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瓦解了社会契约？技术和女性角色的转变

过去，社会契约在社会剧变中被重新定义——大萧条给美国带来了罗斯福新政；两次世界大战为英国《贝弗里奇报告》的提出提供了背景；去殖民化运动促使能动主义政府热切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衰退和通胀为撒切尔改革及里根改革提供了思想变革的环境，并进而影响着当前的一些政策思路。这正是我在本书中的论点，即现在的许多挑战——民粹主义的抬头、对全球化和技术的抵制、2008 年金融危机后经济的受创、新冠病毒的大肆流行、有关女性社会角色和种族主义的文化斗争，以及针对气候变化的青少年抗议，构成了新社会契约的前导。

直到 20 世纪末，社会契约一直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即家庭中有且仅有一名男性养家糊口，女性负责照顾子女和老人。一般还存在这样的假定，即人们一旦走进婚姻后就不会离婚，并且只在婚后生育。人们职业稳定、变动很少，在学校得到的教育及学到的技能足以受用终身。大多数人只有几年的退休时间，老年的生活所需由家庭提供。

以上假定仍是当前社会契约中许多条款的基础，但现实情况已远非如此。当今世界一半的女性受雇于劳动力市场且女性就业率几乎在全球都有增长趋势。在发达经济体中，1/3~1/2 的婚姻以离婚告终；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离婚率虽然相对较低，但在普遍上升。非婚生子女的比例日益增长。普通劳动者在其工作生涯中换工作的次数变得更多，技术还可能加剧这一趋势。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处于正式部门（规定合同义务并定期支付工资的固定工作）劳动者人数日益增加的早期阶段，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呈现出非正式性，因为有更多劳动者受雇于几乎没有福利的不稳定工作。

20 世纪末，技术发展和女性角色的改变成为现行社会契约的两大压力来源。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技术创新，比如互联网和集装箱运输，极大地减小了通信成本和运输成本，实现了通过全球一体化供应链使用来自多个国家的零部件生产商品，掀起了最新的全球化浪潮。32大部分制造业从发达经济体转移到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其结果是许多发达经济体内工业社区中产阶级的工作岗位出现空心化。33各国总体上变得更富裕，但也变得更不平等和更不稳定。包括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技能水平较低的劳动者深受其害，而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较高的劳动者收入见涨。在劳动力市场监管不严的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劳动者很容易被解雇，这导致技能水平较低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在劳动力市场监管较严的欧洲大陆，这意味着技能水平较低的劳动者的失业率很高，因为企业不愿意增设岗位。

另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新增数百万制造业就业人口，这些经济力量让世界见证了前所未有的脱贫速度。图 3是为众人所熟识的“大象曲线”，形象地展现了从 1989 年柏林墙倒塌到 2008 年大衰退期间全球收入分配情况。这段时间，技术创新和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是收入最高的 1%人群——位于曲线最右侧。其他主要受益者是位于全球收入分配第 10—60 百分位的人群——代表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和中产阶级。收入损失最大的人群是发达经济体的下层中产阶级，他们位于全球收入的第 70—90 百分位。

图3 在近期的经济增长中，收入排名前1%的人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受益最多

这是在发达经济体引起政治不满的主要因素之一。曾经在制造业这样的部门拥有高薪工作、期望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劳动者陷入挣扎。有人将其归咎于全球化，有人将其归咎于移民。事实上，虽然全球化加速了变革的步伐，但是证据表明，技术进步才是造成发达经济体中低技能水平劳动者工资减少的罪魁祸首，能从技术进步中受益的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不用说，人们越来越憎恨收入最高的 1%人群，是他们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中得到了好处。

但事情本不必如此。假如国家能出台政策帮助劳动者适应新形势，那么负面影响就会大大减少。例如，在美国，面对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一项名为“贸易调整计划”的政策应运而生，为劳动者提供培训、安置补助及工资保险。但该政策长期资金不足且准入门槛较高，以至于几乎没有人能从中受益并找到新工作。34面对移民的迅猛增多，英国出台了一项帮扶地方政府的应对政策，名为“移民影响基金”，但可用资金太少。相比之下，有些国家做得更好，比如丹麦，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上投资更多，为所有劳动者提供慷慨的支持，以帮助他们应对经济动荡。

社会契约的另一大压力来源是接受教育的女童以及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大规模增多。几乎世界上的每个女童如今都能获得初等教育，大多数国家接受中等教育者的性别差距已经消失，接受大学教育的女性人数有史以来首次超过男性。教育发展带来的一个影响是，一半左右的女性现在就职于正式劳动力市场，这让她们无偿为家人提供照顾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比如挪威和瑞典，以及最贫穷的非洲国家，比如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尔，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最高（60%~80%）。35在南亚和中东，尽管女性教育得到推进，但传统观念阻碍了女性角色转变的进程，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往往最低（20%~40%）。36南亚和中东的人口仍然年轻，女性花更多时间无偿地照顾子女。但这种情况在未来几十年必将改变，因为女性教育正在改变女性的偏好和机会。

在女性用于无偿家务劳动的时间更少的地方（比如有自来水或节省体力的家电），或者当男性分担家务劳动时，女性在外工作的能力提升得最快。37还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在那些家庭福利（比如儿童托育和育儿假）支出更多的国家，更多的女性得以外出工作。在那些不提供类似福利的国家，女性的就业率相对较低。

尽管如此，劳动力市场女性增多的总体趋势很可能将加快并蔓延至全球，给社会契约带来重大影响。随着制造业就业人口（男性居多）所占比例下降，医疗保健和教育等服务行业岗位（往往是女性就业者居多）增多，女性就业将进一步扩大。随着从高校毕业的群体中女性占比超过男性，女性在劳动力中的占比只会有增无减。

与此同时，经济压力将不断促使政策制定者想办法充分利用女性人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估计显示，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距能使劳动者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使其在岗位上做出最大贡献，因此不仅能增加经济产出，还能提高整体生产力水平。38其潜在的经济效益巨大。更高水平的女性就业率对于维持政府预算尤其是养老金预算十分关键。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已经认识到，促进更多女性就业和缴纳养老金对赡养老龄化人口至关重要。第 2 章将展示抚养子女方式的改变如何促进女性人才的更好利用。