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吉隆坡福建义山的管理机构：雪兰莪福建会馆

顾名思义，雪兰莪福建会馆就是雪兰莪福建省籍贯乡亲的同乡组织。早期华人社团的功能，是在照顾同乡（地缘性社团）和同宗（血源性社团）在各方面的利益与福利。颜清湟教授根据马六甲应和会馆和吉隆坡广肇会馆的记录，做出很有见地的总结。他认为华人地缘性社团的功能主要有宗教和社会职能、福利职能、仲裁职能。[11]吉隆坡福建义山由雪兰莪福建会馆管理和经营，义山就是其殡葬功能的重要内容之一。

福建义山由雪兰莪福建会馆单独管理和经营，这种管理模式一直持续到今天。福建义山能够由福建会馆单独管理，缘于在义山出现时属于福建人社群的会馆只有福建会馆。1892年，永春籍人士成立“永春公司”, 1922年才易名永春会馆。在1900年左右时，福建籍的社团只有福建会馆和永春公司。迟至有详细文献记载的1926年，福建会馆的管理层多为南来的永春人。这就造成永春籍长期担任福建会馆的主要领导职务，[12]也最终延续了福建会馆长期独自管理福建义山的局面。南安会馆成立后，南安籍的洪启读担任福建会馆正会长达14年，成为已知正会长中首位连任超过10年者。但福建会馆独自管理福建义山的局面并未改变。故关于义山的章程长期都设在福建会馆章程的最后一部分。当然，如果只看福建义山的材料，是无法看到它的管理模式独特性，必须与毗邻的吉隆坡广东义山和吉隆坡广西义山相比较才能发现。

吉隆坡开埠之初，地广人稀，侨胞不幸逝世，草草成殓，随处埋葬，那时候还没有创立“义山”或“公冢”以供埋葬。粤籍先贤叶亚来、叶观盛、赵煜、陆佑及叶致英等为了一劳永逸处理侨胞善后殡葬事宜，遂发起成立吉隆坡广东义山，并着手向殖民地政府申请葬地，经过多年的奔波及筹划，终于获得政府首肯，于1895年正式宪报公布，拨给吉隆坡语文局路（旧飞机场路）一块215英亩地段给义山作葬地，至1920年，另拨地48英亩，使广东义山吉隆坡语文局路葬地增至263英亩。

广东义山能够早在1895年就获得宪报确认，这与广东社群在吉隆坡一开始就占压倒性多数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吉隆坡的数位甲必丹皆为广东人（包括刘壬光、叶亚来、叶致英、叶观盛）。早年参加吉隆坡建设的多为惠州客家人，1864年叶亚来就建立了“惠州公司”，以安置刚由中国家乡抵达之同乡及供贫病之同乡食宿。及后由叶致英和萧邦荣建议改名“惠州会馆”。广东人地缘性组织建立得比较早，相应广东义山组织的成形就较早。[13]但是与福建义山的管理单独归福建会馆不同，广东义山是由几个广东籍会馆共同管理。这可能与早年没有单独的广东会馆有关。[14]广东义山是由数个粤籍地域性会馆组成的义山董事会来加以管理。1916年12月，广东义山募捐，计广肇会馆献捐4000元、海南会馆1000元、潮州八邑会馆600元、惠州会馆480元、赤溪会馆280元。[15]其中赤溪为台山县下属乡镇，为叶观盛之籍贯。从中可以发现广肇会馆贡献最大。但是到1937年时赤溪会馆已经离开广东义山决策层，嘉应会馆和茶阳会馆加入。据1937年义山董事会章程，董事会设董事若干人，由下列会馆选出代表组织：广肇会馆六名，惠州会馆三名，嘉应会馆三名，琼州会馆三名，潮州八邑会馆三名，茶阳会馆一名。以后如有府属会馆成立，得由该府属会馆加选三名为董事，如有县份会馆成立而无府会馆包含该会馆者，得选一名为本会董事。产业受托员六名，广肇会馆二名，其余各一名，茶阳会馆除外。[16]从中大致可知1937年后广东义山的决策层里，广肇籍占几近三分之一的席位，而惠州、嘉应、琼州和潮州八邑基本上平分秋色，茶阳属于潮州府管辖之县，故而在广东义山决策层里发言权最小。

1898年7月20日，广西乡贤汤东公向政府申请义山20亩，获得批准。此后历任义山理事长，当时办事处设在苏丹街兆和号。此时广西籍人以广西义山为团结桑梓的机构。1902年2月12日，陈瑞林代表同乡呈文雪兰莪参政司，申请义山执照。1907年吉隆坡华人为达到息争、止讼的目的，在总华民政务司（Chinese Protatorate）的安排下，选出各帮代表，充任仙四师爷庙产业受托人，汤东公为广西同乡代表。1917年经众人讨论，广西义山办事处迁移到苏丹街69号。1922年在任理事认为扩大组织，加强团结的时机已经成熟，倡议创立“广西公所”，获得诸同乡的热烈响应。1923年4月21日正式成立。1952年正式以“雪兰莪广西会馆”为名获得社团注册。[17]从广西会馆成立的经过可以推断，1900年前后吉隆坡的广西人数较少，但出于殡葬的需要，必须申请义山。随后围绕着义山理事会开展同乡活动。而后广西人逐渐增多，方以广西义山理事会为基础，扩大成立广西公所，从而最终演变为广西会馆。这是由义山组织演变为地域性会馆的个案。

由上述可见，三座义山皆为三省人士专属葬地，但其管理模式不仅体现出各自的特色，也是各省族群在吉隆坡发展阶段先后有别的直接反映。广东义山的管理模式体现出了粤籍各地域性会馆组织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福建义山的管理模式体现出了早期福建族群的单一和联合；广西义山的管理模式则体现出了早期广西社群势力的弱小。因此，早期吉隆坡三省社群势力的强弱，从义山管理模式上可窥一斑。当然大马半岛各地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各不相同，也就造成围绕义山各个方言群之间的关系千差万别，最终义山在各地华社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就大相径庭。[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