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FOREWORD
“万物分崩离析；中心难以维系……一准是某种启示已近在眼前……”
叶芝写下这首诗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阴霾刚刚散去，又正值 1918—1919 年大流感肆虐，他怀孕的妻子因为感染上流感而卧床不起。2016 年，“万物分崩离析”这句诗被引用得比以往任何时间都要频繁。1当变革似乎势不可当之时，人们从这首诗中捕捉到了某种不祥之感。近些年，2008 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动荡余波未停，世界政治分歧日益加剧，环保抗议此起彼伏，新冠肺炎疫情大肆流行。大动荡时期，社会或将面临彻底重组，而重组结果则取决于现有制度、当权者及主流思想。2
近年来，我看到很多设想、制度和规范逐渐崩塌，而正是这些设想、制度和规范塑造了我们所处的世界。我曾用 25 年时间致力于国际发展工作，亲眼见证“让贫困成为历史”（making poverty history）运动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善。人们的生活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然而，世界上仍有不少地区的人们感到失望，这在政治、媒体和大众话语中都有所体现。日渐加剧的愤怒和焦虑情绪与人们的不安全感、对未来的无力感不无关联。我很长时间以来从事研究的战后国际合作体系，也随着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逐渐失去支持。
2020 年开始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让这一切格外凸显。那些工作不稳定、没有医疗保障的人所面临的风险显露无遗。从事“基本工种”的人往往薪资最低，但没有他们，社会就无法运转，我们对彼此的依赖也随之显现。没有银行家、律师，我们仍然可以生存，但我们不能没有食品杂货商、护士和安保人员。通过这场疫情，我们可以看出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不光是为了生存，还为了履行社会责任。
危机亦是新机。有些危机能带来好的决策，让社会变得更好，比如为了应对大萧条而出台的罗斯福“新政”以及二战后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有些危机则会播下新问题的种子，比如一战和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应对不力引发了民粹主义反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影响仍有待观察，最终它能否带来社会的进步要取决于现有理念和最终的政治抉择。3经过大量阅读、倾听、思考和交流，我发现社会契约（即支配我们如何在社会中共同生活的一套政策和规范）这一理念有助于理解和定义应对当前挑战的可替代性解决方案。
目前，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以下简称“伦敦政经”）任校长。多年来，那些塑造了世界各地社会契约思想的理念中，很多都是出自这里。关于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思考由来已久，费边社及伦敦政经的创始人比阿特丽斯·韦伯和西德尼·韦伯是这方面的先驱。比阿特丽斯花费数年在伦敦最贫穷地区搜集数据，亲眼见证了贫困的影响。作为 1909 年皇家济贫法委员会成员，她撰写了一份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报告，驳斥了英国严苛的济贫院制度和不成体系的穷人保障项目。在该报告中，她认为英国应采取一种新社会契约：“保障所有性别和阶层的人都能过上合乎国民最低标准的文明生活，具体而言，年轻人能获取足够的营养、接受培训，体格健全的人能领取一份足以维持生计的工资，生病的人能得到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人或老年人能维持一种基本的、稳定的生活。”4100 多年后的今天，这仍然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愿望。
威廉·贝弗里奇（1919—1937 年担任伦敦政经校长）著有一篇影响力巨大的报告（即 1942 年发布的《贝弗里奇报告》），其中反映了比阿特丽斯的观点。贝弗里奇在报告中提出把英国建设成现代福利国家，并设计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以及涵盖最低收入、失业保险和养老金的一套综合体系。《贝弗里奇报告》具有革命性意义，对英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进行了彻底重组。为了了解这一重组状况，人们不惜排长队购买，以至其发行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份政府文件。报告中的大多数建议在克莱门特·艾德礼担任首相期间得到实施。艾德礼曾任教于伦敦政经，他之所以能够当选首相，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他支持《贝弗里奇报告》。尽管韦伯夫妇和贝弗里奇研究的对象是英国，但其观点对整个欧洲、大部分后殖民世界，特别是印度、巴基斯坦、东亚、非洲和中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5
在接下来一次的社会大重组中，伦敦政经依旧居于核心地位。当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刚从维也纳移居英国不久，是伦敦政经的教授，他于 1944 年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后来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认为，贝弗里奇所提倡的干预型政府会将社会拉向极权主义道路。他所强调的个人自由和市场效率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打下了基础。1950 年，哈耶克离开伦敦政经到芝加哥大学任教。在那里，他专注研究自由主义与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其观点影响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并为之后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的政治哲学以及他们对个人主义与自由市场的重视，都要归功于哈耶克。6哈耶克在中东欧也极具影响力，其著作被推动苏联解体的异见人士奉为圭臬。
