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吉隆坡福建人社群的籍贯组织：雪兰莪福建会馆

“籍贯”是一个家族族群认定的某一时期的某一位祖先的出生地或曾祖父及以上父系祖先的长久居住地或出生地。恰因如此，无论人们身处何方，个人或群体的社会意识上的童年记忆，恰是对“一方水土”及“同风共俗”的认同。由此唤起人们信任、共存、共护的良知初识，形成难以割舍的人际维系纽带；并由此派生出政治亲和力、社会凝聚力、个人群体信任力等诸多影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发展的潜在因素。对于吉隆坡华人来说，很多人都是在中国出生长大之后南渡，因此籍贯就带有出发时的时代色彩。“籍贯”带有强烈的层次感，在不同的环境适用不同的层次，体现出一种地域上的“差序格局”观。“差序格局”指中国社会结构是以人伦为基石，以己为中心，推出与自己产生社会关系的人群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就像石子投入水中一般，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关系，每个人在不同时间、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也是不同的。[2]在传统的亲属关系之外，同族、同乡、同姓、同窗，乃至门生故旧以及同业等都是重要的社会关系。“差序格局”超越规则的束缚和一切制度化的秩序，成为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根本准则。其中南来马来亚的华人多数单枪匹马，最容易依据的认同层次就是建立在共同方言基础上的“同乡”。[3]由于方言群在语言和风俗上有诸多差异，在缺乏了解和无法沟通的情况下，他们以方言群为划分方式，组成各自的群体。[4]正因于此，籍贯意识是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它因人口流动而加深加固。那些远离故土的南洋华人，更因远离故土，而愈加巩固籍贯意识。作为重要的地缘因素，建立在不同层次的“籍贯”观念上的“同乡”就成为人际交往和获取心理归属感的重要途径。[5]

方言是早期南来华人籍贯认同的重要标志，在吉隆坡亦然。由于大马半岛的福建省人主要集中在泉州和漳州，二地皆以闽南话为主要口语，所以闽南话又被称为福建话，英国人的人口调查数据中所说的福建人“Hokkien”，所指主要是籍贯漳泉者。但是在不同的区域，籍贯福建的社群组成千差万别，吉隆坡就自有其认同的标准。早期南来吉隆坡的福建人集中在泉州辖下的安溪、南安和永春三县，所以这三县籍贯人的势力在吉隆坡福建人中占压倒性优势，反而兴化人和福州人等方言产业群处于劣势。[6]虽然福建人内部次生社群数量不一，但吉隆坡的福建人社群的形成，就是通过省级区域来划分认同界限的。这与吉隆坡福建人所处的华人社会密切相关。

会馆是中国传统籍贯观念的体现。著名史学家何炳棣先生认为：“会馆是同乡人士在京师和其他异乡城市所建立，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业务的场所。狭义的会馆指同乡所公立的建筑，广义的会馆指同乡组织。”[7]指明了会馆的同籍贯特征。顾名思义，雪兰莪福建会馆就是雪兰莪福建籍贯乡亲的同乡组织。早期福建人社群在整个雪兰莪州人数极少。1884年，英国殖民政府为了引进更多资本进入吉隆坡，改变原来客家人一支独大的现状，有意将原来客家人独享的饷码（Farming revenue）承包权转让予来自槟城的福建人。在遭到客家和广府人的反对后，即让福建、客家和广府人一起承包。[8]承包权的转让，连带吸引许多福建和广府人来到吉隆坡，逐渐改变了原来客家人居绝大多数的局面。据英殖民者统计，1891年雪兰莪州仅有福建人4524人，但到了1901年则激增为30507人。[9]19世纪末福建人主要集中在吉隆坡（Kuala Lumpur）、巴生（Klang）和乌鲁雪兰莪（Ulu Selangor）。巴生依赖瑞天咸港（Port Swettenham）的优势发展商业，而吉隆坡则因锡矿业的发展而带动了当地的商业活动。擅长经商的福建人在吉隆坡和巴生这两个城市很快立足，在1885年之前及1904年分别创建福建会馆。

