍贯边界，起到了凝聚本地社群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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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澳] 颜清湟著：《新马华人社会史》，粟明鲜等译，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33—35页。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

[3].[澳] 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粟明鲜等译，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48页。

[4].吉隆坡原本就没有华人社会和既存的社会结构，所有人都是新进移民，因此个人自我的社群归属，是以方言作为认同根据。而这种以方言作为人群辨异的标准，是新马华人社群分类的基本结构。参见麦留芳《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7年版，第108页。

[5].“老乡认同”往往表现为情感归属，归属可为个体提供某一群体的心理安全感、社会情感支持等心理需要的满足。情感归属最直接的就是对家乡方言的认同，这种方言所形成的内群体偏好就是对优势方言的一种情感依附和社会认同。参见张海钟、姜永志《中国人老乡观念的区域跨文化心理学解析》,《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6].参见本书第五章。

[7].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1页。

[8].J.M.Gullick, A History of Kuala Lumpur 1857-1939, Kuala Lumpur: Malaysi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000, p.79.

[9].General Remarks on the Cenesus,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901, p.114, 118.

[10].《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雪兰莪福建会馆1986年编印，第24页。

[11].力钧：《双镜庐文存》卷五《嘉隆坡募建福建会馆启》，光绪木活字本（残存6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2].力钧：《双镜庐文存》卷四《邱忠波传》。

[13].Review of the Census Pperations and Results,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911, p.112.

[14].[澳] 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粟明鲜等译，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8页。

[15].马来西亚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编著：《马来西亚华人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2002年版，第13—24页。

[16].杨松年：《战前新马文学所反映的华工生活》,（新加坡）全国职总奋斗报1986年版，第19—58页。

[17].《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125周年纪念特刊》，雪隆福建会馆，2010年，第158页。

[18].当然也不是绝对的，笔者就在20世纪30年代的福建义山的葬地收据里发现两个籍贯湖南和一个籍贯河南者。甚至在马来亚大学林德顺博士对福建义山墓碑的调查中，还发现了几块民国纪年的墓碑，籍贯居然是潮州和海陆丰。所以说福建义山埋葬的全部是福建省籍人有失客观，但毕竟非福建省籍的墓碑少之又少，起码大的省属籍贯是不会混乱的。

[19].《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18页；《雪兰莪永春会馆会议簿》第1册，第26—27页。

[20].《雪兰莪南安会馆三十五周年纪念特刊暨南安历代文献及邑贤创业史》，雪兰莪南安会馆，1972年，第43页。

[21].其他在1941年日本南侵之前建立的吉隆坡福建籍会馆分别为：福州会馆（1912）、龙岩会馆（1918）、安溪会馆（1929）、南安会馆（1939）。数据源自吴华《马来西亚华族会馆史略》，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980年版，第31页。

[22].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23].《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纪要》（1952—1955），第23—24页。

[24].《吉隆坡威镇宫观音寺沿革》,《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125周年纪念特刊》，雪隆福建会馆，2010年，第145页。

[25].《雪兰莪福建会馆120周年纪念特刊1885—2005》，雪兰莪福建会馆，2005年，第107—108页。

[26].《益群报》（吉隆坡）1920年10月30日。

[27].《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32页。

[28].《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54页。

[29].《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58、114页。

[30].《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170—171页。

[31].2013年1月5日拜访石马宫，与财政刘建兴先生访谈所得。

[32].资料为2013年12月—2014年1月笔者在吉隆坡地区的田调所获。参见本书第六章。

[33].李威宜：《新加坡华人游移变异的我群观：语群、国家社群与族群》, （台北）唐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