随后出现的“第三条道路”试图定义一种新的方案，以替代费边派的政府干预主义和哈耶克的放任型市场自由主义。1998年，随着安东尼·吉登斯（1997—2003 年担任伦敦政经校长）的《第三条道路》出版，伦敦政经兴起许多主张利用市场手段实现平等主义目的的理念。7这些观点得到世界各地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家的支持，包括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巴西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以及南非前总统塔博·姆贝基等等。但在 2008 年经济大衰退后，人们对“第三条道路”的支持冰消瓦解。经过这场金融危机，世界各地的中间派领导人逐渐被民粹主义者取代，“第三条道路”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因而，我们需要探求一种新模式。技术和人口的深刻变化挑战着旧有的社会结构。气候危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经济重创揭示了，我们现有的社会契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灵。本书试图厘清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而且更重要的是，尝试对适应 21 世纪的社会契约提出新的见解。本书提出的社会契约并非蓝本，但我希望它能够促进讨论，为指引未来政策的发展方向做出一定的贡献。
本书覆盖范围广泛，涉及问题繁多，试图从全球性视角探讨各类问题，有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我所述的观点存在例外情况。本书大量引用经同行评议的期刊中的学术研究，并应用元分析统计法对有时多达数百条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大多数专业资料的出处已注明。我非常重视实证研究、专业知识以及严格缜密的辩论，还就文献中不同国家针对社会成员对彼此应尽的义务问题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这些判断不可避免地建立在我个人的家庭情况、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之上，并受到社会和国家的影响。我对经济学的兴趣源于我对社会中机会结构的求知欲望。小时候，我常去埃及的村庄探望生活在那里的表亲，总能看到一些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但她们无法接受教育，只能在田间辛苦劳作，对于自己将来会嫁给谁、生育几个孩子几乎没有选择。我拥有她们没有的机会，这看起来有非常大的随机性并且很不公平——我原本可能会成为她们中的一员，她们原本也可能轻易地成为像我这样的人。20 世纪 60 年代，我家的大部分土地和财产被埃及政府收归国有，我们移民到美国，也就是我父亲求学的地方，我所面临的机会由此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我的父亲拥有化学博士学位，对他而言，学习知识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道路。“别人可以拿走你的一切，除了知识。”这是他经常重复的格言。当时的美国南部地区正处于废除学校种族隔离所带来的动荡与紧张局面中，面向我们的教育机会参差不齐。为了与不同种族的学生一起就读，我已记不清曾被校车送到过多少所学校。有的学校拥有优秀的师资，有的学校的头等目标就是生存。每到周末，我母亲就会带我去当地的图书馆，它们是我的救星。我是好几家图书馆的会员，因为每家图书馆都有借书上限，这样我每周就可以借尽可能多的书，然后窝在家里的沙发上一读就是很长时间，从书本中探索世界。
在攀登上教育质量的阶梯之后，对机会结构的求知欲引领我从业于经济学和发展领域，我曾先后在世界银行、英国国际发展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英国央行任职。我喜欢大学，在大学里工作了 18 年，但我大部分的职业生涯还是与政策制定有关。特别之处可能是，我的工作足迹遍布众多国家——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如南苏丹和孟加拉国，到最富有的国家，如英国或欧元区国家。我还与许多政界人士共事过——在英国，我担任过工党政府以及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的常务秘书；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与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数百名政治家共事。这种作为政策学习者和政策从业者的视角将贯穿本书。
基于 25 年来在各大国际经济机构的工作经历，我认识到在不同国家间分享经验大有裨益。当然，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性，特别是在某些问题上具有个性，比如社会契约中个人与集体的平衡问题。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更注重个人自由；亚洲的一些国家倾向于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偏好之上；欧洲国家则处于两者中间，试图在个人自由和集体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每一种共性背后都存在许多例外，它们可以告诉我们如何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我们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有的是一系列选择和权衡，它们具有不同成本与效益，并折射出多种价值判断。
除了具有全球视角并聚焦解决方案，我还尝试让本书更加贴近个人。对我而言，社会契约的条款内容不是某种专属于技术官僚和政策专家的抽象活动。有关教育体制的组织方式、医疗保健服务的资金来源，或者人们失业后的处境等政策选择，对每一个人都意义重大。正是它们让我与那些埃及农村女孩的生活截然不同。因此，本书围绕我们大多数人都会经历的人生阶段展开——育儿、教育、生病、求职和养老。我希望这种视角能让这些重要问题通俗易懂，并且能鼓励我们所有人对这些重大事项形成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