雪兰莪福建会馆对自身在19世纪末的历史已经所知不多。会馆特刊云：“由于三十年代以前文献极为匮乏，献地建馆先贤姓氏，至今不克查考覆实，仅能从断碑残片，缅怀乡先人之丰功，亦希望能有奇迹般的发现来填补这一段空白。”[10]笔者看到这句话是2013年8月在雪隆福建会馆整理义山收据的时候，之后这件事就一直放在心中。直到2017年5月笔者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查找资料时，意外看到力钧在1891年之前到吉隆坡游览，并为募捐建立福建会馆写下的文字，欣喜非常。移录如下：

嘉隆坡为吉隆都会，地处冲要，人多过从，淘沙之傭，动以万数，设冶之户计将千家，越臣之徙，宋氓一廛，游历遂作寓公，村墟渐成乐土。然万里萍踪，遣旅愁而无所；十年匏系，询乡事而何方。则会馆之设不容己也。况吾福建习邹鲁之风，相敦礼让，守李常之治，但事诗书，即或南来做客，东望故山，而榕海云烟，鹭门风月，未尝不历历在目，眷眷于怀，借非留宾有馆畴洗征尘；习礼有庭畴行乡饮。赵君士祝于光绪十三年特集同人创行盛举，流泉夕阳，合形方之相度，竹头木屑，极匠氏之经营，朴斫方新，丹雘未竟，掘井大有及泉之望，末驽转嫌，穿缟之艰，以经费不充，辍然而止，于是佥举邱君德脩继之。德脩为忠波观察叔子，夙承家训，绰有父风，贾谊少年，季布重诺，善创善因，其难其慎，……故园耆旧，同里贤豪，倾囊底之余赀，节杖头之琐费，相助为理藉手观成……若夫习巫来由之语言，熟欧罗巴之形势，小则效法党庠，振兴文教，大则激扬忠义，图报国恩。则因会馆晤谈，既数感发，遂当此福建之幸，抑不止福建之幸也。[11]

这段话交代了雪兰莪福建会馆成立的早期历史情况，可补史实之阙。如今雪隆福建会馆追溯创建历史在1885年，从上文可知雪兰莪福建会馆到光绪十三年（1887）方才进行会馆建设。当时号召建设的是赵士祝，应该是当时的会馆领袖。但是因经费问题创建工作并未成功。继而由邱德脩接手，他是邱忠波侄子。在力钧笔下，“海外商务之大，君（邱忠波）为最。中国则上海、宁波、厦门、香港、汕头，海外则新加坡、槟榔屿、满剌甲诸埠，其余吉隆、白蜡之锡矿，西贡、仰光之舂米，机器有轮船十数艘为之转运，受腹心之寄任，指臂之劳，凡四五千人，仰而食者则不可数计焉。……忠波字如松，福建海澄人，十五客槟榔屿，卒年六十，海防赈捐出力奖叙候选道加二品衔”[12]，可知他是新江邱氏成员，经商规模很大。笔者曾在吉隆坡福建义山收据里发现新江邱氏成员的墓碑，但是未有姓名为邱忠波和邱德脩者，可能他们葬回了槟榔屿。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二十年内，雪兰莪州的福建人的数量急剧增长。到1911年的英属马来联邦政府统计人口的时候，仅吉隆坡就有福建人（即操闽南话者）12448人，兴化人有3554人，福州人有1383人。[13]很明显，20世纪初的时候，福建人中开始出现了兴化人和福州人的群体。1885年即成立的雪兰莪福建会馆早期虽然是仅以闽南方言群为主，但事实上，随着兴化人和福州人的进入，福建会馆的董事群体的构成也必须要涵盖兴化与福州籍。

早期华人社团的功能，是照顾同乡（地缘性社团）和同宗（血源性社团）在各方面的利益与福利。颜清湟教授根据马六甲应和会馆和吉隆坡广肇会馆的记录，做出很有见地的总结。他认为华人地缘性社团的功能主要有宗教和社会职能、福利职能、仲裁职能。[14]自然雪兰莪福建会馆也具备这些基本职能。对吉隆坡福建人社群意识的形塑来说，雪兰莪福建会馆的凝聚力作用是明显的。通过会馆，将福建省内在吉隆坡的次生社群领袖吸收进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在面对以客家和广府人为基础的广东人社群时，使基于福建省行政区划的福建人社群意识得到增强。而最起码的会员籍贯就是以清末民国福建省行政区域为地理界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